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牛过水塘

六岁------------------------------------------，最先记住的不是什么人，是水牛的眼睛。、圆滚滚的眼睛，黑得像两枚被溪水泡过的鹅卵石。牛站在塘边，尾巴慢悠悠地甩，**在它周围打转，它浑不在意。六岁的白开明被外婆牵着手站在两丈开外，他盯着那双眼睛，觉得那头牛正在看他，用那种长辈看晚辈的眼神。“怕不怕？”外婆问。，朝前走了一步。他说不出“怕”字，也说不出来由。不是胆大，是还没学会怕。这世上的危险他还没尝过几样，摔跤磕破膝盖的疼他已经忘了，被邻居家鹅追着跑的事他也忘了。六岁孩子的记性像黄泥巴墙，雨水一冲就留不下什么。“明哥！明哥！”，裤腿一只高一只低，脚上趿拉着比他脚大一码的塑料凉鞋。他比白开明小两个月，个头却矮了半拳头，脸上永远挂着两坨被山风吹出来的红。，王顺涛顿时刹住脚，凉鞋在碎石路上蹭出一声刺耳的响。“不是吧。”王顺涛的声音一下子瘪了，“真的要看牛啊？怕什么。”白开明说。他其实也有点怵，但那点怵意像水面上一丝油花，晃一晃就散开了。，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皮肤晒成了棕褐色，笑起来脸上的褶子像被牛蹄子踩过的泥地。他把一根麻绳塞进白开明手里，绳子的另一头系在牛鼻环上。“牵去塘边吃草，牛认得路，你就是搭个伴。”，手心有点出汗。麻绳粗粝，搓得他掌心的嫩肉发*。牛迈开步子往前走，蹄子踩在地上发出闷沉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一下一下地夯土。白开明被它带着走了两步，脚下踉跄了一下，随即稳住身子。，保持着三丈的安全距离。，牛低下头啃草，舌头一卷，草茎断裂的声音细细碎碎的。白开明蹲在牛旁边，发现牛吃草的时候眼睛还是温柔地看着他。他伸手摸了摸牛的额头，毛短而硬，底下的皮很厚，手指按下去能感觉到骨头和筋肉。“明哥你摸它了？！”王顺涛的声音高了八度。
“它又不咬人。”
“牛不咬人，牛顶人。”
白开明没理他，把脸凑近了些，闻到了牛身上那股混杂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牲口的味道。不难闻，让他想起春天犁田时翻上来的新鲜土层。
这是六月的事。夏天刚开始，蝉还没叫破嗓子，他们漫长到好像永远不会结束的童年，也才刚刚拉开序幕。
也就是那年夏天，白开明第一次见到段莉、雷雨和杨燕。
村子不大，从村头走到村尾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几栋老屋挤在山坳里，屋前是田，屋后是山，一条黄泥路像根系带一样把它们串在一起。谁家炒菜放了干辣椒，半条村子都能闻到呛味。
段莉住在村中间的青砖老屋里，比白开明大半个月。她头一回站在白开明面前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刚从山上摘的野山楂，红艳艳的小果子滚满了她半只手掌。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脚上踩着一双塑料凉鞋，头发用橡皮筋扎了个歪歪扭扭的马尾，鬓角碎发被汗水粘在脸上。
“你吃不吃？”她把野山楂递过来，语气不像在问，倒像在下命令。
白开明拿了一颗，酸的。他皱了皱眉，没吐。
段莉就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一排还没换完的牙，门牙的位置是两个黑黑的豁口。她笑起来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从那个板着脸递山楂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六岁的、没心没肺的小孩。
雷雨是跟着***来的。雷雨奶奶和白开明外婆坐在廊下聊了半个下午的家常，雷雨就蹲在门槛上看了半个下午的蚂蚁搬家。他是那种安静到近乎透明的孩子，一双眼睛又大又圆，像山涧里的水一样清。他跟人说话声音很轻，轻到你要侧耳去听，好像怕自己的声音会惊扰到别人。
