第3章
寒夜惊变------------------------------------------，比春子想象中还要难熬。，她终究没去火车站候车室，也没去桥洞子。，她拖着伤腿又走了三条街，找到一家藏在巷子深处的招待所。，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收了三十块钱，扔给她一把钥匙。，一张铁架床，一床薄得能透光的被子，窗户关不严，夜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呜呜地响了一整夜。。，蜷在床角，听着窗外的风声，一夜没睡踏实。，总觉得有人在敲门，惊醒过来，又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额角的伤口在半夜里疼得最厉害，一跳一跳的，像有人拿针在骨缝里一下一下地戳。，发现伤口周围的皮肤有点发烫，心里沉了一下——别是发炎了。，也没有多余的钱去看医生，只能忍着。，春子把那三十块钱一晚的招待所也退了。，太贵了。她得把钱花在吃饭上，花在能让她活下去的地方。，她像一个游魂，在省城的大街小巷里飘来飘去。，晚上找住处。找工作的路比找住处更难。，没有经验，没有本地户口，甚至连一张像样的***件都拿不出来。
她出门时只带了户口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边角都磨毛了。
去餐馆问要不要洗碗工，老板娘看她一眼，说招满了。
去工地问要不要小工，包工头扫了一眼她细嫩的胳膊，笑了一声，摆摆手让她走。
去服装店问要不要店员，店主说你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怎么招呼客人？
春子确实说不利索普通话。
她在镇上长大，从小到大说的都是方言，跟石头说方言，跟镇上的人说方言，她从来不知道，原来“说话”这件事也能成为一道门槛。
她站在服装店门口，张了张嘴，想说一句“我可以学”，可那几个字用普通话讲出来，别扭得像是嘴里含了一颗石子。
店主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她别挡着门。
她低着头走了。
那天晚上，她蹲在路边，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布鞋。
鞋底快磨穿了，右脚大拇指露了个头，袜子破了一个洞，脚趾头冻得发紫。
她盯着那个洞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自己的日子就像这只破了洞的袜子，不管怎么使劲兜着，总有东西要漏出去。
钱越来越少。
她每天的伙**确到馒头。
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不吃。馒头三毛钱一个，她一次买五个，用塑料袋裹紧了塞在布包里，硬了也舍不得扔，就着凉水往下咽。
偶尔路过包子铺，闻到**子的香味，她的胃像被人用手狠狠攥了一把，疼得她弯下腰去。
可她买不起。一个**子要八毛钱，够她吃三个馒头。
到省城的**天，她身上只剩不到四百块了。
第五天，她终于找到一份活——在菜市场帮一个卖菜的大姐搬菜。
天亮前到**市场把菜搬上三轮车，蹬到菜市场，再搬下来，码好，干一天给十五块钱。
大姐看她瘦，怕她搬不动，春子二话没说，扛起一筐土豆就走。
额头上的伤疤扯着疼，右腿膝盖每走一步都嘎吱嘎吱地响，她咬着牙一声没吭。
干了两天，挣了三十块。
大姐说菜摊生意不好，不用她了。
春子攥着那三张皱巴巴的十块钱，站在菜市场门口，闻着满世界的烂菜叶子味儿，觉得自己跟那些被踩烂的菜叶子也没什么区别——都是被人挑剩下的。
第六天，她在天桥底下睡了一宿。
不是找不到旅馆，是不敢再花钱了。
天桥底下有四个铺盖卷，住着三个捡瓶子的老头和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女人。
那女人递给她半瓶水，问她从哪儿来的，她说从乡下。女人就没再问了。
那天夜里起了风，冷风从天桥底下穿过去，刮得人骨头缝里都是凉的。
春子裹着那件临走时顺手抓的外衣，缩在水泥柱子的背风面，一整夜没睡着。
她看着天桥上来来往往的车灯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光，亮一下，又灭了，亮一下，又灭了。
她想，这大概就是自由的代价。
到省城的第七天，春子看到了那张红纸。
它贴在一家小酒馆的木门旁边，被风吹得卷了边，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招后厨帮工，包吃包住。”
“包吃包住”那四个字，像一根烧红的烙铁，烫得她眼睛发疼。
她站在那张红纸前面，足足站了五分钟，把上面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确认那四个字是真的存在，不是饿昏了头产生的幻觉。
包吃。包住。
不用再啃馒头。不用再数着钢镚算今晚能住哪儿。不用再蜷在天桥底下听风声。
春子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木门。
酒馆不大，大堂里摆着五六张方桌，墙上贴着发黄的菜单，空气里有一股陈年的油烟味儿。
老板姓胡，四十来岁，矮胖身材，圆脸，眼睛不大，说话慢吞吞的，看起来是个老实人。
他上下打量了春子几眼，问了几句从哪里来、会不会做饭之类的话，春子一一答了。
他说后厨的活不轻松，每天要择菜洗菜、搬菜搬煤、洗碗刷锅，从早干到晚，一个月给八十块钱，管吃管住。
春子二话没说就点了头。
八十块。
管吃管住。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
老板把她领到后院，推开一扇矮门。
房间很小，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墙上挂着一面裂了缝的镜子。几个废酒瓶子随意的丢在角落。
窗户对着后巷，外面堆着几个啤酒箱和一辆报废的三轮车。
条件比镇上石头的辣椒厂差远了，可春子觉得挺好——起码有床，有被子，有屋顶，门上有插销，能锁上。
能锁上门。
这个发现让她松了一口气。
她把布包放在床上，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躺了下去。
脊背贴**板的那一刻，她差点哭出来。
七天了。
这是她七天以来第一次平躺着睡觉。
酒馆的日子是辛苦的，但春子不怕辛苦。
她从小干活长大的，择菜洗菜、搬煤生火、洗碗刷锅，这些活她闭着眼睛都能干。
后厨的大师傅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姓刘，脾气不太好，动不动就骂人，但人不坏。
他看春子手脚麻利、不偷懒，骂了两天也就不骂了，偶尔还会把炒菜时多出来的一勺菜拨到她碗里。