白开明蹲过去跟他一起看蚂蚁。雷雨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把目光落回蚂蚁身上。两个男孩就这么并排蹲了不知道多久，直到王顺涛跑过来大叫“你们在看什么”，一脚踩进了蚂蚁的队伍里，雷雨才终于开口说了一句：“你踩到它们了。”
王顺涛低头看脚，果然鞋底碾碎了三四只蚂蚁。他赶紧跳开一步，脸上露出真切的愧疚。
杨燕是最后一个出现的。她家在村头，离白开明外婆家隔了五六户人家。白开明第一次注意到她，是某个傍晚在塘坝上碰见的。杨燕扎着两条小辫子，背着一个粉色的书包，书包装得鼓鼓囊囊的。她走路的样子跟村里其他小孩不一样，不是蹦蹦跳跳的那种，是稳稳当当地一步一步走，好像每一步都想好了要走在哪里。
“你是新来的？”杨燕问他。
“我来外婆家过暑假。”
杨燕点了点头，像大人一样认真地说了声“哦”，然后就走过去了。走出几步又回头，说：“明天学校有跳绳，你去不去？”
白开明还没上学，不知道“跳绳”是什么意思。但他点了头。
那天晚上他睡在外婆家的竹床上，蚊子嗡嗡地叫，蚊帐外头点着一盘蚊香，红色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王顺涛睡在旁边那张小床上，翻了一个身，含混地说了一句梦话。白开明睁着眼睛看头顶的瓦片，瓦缝里漏进来一丝月光，细细的，像一根银白色的丝线。
他想着明早要去看牛，想着段莉的野山楂，想着雷雨看蚂蚁的眼神，想着杨燕说的跳绳。他想了很多，又什么也没想明白。然后他就睡着了。
七岁
这一年秋天，他们一起上了村小。
村小在村子的东头，原来是一座老祠堂，后来改成了教室。墙是夯土的，地面是三合土的，窗户上糊的纸破了又糊，糊了又破。院子里长着一棵巨大的桂花树，九月开花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是甜的。钟不是电铃，是一截铁轨挂在树上，老师拿铁棍敲，“当——当——当——”的声音能传到半条村外。
白开明和段莉被分在同一个班，雷雨和杨燕也是，王顺涛因为生日卡在八月之后，要比他们晚一年才能报名。开学那几天王顺涛红着眼睛跟在他们**后面，也不说话，就闷声走着，白开明走快了，他就小跑两步跟上。
“你明年就来。”白开明说。
王顺涛还是不说话，用脚踢地上的石子。
开学第一天，段莉当上了**。不是她举手争取的，是老师问“谁认识字最多”，段莉第一个站起来，当着全班的面把语文课本第一课从头念到尾，一个字都没磕巴。她把“太阳”读作“tài yáng”，把“天空”读作“tiān kōng”，声音不尖不哑，像一颗一颗的石子落进平静的水面。
白开明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教室里弥漫着新课本的油墨味和老祠堂的旧木头味，两种味道搅在一起，闻起来像是什么重要的日子。他看着段莉站在讲台边的侧影，辫子上的红绸子在日光灯管下亮得晃眼。
雷雨坐在白开明前面一排。他一直是个安静的学生，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他都抄得工工整整，笔画一笔是一笔，像用小刀在木头上刻出来的。他的铅笔总是削得最尖，橡皮总是最白，课本的四个角永远是平的。白开明有时候会忍不住拿自己的课本跟雷雨的比——他的课本才用了三天，书角就已经卷起来了，像被狗啃过。
杨燕坐在中间那组的第一排。她听课很认真，但跟段莉那种“我要学会”的认真不一样，她的认真是“我在听你说话”的那种认真。她转过头来看白开明的时候，眼神很平，没有好奇，没有审视，就只是看着。
第一堂下课，白开明和王顺涛在操场上碰了头。王顺涛虽然还没上学，但每天都跟着来学校，在操场边的杨树底下等白开明下课。他把一个东西塞进白开明手里，是个用狗尾巴草编的兔子。
“我奶奶教我的。”王顺涛说。
白开明把草兔子塞进口袋，拍了拍他的头。
村小的操场是黄泥地，晴天扬灰雨天和泥。下课铃（铁轨声）一响，孩子们像炸了窝的麻雀一样涌出来。男生在地上画格子跳房子，女生跳皮筋，嘴里唱着“马兰开花二十一”。白开明玩什么都好，跑得快，跳得高，胆子大到敢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往下跳，落地一个趔趄又站稳了，惹得周围人一阵惊呼。
段莉不跳皮筋。她觉得那没意思。她蹲在桂花树底下看书，看的是哥哥姐姐用过的旧课本，翻得边角都磨毛了。白开明跑过来，气喘吁吁地问她怎么不出去玩，她头都没抬：“我看完这段。”
白开明蹲下来，凑过去看了一眼课本上的字。他都认识，但读不顺，一篇文章读下来像牛吃南瓜，半天开不了口。段莉等他磕磕绊绊地读完，说：“你少玩一会，多读一会书。”
白开明说好。第二天他还是跑得最快的一个。
秋天最要紧的事不是上学，是收稻子。村里所有的劳力都下了田，连他们这些小孩也被派上了用场。大人割稻，小孩就在田埂上拾稻穗。稻茬戳得小腿**的，稻叶边缘的小锯齿在手臂上划出一道道细细的红痕，汗水一浸，又刺痛又*。
白开明干活不偷懒，但没耐心。拾了一阵子就觉得没意思了，开始在田埂上追蚱蜢。蚱蜢一蹬腿就弹出老远，他就追着跑，踩倒了一片还没来得及拾的稻穗。他外婆看见了，也不骂他，只说：“明仔，你踩的那些够**煮一碗粥了。”
白开明赶紧蹲下来把踩倒的稻穗一根根捡起来。
段莉干活不一样。她蹲在一条田埂上，从这头拾到那头，再从那头拾到这头，一条田埂被她拾得像用梳子梳过一样干净。稻穗整整齐齐地扎成一把把，码在田埂头上，像金子堆的小山。她干活的时候不出声，不抱怨，也不喊累。白开明看她，觉得她不像个七岁的小孩，倒像个小小的、固执的收割者。
收完稻子就是挖红薯。白开明跟着舅舅下地，舅舅在前面挖，他在后面拾。红薯从土里翻出来，胖嘟嘟的，紫红色的皮上沾着新鲜的泥土。他忍不住用指甲抠掉一小块皮，露出里面橘**的瓤，咬一口，生的红薯又脆又甜，还有一种泥土的清涩味。
王顺涛不知道从哪里摸来几根干柴，说要烤红薯。几个小孩在后山找了个避风的角落，王顺涛负责点火，白开明负责把红薯埋进火堆里，段莉在旁边指挥火候，雷雨默默地捡柴火，杨燕蹲着看火堆发呆。红薯烤熟了，扒出来的时候皮全黑了，掰开里面冒着热气，那股香甜味在秋天的旷野里散开，能飘出去好远。
杨燕接过红薯，烫得左手倒右手，嘴上吹着气，眼睛却亮了一下。那是白开明第一次见到杨燕露出那种神情——不是高兴，是那种在冷天里喝到一口热汤的、从心底泛上来的满足。
“好吃。”她说，声音不大，但很确定。
八岁
王顺涛终于上学了。
正式开学那天，他穿了一身新衣服——白衬衫蓝裤子，是段莉妈妈帮他做的。他站在村小门口，书包背得端端正正，脸上却绷得很紧。白开明走过去，什么也没说，只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王顺涛抬头看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挤出一个很短的笑。
他们在一个班。段莉还是**，杨燕坐在白开明右边，雷雨坐在前面，王顺涛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因为他比同龄人高半个头，虽然他还是比白开明矮一点。
王顺涛的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差，中等偏上的位置晃晃悠悠。他写毛笔字那天，墨汁从砚台一直洇到手腕，再沾到脸上，等他写完一张字抬起头来，全组的人都笑了——他的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地沾着墨，像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
白开明笑得最大声，王顺涛就用手里的毛笔朝白开明的本子上画了一道黑杠。两个人差点在课堂上打起来，老师用粉笔头扔了白开明一下，弹在他额头上，留下一个浅浅的白色圆点。
雷雨在底下偷偷递了块橡皮给他。
那年春天，雨水特别多。
山里春天的雨不像夏天那样暴烈，是一种绵绵密密的、没完没了的雨。下的时候不大，不下的间隙又很短，空气里永远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晾在屋檐下的衣服越晾越湿。村小的土墙吸饱了水，颜色从浅黄变成了深赭，用手一摸，指尖上留下一层湿漉漉的细土。
上学路上的黄泥路变成了浆糊，一脚踩下去，拔鞋都要费点力气。王顺涛在那条路上摔了三次，每次都是在同一个弯道。第一次摔的时候白开明笑了，第二次摔的时候白开明伸了手，第三次摔的时候白开明索性蹲下来，让王顺涛趴到他背上。
“明哥，你背不动。”
“谁说的。”