春子端着饭碗蹲在后厨的角落里，把那勺菜拌进饭里，一口一口地吃，每一口都嚼很久，舍不得咽下去。
这是她来省城之后，吃的第一顿热饭。
可日子并不安稳。
从第5天开始，春子就注意到了一件事——老板的眼睛，总在看她。
一开始她以为是自己多心了。
老板是个话少的人，平时跟伙计们说话也就那么几句，对她也没什么特别的。
可渐渐地，她发现不对。
她在后厨洗碗的时候，一抬头，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她。
她去院子里的水龙头打水，老板会在不远处的台阶上坐着喝茶，眼睛跟着她走。
她去搬煤，搬完了一转身，老板就在她身后，近得她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和酒味。
“胡老板。”她低低地叫了一声，低下头，侧身从他旁边绕过去。
“嗯。”老板应了一声，眼睛还是黏在她身上。
那种目光，春子说不上来。不是镇上人看她的那种目光——镇上人看她，是看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大姑娘，带着点打量，也带着点善意。
老板的目光不一样，像一条湿漉漉的舌头，从她脸上舔过去，从脖子滑到腰，从腰滑到腿。
她浑身汗毛倒竖，却说不出一句话。
她只能躲。
在酒馆里，她尽量不跟老板单独待在一个空间里。
大师傅在的时候她靠近大师傅，伙计们在的时候她靠近伙计们。
晚上回到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把门上的插销插好，再用那把破椅子顶上。
她试过，插销有点松，使劲推的话能推开。
那把椅子也轻，挡不住什么。
但她没有别的办法。
她跟自己说，再忍忍。
再干两个月，攒下一百多块钱，她就走。
去上海找成才哥。
成才哥说过，到了上海打他电话，他会帮她。
那颗水蜜桃糖的味道她还记得，那只口琴的声音她还记得，成才哥说话的声音她还记得。
他说过，那里的女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成为谁就成为了谁，没有人能替她们做决定。
再忍忍，攒够了钱，就能去那个地方了。
出事那天，是春子到酒馆的第十五天。
那天酒馆的生意格外好，大师傅从下午四点就没停过锅铲，灶火烧得呼呼的，整个后厨像蒸笼一样闷热。
春子一直在水池边洗碗，两只手在水里泡了一整天，手指肚都起了皱，指尖的皮被洗洁精烧得发白。
汗水从额角淌下来，流过那道还没好透的伤疤，刺刺地疼。
晚上十点多，最后一桌客人终于走了。
大师傅收拾完灶台，跟春子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几个伙计也陆续离开，住在城里的回家，剩下的两个学徒去前堂通铺睡了。
春子一个人把后厨收拾干净，把第二天要用的菜搬进搬出，分拣清洗妥当。
干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
整座酒馆安静下来。前堂的灯灭了，通铺那边也没了声。
春子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后院那间小屋，把门关上，插好插销，又把椅子顶上。
屋子里闷得像蒸笼，窗户外面是后巷，堵着一堵墙，一丝风都透不进来。
春子出了一身汗，身上黏糊糊的。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外衣脱了，只留一件贴身的旧汗衫。
反正门锁了，反正大家都睡了。她打了半盆凉水，用毛巾擦了一遍身子。
凉水碰到皮肤的一刹那，她打了个哆嗦，但很快就被凉意带来的舒爽取代了。
她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么踏实地洗过一次了。
擦完身子，她换上干净的贴身衣服，正准备躺下。
就在这时，门响了。
不是敲门。
是有人在外面推。
插销咔嗒一声响，松动的铁片在门框上弹了一下。
春子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谁？”
没人回答。
又推了一下。
这一次力气更大，门缝开了一条小口，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一道尖利的声响。
春子从床上弹起来，一把抓过外衣往身上裹，眼睛死死盯着门缝里透进来的那线昏黄的灯光。
门缝越来越宽，一只手伸进来，手指粗短，指节上长着黑毛，正在拔那个插销。
“胡老板。”
她听出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说。”
“开门。”
就两个字。
不是商量的语气，是笃定的。
笃定她跑不掉，笃定这扇门挡不住他，笃定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外地丫头，不敢喊，不敢闹，不敢做什么。
插销被他拔开了。
椅子被他推翻了。
门开了。
老板站在门口，身形把门框堵得严严实实。
昏黄的灯光从他背后打过来，脸上全是阴影，看不清表情，只能看见那双眼睛，亮得瘆人。
反手把门推上，锁死。
春子后退，膝盖窝撞到床沿，一**跌坐在床上。
后颈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耳膜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快，震得她胸腔都在发麻。
“胡老板，你——”
话没说完，扑上来了。
那只手粗壮、滚烫、汗津津的，一把攥住她的手腕，力气大得她骨头都要断了。
汗味、酒味、烟味、炒菜的油烟味搅在一起，像一堵墙，朝她压过来。
另一只手箍住她的腰，肥厚的手指掐进她腰侧的肉里，把她往床上摁。
春子整个人懵了一瞬。
大脑像被人拔了电源，眼前全是白茫茫的雪花。
然后，恐惧像冰水一样从头浇到脚。
“放开我！”
她开始挣扎。
拳打、脚踢、指甲挠、牙齿咬，能用的都用上了。
可她的力气太小了。她一个饿了好几天、浑身是伤的小姑娘，怎么挣得过一个一百八十斤的中年男人。
她的手腕被按在枕头上，压得死死的。
他的膝盖顶着她受伤的右腿膝盖，疼得她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那个还未愈合的伤口被粗暴地碾压，钻心的疼痛从膝盖一路窜上脊椎，疼得她浑身痉挛。
她听到自己的汗衫在撕扯中断裂的声音，听到他在耳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听到床板在身下嘎吱嘎吱地响。
羞耻像一把生锈的刀子，扎进她的胸口，狠狠搅了一圈。
她想起小时候寄人篱下，蹲在灶台边吃剩饭。
想起那个老板娘骂她是“赖账的乡下人”。想起那记响亮的耳光，想起推歪方向盘时那种决绝的疯狂。
想起她一个人在公交站台上看着路灯，跟自己说：我偏要活给他看。
她不能死在这里。
她不能烂在这里。
她拼命转动脖子，在昏暗中疯狂地扫视——枕头、被子、墙壁、桌角——直到她的视线撞上一样东西。
墙角。
一只空酒瓶。
那是之前住这屋的人留下的，她搬进来时还想着要扔掉，后来忘了。
春子使出全身仅剩的力气，把手从老板的钳制中挣出半寸，指尖拼命往桌边探去。
差一点。
再差一点。
她的手指碰到了玻璃冰凉的表面，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它拨向自己——
抓住了。
她握紧瓶颈，没有犹豫，没有思考，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回手朝着那个模糊的轮廓，用尽全力砸了下去。
酒瓶碎了。
闷响在狭小的房间里炸开，瓷片四溅，有几片划破了春子自己的手臂。
老板发出一声低沉的痛呼，捂着头从她身上滚了下去。
春子没有看他。
没有看他头上的血流了多少，没有看他是不是在动，没有看他的眼睛里是什么表情。
她一把抓起床边的外衣，连穿都来不及，胡乱裹在身上，踉跄着冲出门。
门被她撞得哐当一声巨响，在深夜里炸开来，像一声惊雷。
院子里漆黑一片。
她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什么也顾不上，只知道跑。
打开后门，冲进巷子。巷子里的碎石子硌进她的脚底板，尖锐的疼痛从脚底窜上来，她跑得更快了。
深夜的街巷空无一人。
路灯昏黄，把她的影子拉成一条细细的线，像是随时会断掉。
风灌进她裹着的外衣里，灌进她的喉咙里，像冰碴子一样扎人。
她能听到自己的喘息，粗重，急促，带着哭腔，可眼睛是干的。
跑了多久？不知道。
跑了多远？不知道。
直到确定身后没有脚步声，没有追来的人，没有那座噩梦般的酒馆。
双腿才像被人抽了筋一样，软了下去。
她跪倒在路边，双手撑着冰冷的地面，大口大口地喘气。
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冷，不是因为累。
是因为她刚才差点就没了。
差点就被撕碎了，差点就烂在那间连窗户都透不进风的小屋里，跟那些被踩烂的菜叶子一样，悄无声息地烂掉。
她跪在地上，低着头，看着自己。
外衣里面裹着被扯得不成样子的贴身衣物，光着脚，脚底板被石子和碎瓷片割出好几道口子，血和泥混在一起，脏得不成样子。
手臂上被瓷片划破的地方还在往外渗血，混着汗，顺着胳膊往下淌。
右腿膝盖重新肿了起来，青紫的颜色比之前更深，几乎发黑。
春子看着这样的自己。
狼狈到这种地步，屈辱到这种地步。
一颗眼泪终于砸在地上。
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
她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蹲在深夜的空巷里，肩膀剧烈地抖动，一抖一抖，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小兽。
所有的疼痛——额角的、膝盖的、手臂的、脚底的——和更大的、说不出口的疼痛混在一起，堵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她想起母亲走的那一天。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邻居婶子们把母亲抬出去，她不懂死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母亲不睁开眼睛了。
她拉着母亲的手，那只手一天天凉下去，再也不会捏她的小脸，再也不会在冬天把她的手捂在怀里。
后来她明白了，死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她想起父亲把她扔在二婶家的那一天。
他的背影晃悠悠地消失在土路尽头，她追到路口，被石头绊了一跤，磕破了膝盖。
没有人帮她擦血，没有人问她疼不疼。
她坐在地上哭了很久很久，哭到嗓子哑了，哭到天黑了，才自己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回那个不欢迎她的院子。
她想起石头给她那一巴掌。
不是最疼的。
最疼的是他说“回家我就跟你好好说”时的语气，跟安排发货日期一模一样。
她在他眼里，就是他雷家的一件东西。
一只会剁辣椒的手，一个会生孩子的肚子，一个永远不会说谎的物件。
她想起公交站台对面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她低头亲了她女儿一口，亲在额头上，轻轻的，软软的。
那个小女孩笑了，脆生生地喊了一声妈妈。
春子坐在雨里，隔着一条马路，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她没有妈妈了。
她没有家了。
她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她什么都没有了。
哭声渐渐停了。
春子抬起手，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
手背上是血、汗、泥和眼泪的混合物，擦在脸上，留下几道脏兮兮的印子。
她站起身来。
脚底板的伤口踩在冷硬的路面上，疼得她龇了龇牙。
可她没有再蹲下去。
她抬起头。
巷子的尽头是一条河。
月光照在河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光，随着水流缓缓地往下游走。
河面泛着幽暗的波光，流水潺潺，在这深夜里听来格外温柔。
像是有人在轻声说：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就不累了，就不怕了。
春子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着河边走去。
脚底的血印在石板路上，一步一朵暗红色的花。
河面的水汽扑面而来，凉得透骨。
她站在河岸边，低头看着脚下黑黢黢的河水。
水在流，静悄悄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要再往前一步，一切就都结束了。
不用挨饿，不用受冻，不用被人欺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在这个世界上像皮球一样被丢来丢去。
妈妈就在那边。
她闭上眼睛。
脚抬起来了。
风忽然大了。
河面上卷起一阵凉风，呼地一下灌进她裹着的外衣里，把她散落的头发吹得糊了一脸。
风里夹着一股味道——水草的味道，淤泥的味道，远处谁家厨房里飘出来的油烟味，还有她身上洗不掉的、渗进皮肤纹理里的味道。
辣椒的味道。
那股味道明明应该早就散了。