王顺涛趴上去之后，白开明确实走得吃力，但他咬着牙没吭声。段莉走在前头，回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走回来把王顺涛的书包取下来挎在自己肩上。杨燕从路边折了一根粗树枝，递给白开明当拐杖。雷雨走在最后面，安静地替所有人看着身后有没有车——虽然那条路上一天也过不了三辆车。
他们五个人就这样排成一串，像一排排的蚂蚁，慢慢走完了那段湿滑的泥路。
那一天迟到的人很多，他们不是最晚的，也不是最早的。老师没有批评迟到的人，只说了一句：“把湿鞋换下来，别冻着。”然后继续讲数学。
春天还有一件事让白开明记了很久。
有一天放学，他在学校后山上的草丛里发现了一窝刚出生的兔子。小小的一团，灰色的绒毛，闭着眼睛挤在一起，浑身都在微微发抖。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手捧起一只——那兔子轻得像一团棉花，温热的，在他掌心里微微地动。
他把兔子放回去，第二天带了半根胡萝卜来，切成碎末放在兔窝旁边。第三天带了一小把青菜，**天带了一块馒头。段莉知道了，什么也没说，放学后默默跟在他后面，帮他多带了一把新鲜的草。
那窝兔子后来还是被黄鼠狼叼走了。白开明放学后再去，只看到被翻乱的草和几撮灰色的绒毛。他在那里站了很久，没哭，但那天晚饭他吃得很少。
晚上他躺在竹床上，透过蚊帐看屋顶的瓦片。王顺涛在旁边翻来覆去了一阵，忽然小声说：“明哥，明天我们去抓泥鳅。”
白开明说：“好。”
第二天他们果真去了田里。春耕刚过的水田明晃晃的，像一面被打碎又拼起来的镜子。泥鳅躲在泥里，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气孔。白开明把手伸进泥里，凉丝丝的泥浆从指缝间挤出来，他的指尖触到一条滑溜溜的身体，猛地攥住，泥鳅在手里拼命扭动，“啪”地一声又滑回了水里。
王顺涛笑出了声，溅了一脸的泥点子。
那天他们抓了七条泥鳅，用芋头叶子包着带回了家。外婆把泥鳅养在水盆里，白开明趴在盆边看泥鳅在水里游动的样子，看了很久。他想起了那窝兔子，但那个念头只闪了一下就过去了，因为王顺涛在外面喊他去看萤火虫。
暮色四合，田埂上飞满了萤火虫，绿莹莹的光在夜色中明明灭灭，像无数小小的灯笼在游荡。白开明伸手捏住一只，萤火虫在他指尖亮了一下，然后熄灭了。他松开手，萤火虫飞走了，过了一会又亮了。
段莉说她数过萤火虫，最多的一次数到一百二十三只，然后就数不清了。雷雨说不数也知道，肯定比天上的星星多。杨燕说你们都错了，萤火虫是数不完的，就像田里的稻子一样，你以为你数完了，风一吹，新的一层又翻上来了。
然后他们在田埂上坐了很久，谁也没有再说话。萤火虫在他们身边飞舞，远处传来蛙鸣声，一声接一声，像是在给这个春天的夜晚打拍子。
九岁
这一年，白开明学会了一件事——骑马。
说起来也不算是马，就是村里人家养的那些干活用的骡子和驴。但九岁男孩的眼里，四只脚、有尾巴、能骑的，就是马。山里的孩子没见识过真正的草原和骏马，但他们的王国不在草原，在山坡、田埂和晒谷场上。
第一匹“马”是段莉邻居家那头灰骡子。骡子脾气不好，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不耐烦，耳朵忽前忽后地转，像是随时在判断你到底值不值得它搭理。白开明第一次靠近它的时候，骡子打了个响鼻，喷出来的热气扑在他脸上，带着一股潮乎乎的草料味。
段莉在栅栏外面喊：“你别骑，这骡子踢过人。”
白开明回头看了她一眼，说：“那是它没遇到我。”
他这话说得很轻巧，但其实手心全是汗。骡子踢人这事是听过的，上个月隔壁村有个大人被骡子踢了肋骨，在卫生院躺了十几天。可越是有这样的说法在耳边转，他越是觉得非骑不可。不是逞强，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脚底板上有蚂蚁在爬，不动一下就不舒服。
他把骡子牵到晒谷场边，踩上一块石头，双手按住骡子光溜溜的脊背，用力往上一蹿——整个人扑在了骡子背上。骡子驮着这个九岁男孩的重量往前走了两步，然后停住，甩了一下尾巴，像是在审视背上的不速之客。
段莉在旁边急得跺脚：“你下来！”
白开明没下来。他在骡子背上跪直了身子，双腿夹紧骡子的肚子，一只手攥着缰绳，另一只手在骡子**上轻轻拍了一下。骡子迈开步子走了起来，不快不慢的，蹄子在晒谷场的三合土地面上踩出“笃笃笃”的声音，节奏稳得像个鼓手。白开明骑在骡子背上，视野一下子拔高了一截，晒谷场另一头的那棵柚子树，平时他得仰头看，现在差不多平视了。