她离开山村已经这么多天了，那件衣服泡过水，被汗水浸透无数回，在天桥底下被风吹过，在小酒馆的后厨被油烟熏过，按理说，什么味道都该没了。
可她没有闻错。
就是辣椒。
是那种新鲜的、刚从地里摘下来的、红彤彤的小尖椒。
石头家辣椒厂里，那股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呛得人眼泪直流的气味。
她忽然想起七岁那年，母亲还活着。
也是这样的深秋，山里辣椒红了，母亲带她去地里摘辣椒。
她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辣椒会辣手，摘了半筐，手指头辣得又红又肿，疼得嗷嗷哭。
母亲蹲下来，捧着她的小手，放在嘴边一口一口地吹气，说：乖囡不哭，等辣椒腌好了，娘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糟辣椒炒肉。
母亲死在那年冬天。
糟辣椒炒肉这道菜，她再也没有吃到过。
但她记住了母亲吹气的样子。记住了母亲捧着她的手，轻轻柔柔的，像是捧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后来她长大了，会自己剁辣椒了，每一次被辣到，身边都只有石头。
石头不会吹气，石头只会骂她笨，然后一把拽过她的手，笨手笨脚地给她涂牙膏。
她嘴上嫌弃石头涂得乱七八糟，心里其实是暖的。
石头。
春子闭着眼睛，站在河岸边缘，脚尖已经踩到了湿滑的泥土，只要再往前一寸，整个人就会滑进河里。
可是——
石头的脸忽然浮现在她面前。
不是他打她时的样子，不是他像安排发货一样安排结婚时的样子，是另一个瞬间。
是那年夏天，辣椒厂机器坏了，她朝他脸上扔辣椒，他满身辣椒碎地站起来，一把把她搂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
她听见他胸腔里的心跳，咚，咚，咚，跟石头一样沉。
“疯丫头，”他说，“等这批货出完，咱们去把证领了。”
那时候她想，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
可那时候，她也是真心觉得，就这样也挺好。
河水还在流。
那温柔的水声还在说：过来，过来。
春子睁开眼睛。
她把那只悬在半空的脚，缓缓地收了回来。
不。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不能让那个打了我一巴掌的男人听到这个消息，坐在我们待过的辣椒厂里，低着头抽一根烟，然后跟别人说：她就是活该，作天作地的，早晚得出事。
我不能让他用那种语气说我。
我不能让他说对了。
我不能。
晚风又起，掠过河面，卷起她散落的发丝，也卷走了她眼底最后一丝软弱。
她站在河边，衣衫凌乱，满脸泪痕，光着脚，脚上全是血，狼狈得不像一个人。
可她的眼睛忽然亮了。像有人在黑透了的灰烬里拨了一下，露出一星暗红色的火种。
那个声音从心底升起来，不是别人的声音，是她自己的。
跟前些天，在公交站台上说“我偏要活给他看”时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不是对石头的恨，也不是给谁看的倔强。
只是她自己想活。
这座省城，带给她的不是安身立命的希望，而是遍体鳞伤、无地自容的绝望。
这地方再待一天，她就真活不了了。
可她不想死。
她想活。
想活得像个人。
一个念头从心底升起来，越来越清晰，像刀子划过毛玻璃，唰地一下，什么都看见了。
上海。
去上海。
去找成才哥。
不是去依靠他，不是去等他救她。是借他一只手，从泥潭里爬出去。
等她爬出去了，站稳了，她就谁也不靠了。
可是——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
没有鞋，没有钱，身上只剩一件裹着的外衣和里面被撕烂的贴身衣物。
她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是口袋里那不到三百块钱，和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成才哥的电话号码。
从省城到上海的火车票，最便宜的硬座，要多少钱？
她不知道。
但一定比三百块多。
春子站在河边，裹紧了那件破外衣，牙齿咬着下唇，把嘴唇咬出了血。脑海里已经飞速转了起来。
明天一早，先去火车站。问清楚票价，看还差多少。
不够就去挣。去工地搬砖，去菜市场搬菜，去天桥底下捡瓶子，去饭馆门口帮人洗碗——什么都行。
只要能凑够那张车票的钱，叫她干什么都行。
然后，把脚上这几道口子简单包一包。
衣服——衣服得想办法弄一件。这件外衣能穿，可里面什么都没有，总不能这样一路走到火车站去。
哪家店门口晾的衣服，借一件？不，不能偷。
想想别的办法。捡一件别人不要的总行吧？
总有办法。
春子总会有办法。
她站直了身子。
夜色还在头顶，深得像一口倒扣的锅。
可她不再觉得那是压着她的东西了。
她看着河对岸一片漆黑的天际，第一次觉得，天快亮了。
春子转身离开了河边。赤脚踩在冰凉的青石板路上，脚底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留下两行浅浅的血印子。
她走得很慢，一瘸一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脏得看不清本来面目。可她走得稳。
再也没有回头。
身后那条沉默的河流，载着破碎的月光，缓缓向远方流去。
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像今夜这世上并没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差点把自己还给它。
走回城区的路上，春子路过一家打烊的杂货店。
店门口堆着一摞废纸箱，纸箱旁边扔着几件旧衣服——大概是老板收拾铺面时清出来的垃圾，等着收破烂的来捡。
她蹲下来翻了翻，翻出一件深蓝色的旧工装外套，男款的，袖口磨破了，扣子也少了一颗，但还算干净。
她又翻了翻，在废纸箱下面找到一双破洞的解放鞋，左脚那只鞋底快断了，右脚那只还在，只是鞋码大了两号，应该是哪家汉子扔掉的。
春子在路灯底下蹲了很久，看着那双**，忽然笑了。
是那种“老天爷你也太会开玩笑”的笑。
她把鞋套在脚上。
大了两号，走起路来踢**踏的。可起码不用光脚了。
她把那件旧工装外套也穿上。
衣服太大，袖子长出一截，她把袖口卷了两道，露出细瘦的手腕。
深蓝色的粗布裹在她身上，像一个不合身的壳。
她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
一只脚穿着解放鞋，另一只脚也穿着解放鞋。
一件破工装，一条脏裤子，头发乱成鸟窝，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狼狈到极点。
可笑到极点。
可她还活着。
春子把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从口袋里摸出来，借着路灯的光又看了一眼。
电话号码下面是两个字——“上海”。
成才哥的字，端端正正的，跟镇上人歪歪扭扭的字不一样，像是印上去的。
她把纸条按原样叠好，放回口袋，用手在外面按了按，确认它在。
然后她朝着火车站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
天色还没有亮。
但她知道，总有亮的时候。
（第三章 完）
她出门时只带了户口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边角都磨毛了。
去餐馆问要不要洗碗工，老板娘看她一眼，说招满了。
去工地问要不要小工，包工头扫了一眼她细嫩的胳膊，笑了一声，摆摆手让她走。
去服装店问要不要店员，店主说你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怎么招呼客人？
春子确实说不利索普通话。
她在镇上长大，从小到大说的都是方言，跟石头说方言，跟镇上的人说方言，她从来不知道，原来“说话”这件事也能成为一道门槛。
她站在服装店门口，张了张嘴，想说一句“我可以学”，可那几个字用普通话讲出来，别扭得像是嘴里含了一颗石子。
店主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她别挡着门。
她低着头走了。
那天晚上，她蹲在路边，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布鞋。
鞋底快磨穿了，右脚大拇指露了个头，袜子破了一个洞，脚趾头冻得发紫。
她盯着那个洞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自己的日子就像这只破了洞的袜子，不管怎么使劲兜着，总有东西要漏出去。
钱越来越少。
她每天的伙**确到馒头。
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不吃。馒头三毛钱一个，她一次买五个，用塑料袋裹紧了塞在布包里，硬了也舍不得扔，就着凉水往下咽。
偶尔路过包子铺，闻到**子的香味，她的胃像被人用手狠狠攥了一把，疼得她弯下腰去。
可她买不起。一个**子要八毛钱，够她吃三个馒头。
到省城的**天，她身上只剩不到四百块了。
第五天，她终于找到一份活——在菜市场帮一个卖菜的大姐搬菜。
天亮前到**市场把菜搬上三轮车，蹬到菜市场，再搬下来，码好，干一天给十五块钱。
大姐看她瘦，怕她搬不动，春子二话没说，扛起一筐土豆就走。
额头上的伤疤扯着疼，右腿膝盖每走一步都嘎吱嘎吱地响，她咬着牙一声没吭。
干了两天，挣了三十块。
大姐说菜摊生意不好，不用她了。
春子攥着那三张皱巴巴的十块钱，站在菜市场门口，闻着满世界的烂菜叶子味儿，觉得自己跟那些被踩烂的菜叶子也没什么区别——都是被人挑剩下的。
第六天，她在天桥底下睡了一宿。
不是找不到旅馆，是不敢再花钱了。
天桥底下有四个铺盖卷，住着三个捡瓶子的老头和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女人。
那女人递给她半瓶水，问她从哪儿来的，她说从乡下。女人就没再问了。
那天夜里起了风，冷风从天桥底下穿过去，刮得人骨头缝里都是凉的。
春子裹着那件临走时顺手抓的外衣，缩在水泥柱子的背风面，一整夜没睡着。
她看着天桥上来来往往的车灯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光，亮一下，又灭了，亮一下，又灭了。
她想，这大概就是自由的代价。
到省城的第七天，春子看到了那张红纸。
它贴在一家小酒馆的木门旁边，被风吹得卷了边，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招后厨帮工，包吃包住。”
“包吃包住”那四个字，像一根烧红的烙铁，烫得她眼睛发疼。
她站在那张红纸前面，足足站了五分钟，把上面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确认那四个字是真的存在，不是饿昏了头产生的幻觉。
包吃。包住。
不用再啃馒头。不用再数着钢镚算今晚能住哪儿。不用再蜷在天桥底下听风声。
春子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木门。
酒馆不大，大堂里摆着五六张方桌，墙上贴着发黄的菜单，空气里有一股陈年的油烟味儿。
老板姓胡，四十来岁，矮胖身材，圆脸，眼睛不大，说话慢吞吞的，看起来是个老实人。
他上下打量了春子几眼，问了几句从哪里来、会不会做饭之类的话，春子一一答了。
他说后厨的活不轻松，每天要择菜洗菜、搬菜搬煤、洗碗刷锅，从早干到晚，一个月给八十块钱，管吃管住。
春子二话没说就点了头。
八十块。
管吃管住。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
老板把她领到后院，推开一扇矮门。
房间很小，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墙上挂着一面裂了缝的镜子。几个废酒瓶子随意的丢在角落。
窗户对着后巷，外面堆着几个啤酒箱和一辆报废的三轮车。
条件比镇上石头的辣椒厂差远了，可春子觉得挺好——起码有床，有被子，有屋顶，门上有插销，能锁上。
能锁上门。
这个发现让她松了一口气。
她把布包放在床上，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躺了下去。
脊背贴**板的那一刻，她差点哭出来。
七天了。
这是她七天以来第一次平躺着睡觉。
酒馆的日子是辛苦的，但春子不怕辛苦。
她从小干活长大的，择菜洗菜、搬煤生火、洗碗刷锅，这些活她闭着眼睛都能干。
后厨的大师傅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姓刘，脾气不太好，动不动就骂人，但人不坏。
他看春子手脚麻利、不偷懒，骂了两天也就不骂了，偶尔还会把炒菜时多出来的一勺菜拨到她碗里。
春子端着饭碗蹲在后厨的角落里，把那勺菜拌进饭里，一口一口地吃，每一口都嚼很久，舍不得咽下去。
这是她来省城之后，吃的第一顿热饭。
可日子并不安稳。
从第5天开始，春子就注意到了一件事——老板的眼睛，总在看她。
一开始她以为是自己多心了。
老板是个话少的人，平时跟伙计们说话也就那么几句，对她也没什么特别的。
可渐渐地，她发现不对。
她在后厨洗碗的时候，一抬头，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她。
她去院子里的水龙头打水，老板会在不远处的台阶上坐着喝茶，眼睛跟着她走。