王顺涛从老远跑过来，看到白开明骑在骡子上的样子，嘴巴张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半晌才合拢，然后开始拍手，拍得掌心发红。
雷雨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把晒谷场边上的碎石头捡走了几块——万一骡子跑起来，那些石头会绊到。
杨燕靠在晒谷场边的墙上，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慢慢转着。她看白开明的表情说不清是佩服还是担心，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不是笑，像是在忍住不笑。
白开明在晒谷场上骑了三圈，最后是被骡子主人喊下来的。那老头站在自家门口，叉着腰骂了一句“你个胆大包天的小兔崽子”，但骂完又补了一句“没摔着吧”，语气里的怒气就散了大半。
后来骑马这件事就成了他们这个团体的固定项目。不只是那头灰骡子，还有王顺涛家的黄牛、村头老**的大青骡、水库边上那户人家的枣红马——那才是真正的马，高大，漂亮，鬃毛像瀑布一样垂下来。白开明第一次见到那匹**时候，眼睛里的光比萤火虫还亮。
枣红**主人是个退伍老兵，脾气又硬又怪，村里小孩都怕他。白开明不怕。他连着七天在那户人家门口经过，每次放一颗糖在门槛上。第七天，老头把门打开了，看着门口那颗糖，又看着白开明，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进来吧。”
从那天起，白开明成了唯一被允许骑那匹枣红**小孩。
他骑在马背上的时候，觉得自己变得很大很大，大到能看见山的另一边。风从耳边刮过去，带着夏天特有的滚烫和**，马鬃飘起来扫过他的手背，**的。他有时候闭上眼，想象自己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身后是千军万马，天地之间只有他和他的战马。
睁开眼，他还在这座南方的小山村里，身后没有千军万马，只有一个在田里*草的老头，三个在塘边摸螺蛳的小伙伴，和他脚边那片绿得发黑的稻田。
也挺好。
十岁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村小停办了。
说“停办”也不太准确，准确地说，是上面的通知下来了，说生源太少，四年级以上的学生要到镇上中心小学去读。
白开明十岁，段莉十岁，雷雨十岁，杨燕十岁，王顺涛也十岁——虽然按学龄他得算九岁半，但他们都叫他十岁，王顺涛自己也愿意被叫十岁。
去镇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天要多走六里路。六里，对十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字。不大，因为山里孩子走惯了路，这点路程不算什么。不小，因为冬天天不亮就得出发，走到学校天刚亮，放学再走回来，天又黑了。
段莉的妈妈给段莉做了一盏小马灯。铁皮外壳，玻璃灯罩，里面点煤油。白天加满油，能用两个晚上。段莉把马灯举得高高的，走在队伍最前面，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投在前面那片黑暗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前方为他们开路。
白开明走在段莉旁边。王顺涛走在他后面，雷雨走在他后面，杨燕走在最后面。杨燕有时候会落下一小段，但从不喊等一下，她会自己加快脚步跟上。白开明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几分钟就往后看一眼，看到杨燕的轮廓在灯光边缘若隐若现，他才转过头去。
冬天的早晨冷得要命。霜打在田埂上的草叶上，踩上去嘎吱嘎吱响，鞋子很快就湿了。白开明的脚趾冻得发僵，他使劲跺脚，想跺出点热气来。王顺涛把手缩在袖子里，整个人缩得像只鹌鹑。
“跑。”白开明说。
“啥？”王顺涛没听清。
“跑起来就不冷了。”