她去搬煤，搬完了一转身，老板就在她身后，近得她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和酒味。
“胡老板。”她低低地叫了一声，低下头，侧身从他旁边绕过去。
“嗯。”老板应了一声，眼睛还是黏在她身上。
那种目光，春子说不上来。不是镇上人看她的那种目光——镇上人看她，是看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大姑娘，带着点打量，也带着点善意。
老板的目光不一样，像一条湿漉漉的舌头，从她脸上舔过去，从脖子滑到腰，从腰滑到腿。
她浑身汗毛倒竖，却说不出一句话。
她只能躲。
在酒馆里，她尽量不跟老板单独待在一个空间里。
大师傅在的时候她靠近大师傅，伙计们在的时候她靠近伙计们。
晚上回到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把门上的插销插好，再用那把破椅子顶上。
她试过，插销有点松，使劲推的话能推开。
那把椅子也轻，挡不住什么。
但她没有别的办法。
她跟自己说，再忍忍。
再干两个月，攒下一百多块钱，她就走。
去上海找成才哥。
成才哥说过，到了上海打他电话，他会帮她。
那颗水蜜桃糖的味道她还记得，那只口琴的声音她还记得，成才哥说话的声音她还记得。
他说过，那里的女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成为谁就成为了谁，没有人能替她们做决定。
再忍忍，攒够了钱，就能去那个地方了。
出事那天，是春子到酒馆的第十五天。
那天酒馆的生意格外好，大师傅从下午四点就没停过锅铲，灶火烧得呼呼的，整个后厨像蒸笼一样闷热。
春子一直在水池边洗碗，两只手在水里泡了一整天，手指肚都起了皱，指尖的皮被洗洁精烧得发白。
汗水从额角淌下来，流过那道还没好透的伤疤，刺刺地疼。
晚上十点多，最后一桌客人终于走了。
大师傅收拾完灶台，跟春子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几个伙计也陆续离开，住在城里的回家，剩下的两个学徒去前堂通铺睡了。
春子一个人把后厨收拾干净，把第二天要用的菜搬进搬出，分拣清洗妥当。
干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
整座酒馆安静下来。前堂的灯灭了，通铺那边也没了声。
春子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后院那间小屋，把门关上，插好插销，又把椅子顶上。
屋子里闷得像蒸笼，窗户外面是后巷，堵着一堵墙，一丝风都透不进来。
春子出了一身汗，身上黏糊糊的。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外衣脱了，只留一件贴身的旧汗衫。
反正门锁了，反正大家都睡了。她打了半盆凉水，用毛巾擦了一遍身子。
凉水碰到皮肤的一刹那，她打了个哆嗦，但很快就被凉意带来的舒爽取代了。
她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么踏实地洗过一次了。
擦完身子，她换上干净的贴身衣服，正准备躺下。
就在这时，门响了。
不是敲门。
是有人在外面推。
插销咔嗒一声响，松动的铁片在门框上弹了一下。
春子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谁？”
没人回答。
又推了一下。
这一次力气更大，门缝开了一条小口，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一道尖利的声响。
春子从床上弹起来，一把抓过外衣往身上裹，眼睛死死盯着门缝里透进来的那线昏黄的灯光。
门缝越来越宽，一只手伸进来，手指粗短，指节上长着黑毛，正在拔那个插销。
“胡老板。”
她听出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说。”
“开门。”
就两个字。
不是商量的语气，是笃定的。
笃定她跑不掉，笃定这扇门挡不住他，笃定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外地丫头，不敢喊，不敢闹，不敢做什么。
插销被他拔开了。
椅子被他推翻了。
门开了。
老板站在门口，身形把门框堵得严严实实。
昏黄的灯光从他背后打过来，脸上全是阴影，看不清表情，只能看见那双眼睛，亮得瘆人。
反手把门推上，锁死。
春子后退，膝盖窝撞到床沿，一**跌坐在床上。
后颈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耳膜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快，震得她胸腔都在发麻。
“胡老板，你——”
话没说完，扑上来了。
那只手粗壮、滚烫、汗津津的，一把攥住她的手腕，力气大得她骨头都要断了。
汗味、酒味、烟味、炒菜的油烟味搅在一起，像一堵墙，朝她压过来。
另一只手箍住她的腰，肥厚的手指掐进她腰侧的肉里，把她往床上摁。
春子整个人懵了一瞬。
大脑像被人拔了电源，眼前全是白茫茫的雪花。
然后，恐惧像冰水一样从头浇到脚。
“放开我！”
她开始挣扎。
拳打、脚踢、指甲挠、牙齿咬，能用的都用上了。
可她的力气太小了。她一个饿了好几天、浑身是伤的小姑娘，怎么挣得过一个一百八十斤的中年男人。
她的手腕被按在枕头上，压得死死的。
他的膝盖顶着她受伤的右腿膝盖，疼得她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那个还未愈合的伤口被粗暴地碾压，钻心的疼痛从膝盖一路窜上脊椎，疼得她浑身痉挛。
她听到自己的汗衫在撕扯中断裂的声音，听到他在耳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听到床板在身下嘎吱嘎吱地响。
羞耻像一把生锈的刀子，扎进她的胸口，狠狠搅了一圈。
她想起小时候寄人篱下，蹲在灶台边吃剩饭。
想起那个老板娘骂她是“赖账的乡下人”。想起那记响亮的耳光，想起推歪方向盘时那种决绝的疯狂。
想起她一个人在公交站台上看着路灯，跟自己说：我偏要活给他看。
她不能死在这里。
她不能烂在这里。
她拼命转动脖子，在昏暗中疯狂地扫视——枕头、被子、墙壁、桌角——直到她的视线撞上一样东西。
墙角。
一只空酒瓶。
那是之前住这屋的人留下的，她搬进来时还想着要扔掉，后来忘了。
春子使出全身仅剩的力气，把手从老板的钳制中挣出半寸，指尖拼命往桌边探去。
差一点。
再差一点。
她的手指碰到了玻璃冰凉的表面，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它拨向自己——
抓住了。
她握紧瓶颈，没有犹豫，没有思考，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回手朝着那个模糊的轮廓，用尽全力砸了下去。
酒瓶碎了。
闷响在狭小的房间里炸开，瓷片四溅，有几片划破了春子自己的手臂。
老板发出一声低沉的痛呼，捂着头从她身上滚了下去。
春子没有看他。
没有看他头上的血流了多少，没有看他是不是在动，没有看他的眼睛里是什么表情。
她一把抓起床边的外衣，连穿都来不及，胡乱裹在身上，踉跄着冲出门。
门被她撞得哐当一声巨响，在深夜里炸开来，像一声惊雷。
院子里漆黑一片。
她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什么也顾不上，只知道跑。
打开后门，冲进巷子。巷子里的碎石子硌进她的脚底板，尖锐的疼痛从脚底窜上来，她跑得更快了。
深夜的街巷空无一人。
路灯昏黄，把她的影子拉成一条细细的线，像是随时会断掉。
风灌进她裹着的外衣里，灌进她的喉咙里，像冰碴子一样扎人。
她能听到自己的喘息，粗重，急促，带着哭腔，可眼睛是干的。
跑了多久？不知道。
跑了多远？不知道。
直到确定身后没有脚步声，没有追来的人，没有那座噩梦般的酒馆。
双腿才像被人抽了筋一样，软了下去。
她跪倒在路边，双手撑着冰冷的地面，大口大口地喘气。
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冷，不是因为累。
是因为她刚才差点就没了。
差点就被撕碎了，差点就烂在那间连窗户都透不进风的小屋里，跟那些被踩烂的菜叶子一样，悄无声息地烂掉。
她跪在地上，低着头，看着自己。
外衣里面裹着被扯得不成样子的贴身衣物，光着脚，脚底板被石子和碎瓷片割出好几道口子，血和泥混在一起，脏得不成样子。
手臂上被瓷片划破的地方还在往外渗血，混着汗，顺着胳膊往下淌。
右腿膝盖重新肿了起来，青紫的颜色比之前更深，几乎发黑。
春子看着这样的自己。
狼狈到这种地步，屈辱到这种地步。
一颗眼泪终于砸在地上。
然后是第二颗，第三颗。
她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蹲在深夜的空巷里，肩膀剧烈地抖动，一抖一抖，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小兽。
所有的疼痛——额角的、膝盖的、手臂的、脚底的——和更大的、说不出口的疼痛混在一起，堵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她想起母亲走的那一天。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邻居婶子们把母亲抬出去，她不懂死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母亲不睁开眼睛了。
她拉着母亲的手，那只手一天天凉下去，再也不会捏她的小脸，再也不会在冬天把她的手捂在怀里。
后来她明白了，死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她想起父亲把她扔在二婶家的那一天。
他的背影晃悠悠地消失在土路尽头，她追到路口，被石头绊了一跤，磕破了膝盖。
没有人帮她擦血，没有人问她疼不疼。
她坐在地上哭了很久很久，哭到嗓子哑了，哭到天黑了，才自己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回那个不欢迎她的院子。
她想起石头给她那一巴掌。
不是最疼的。
最疼的是他说“回家我就跟你好好说”时的语气，跟安排发货日期一模一样。
她在他眼里，就是他雷家的一件东西。
一只会剁辣椒的手，一个会生孩子的肚子，一个永远不会说谎的物件。
她想起公交站台对面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她低头亲了她女儿一口，亲在额头上，轻轻的，软软的。
那个小女孩笑了，脆生生地喊了一声妈妈。
春子坐在雨里，隔着一条马路，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她没有妈妈了。
她没有家了。
她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她什么都没有了。
哭声渐渐停了。
春子抬起手，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
手背上是血、汗、泥和眼泪的混合物，擦在脸上，留下几道脏兮兮的印子。
她站起身来。
脚底板的伤口踩在冷硬的路面上，疼得她龇了龇牙。
可她没有再蹲下去。
她抬起头。
巷子的尽头是一条河。
月光照在河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银光，随着水流缓缓地往下游走。
河面泛着幽暗的波光，流水潺潺，在这深夜里听来格外温柔。
像是有人在轻声说：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就不累了，就不怕了。
春子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着河边走去。
脚底的血印在石板路上，一步一朵暗红色的花。
河面的水汽扑面而来，凉得透骨。
她站在河岸边，低头看着脚下黑黢黢的河水。
水在流，静悄悄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要再往前一步，一切就都结束了。
不用挨饿，不用受冻，不用被人欺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在这个世界上像皮球一样被丢来丢去。
妈妈就在那边。
她闭上眼睛。
脚抬起来了。
风忽然大了。
河面上卷起一阵凉风，呼地一下灌进她裹着的外衣里，把她散落的头发吹得糊了一脸。
风里夹着一股味道——水草的味道，淤泥的味道，远处谁家厨房里飘出来的油烟味，还有她身上洗不掉的、渗进皮肤纹理里的味道。
辣椒的味道。
那股味道明明应该早就散了。
她离开山村已经这么多天了，那件衣服泡过水，被汗水浸透无数回，在天桥底下被风吹过，在小酒馆的后厨被油烟熏过，按理说，什么味道都该没了。
可她没有闻错。
就是辣椒。
是那种新鲜的、刚从地里摘下来的、红彤彤的小尖椒。
石头家辣椒厂里，那股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呛得人眼泪直流的气味。
她忽然想起七岁那年，母亲还活着。
也是这样的深秋，山里辣椒红了，母亲带她去地里摘辣椒。
她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辣椒会辣手，摘了半筐，手指头辣得又红又肿，疼得嗷嗷哭。
母亲蹲下来，捧着她的小手，放在嘴边一口一口地吹气，说：乖囡不哭，等辣椒腌好了，娘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糟辣椒炒肉。