白开明开始跑，其他人也跟着跑。他们在那条六里长的上学路上奔跑，书包在背上咣当咣当地晃，文具盒里的铅笔滚来滚去，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跑过桥的时候，他们看到桥下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月光照在冰面上，反出一片冷冷的银白色。跑过桔园的时候，桔子早就摘完了，光秃秃的树枝在夜色中像无数根伸向天空的手指。跑过晒谷场的时候，村里的大黄狗从窝里探出头来看了他们一眼，又缩回去了，大概是见惯了。
他们就这样跑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镇中心小学比村小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有真正的操场，操场上铺了煤渣跑道，踩上去沙沙响，灰尘被脚步扬起来，在阳光里像一片小小的雾。有篮球场，篮板上刷了白漆，篮圈上没有网，球进的时候“唰”的一声，干净利落。有图书室，虽然里面大部分书都是十几年前的旧书，翻开来有一股陈旧的纸张味道，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座宝库。
段莉在开学的第一周就借了三本书，看完之后把有意思的故事讲给白开明听。她讲故事的时候喜欢用书上的原话，白开明有时候听不太懂那些书面语，段莉就再解释一遍，从不嫌烦。
白开明在镇小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乒乓球。
学校的乒乓球台是水泥砌的，台面坑坑洼洼，中间的网是用砖头代替的。球拍是光板，没有胶皮，打出的球又轻又飘。但这不妨碍白开明对它上瘾。他每天下课第一个冲出教室去占台子，午饭时间也在那里打，下午放学还要打到最后一批走。
他的球技进步飞快，从被高年级学生连发十一个球不还得一分，到后来能跟校队的人打得有来有回，用了不到两个月。秘诀只有一个——别人练一个小时，他练三个小时。天黑了他还在打，借着操场边那盏昏黄的路灯，球在灯光下变成一个模糊的白色光点，忽左忽右，像一只不肯停歇的飞蛾。
雷雨有时候陪他练，雷雨的球风跟他这个人一样——稳，不急不躁，每一个球都送到同一个位置，像机器一样精准。白开明跟雷雨打球很放松，不用跑得太凶，因为雷雨从不打刁钻的角度，他就站在那里，把一个又一个球稳稳当当地回到白开明手边。
杨燕也偶尔打，但她打球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好胜心，平时那么安静一个人，一拿起球拍就变得较真起来，每一个擦边球都要争，每一个出界球都要看半天。王顺涛说“燕姐打球太认真了”，杨燕就说“打都打了，不认真干嘛”。
王顺涛的爱好不在球上，在人上。他进了镇小以后，交朋友的速度快得像***，一茬接一茬。他跟谁都聊得来，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镇上的还是村里的，他都一样热情。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笑起来的时候那颗略有点歪的门牙露出来，让人觉得这人没什么心眼。
但白开明知道，王顺涛对谁都没心眼，除了对他。
那年秋天，王顺涛第一次跟班上另一个男生因为抢座位的事起了冲突，两人推搡了几下被老师拉开。放学的时候白开明去找王顺涛，王顺涛走在路上一句话不说，白开明问了一句“要不要我去跟他说”，王顺涛立刻摇头，说了一句让白开明记了很久的话。
“明哥，你不用替我出头。我要自己能解决的事，我自己来。我解决不了的，你再来。”
白开明看了他一眼，忽然觉得表弟长得也没那么矮了。
秋天还有一件事——放牛的时间变了。以前放牛是夏天傍晚的节目，现在他们去了镇上读书，就只能周末放。周末的下午，他们把牛赶到后山那片草坡上，牛散落在山坡各处，低着头慢悠悠地吃草，像几块会移动的石头。他们五个人躺在草坡上，嘴里叼着狗尾巴草，看天上的云慢慢变形，从马变成狗，从狗变成船，从船变成一座山，最后散成一团模糊的棉絮。