母亲死在那年冬天。
糟辣椒炒肉这道菜，她再也没有吃到过。
但她记住了母亲吹气的样子。记住了母亲捧着她的手，轻轻柔柔的，像是捧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后来她长大了，会自己剁辣椒了，每一次被辣到，身边都只有石头。
石头不会吹气，石头只会骂她笨，然后一把拽过她的手，笨手笨脚地给她涂牙膏。
她嘴上嫌弃石头涂得乱七八糟，心里其实是暖的。
石头。
春子闭着眼睛，站在河岸边缘，脚尖已经踩到了湿滑的泥土，只要再往前一寸，整个人就会滑进河里。
可是——
石头的脸忽然浮现在她面前。
不是他打她时的样子，不是他像安排发货一样安排结婚时的样子，是另一个瞬间。
是那年夏天，辣椒厂机器坏了，她朝他脸上扔辣椒，他满身辣椒碎地站起来，一把把她搂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
她听见他胸腔里的心跳，咚，咚，咚，跟石头一样沉。
“疯丫头，”他说，“等这批货出完，咱们去把证领了。”
那时候她想，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
可那时候，她也是真心觉得，就这样也挺好。
河水还在流。
那温柔的水声还在说：过来，过来。
春子睁开眼睛。
她把那只悬在半空的脚，缓缓地收了回来。
不。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在这里。
我不能让那个打了我一巴掌的男人听到这个消息，坐在我们待过的辣椒厂里，低着头抽一根烟，然后跟别人说：她就是活该，作天作地的，早晚得出事。
我不能让他用那种语气说我。
我不能让他说对了。
我不能。
晚风又起，掠过河面，卷起她散落的发丝，也卷走了她眼底最后一丝软弱。
她站在河边，衣衫凌乱，满脸泪痕，光着脚，脚上全是血，狼狈得不像一个人。
可她的眼睛忽然亮了。像有人在黑透了的灰烬里拨了一下，露出一星暗红色的火种。
那个声音从心底升起来，不是别人的声音，是她自己的。
跟前些天，在公交站台上说“我偏要活给他看”时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不是对石头的恨，也不是给谁看的倔强。
只是她自己想活。
这座省城，带给她的不是安身立命的希望，而是遍体鳞伤、无地自容的绝望。
这地方再待一天，她就真活不了了。
可她不想死。
她想活。
想活得像个人。
一个念头从心底升起来，越来越清晰，像刀子划过毛玻璃，唰地一下，什么都看见了。
上海。
去上海。
去找成才哥。
不是去依靠他，不是去等他救她。是借他一只手，从泥潭里爬出去。
等她爬出去了，站稳了，她就谁也不靠了。
可是——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
没有鞋，没有钱，身上只剩一件裹着的外衣和里面被撕烂的贴身衣物。
她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是口袋里那不到三百块钱，和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成才哥的电话号码。
从省城到上海的火车票，最便宜的硬座，要多少钱？
她不知道。
但一定比三百块多。
春子站在河边，裹紧了那件破外衣，牙齿咬着下唇，把嘴唇咬出了血。脑海里已经飞速转了起来。
明天一早，先去火车站。问清楚票价，看还差多少。
不够就去挣。去工地搬砖，去菜市场搬菜，去天桥底下捡瓶子，去饭馆门口帮人洗碗——什么都行。
只要能凑够那张车票的钱，叫她干什么都行。
然后，把脚上这几道口子简单包一包。
衣服——衣服得想办法弄一件。这件外衣能穿，可里面什么都没有，总不能这样一路走到火车站去。
哪家店门口晾的衣服，借一件？不，不能偷。
想想别的办法。捡一件别人不要的总行吧？
总有办法。
春子总会有办法。
她站直了身子。
夜色还在头顶，深得像一口倒扣的锅。
可她不再觉得那是压着她的东西了。
她看着河对岸一片漆黑的天际，第一次觉得，天快亮了。
春子转身离开了河边。赤脚踩在冰凉的青石板路上，脚底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留下两行浅浅的血印子。
她走得很慢，一瘸一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脏得看不清本来面目。可她走得稳。
再也没有回头。
身后那条沉默的河流，载着破碎的月光，缓缓向远方流去。
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像今夜这世上并没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差点把自己还给它。
走回城区的路上，春子路过一家打烊的杂货店。
店门口堆着一摞废纸箱，纸箱旁边扔着几件旧衣服——大概是老板收拾铺面时清出来的垃圾，等着收破烂的来捡。
她蹲下来翻了翻，翻出一件深蓝色的旧工装外套，男款的，袖口磨破了，扣子也少了一颗，但还算干净。
她又翻了翻，在废纸箱下面找到一双破洞的解放鞋，左脚那只鞋底快断了，右脚那只还在，只是鞋码大了两号，应该是哪家汉子扔掉的。
春子在路灯底下蹲了很久，看着那双**，忽然笑了。
是那种“老天爷你也太会开玩笑”的笑。
她把鞋套在脚上。
大了两号，走起路来踢**踏的。可起码不用光脚了。
她把那件旧工装外套也穿上。
衣服太大，袖子长出一截，她把袖口卷了两道，露出细瘦的手腕。
深蓝色的粗布裹在她身上，像一个不合身的壳。
她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
一只脚穿着解放鞋，另一只脚也穿着解放鞋。
一件破工装，一条脏裤子，头发乱成鸟窝，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狼狈到极点。
可笑到极点。
可她还活着。
春子把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从口袋里摸出来，借着路灯的光又看了一眼。
电话号码下面是两个字——“上海”。
成才哥的字，端端正正的，跟镇上人歪歪扭扭的字不一样，像是印上去的。
她把纸条按原样叠好，放回口袋，用手在外面按了按，确认它在。
然后她朝着火车站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
天色还没有亮。
但她知道，总有亮的时候。
（第三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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