段莉躺在最边上，头枕着胳膊，闭着眼睛，嘴唇微微地翕动，不知道是在默念课文还是在哼歌。雷雨拿一根草茎在逗一只路过的蚂蚁，蚂蚁绕了个弯，他又把草茎伸过去堵它。杨燕在看一本从图书室借的《安徒生童话》，书页被风吹得哗哗响，她就用手指按住翻起来的那一页，等风过了再继续看。
王顺涛在草坡上翻来覆去，最后翻出一句：“明哥，你说我们以后还会像这样放牛吗？”
白开明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说：“牛总有人放的。”
“我不是说牛。”王顺涛说。
白开明知道他不是说牛。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没有说。
风吹过山坡，草尖在他们脸上轻轻扫过。远山如黛，近草如茵，十岁的秋天就这样过去了。
十一岁
镇小有食堂了。
对村小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村小没有食堂，带饭的带饭，回家吃的回家吃。镇小不一样，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食堂——一间大屋子，几排长条桌凳，厨房在隔壁，用一口大铁锅炒菜，炒出来的菜用一个搪瓷盆装着端出来，往桌上一放，大家自己打。
食堂的菜谈不上好吃，但量大管饱。最受欢迎的是炒酸菜，酸咸开胃，下饭极了。有时候会有豆腐，运气好的时候还有鸡蛋。肉是不常有的，一星期最多一两次，每次出现都是争抢的对象。
白开明和他们几个养成了一个习惯——打好了饭，不坐在食堂里头，端到操场边那棵大梧桐树底下吃。梧桐树的叶子又大又厚，夏天遮出一**阴凉，冬天叶子落光了，阳光就能从树枝间筛下来，晒得人暖洋洋的。
段莉吃饭很快，三口两口扒完，然后把碗筷搁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开始背英语单词。镇小从三年级就开了英语课，段莉的英语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但她从不满足，总是说自己词汇量不够。
白开明英语成绩一般，不差也不好，中等偏上。他不爱背单词，但爱听段莉读课文。段莉读英语的时候声音跟平时不一样，平稳而有力，每个音节都咬得很清楚，像在念一种古老的咒语。白开明一边扒饭一边听，不知不觉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
雷雨吃饭最慢，一口一口地嚼，好像每一粒米都要嚼出甜味来才肯咽下去。他吃完的时候，段莉已经背了二十个单词，白开明已经去洗好了五个人的碗，杨燕已经看完了两页课外书。
杨燕那段时间迷上了看地图。她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中国地图册，几页纸已经翻得起了毛边。她吃饭的时候把地图册摊在膝盖上，边吃边看，看完一页翻一页。她记住的省会和简称比班**何人都多，老师上课**的时候，她能把**的十七个地级州一口气报出来。
“你以后要当导游吗？”白开明有一次问她。
杨燕合上地图册，想了想说：“导游要会说话，我不怎么会说话。我就是觉得看地图好玩。”
王顺涛的爱好更实惠——他迷上了种菜。学校后面有一小块荒地，王顺涛跟门卫大爷说好了，开出来种菜。他种了小白菜、大蒜和萝卜，每天放学后去浇水、拔草，侍弄得比照顾自己还细心。他的白菜长得又大又嫩，到了收获的时候，他拔了一大捧，洗干净送到食堂，求厨师帮忙炒了一盘。
那天午饭，白开明吃到了一筷子炒白菜，脆生生的，嚼起来有微微的甜味。王顺涛在旁边看着他吃，眼睛亮晶晶的。
“好吃吗？”王顺涛问。
“嗯。”白开明又夹了一大筷子。
王顺涛就笑了，露出那颗歪门牙，笑得很满足。
但十一岁也不全是这些温和的回忆。
那年白开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镇小组织过一次**比赛，每班选一个人参加。班主任选了成绩最好的段莉，这没什么好说的，段莉确实是最好的人选。段莉的**稿写得很好，题目是《我的家乡》，写了村口的古井、秋天的稻田、早晨的炊烟，词句优美，老师帮她改了两遍，已经挑不出毛病。
白开明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在比赛前一天找到班主任，说他想参加。
班主任看了他一眼，说名额已经定了，是段莉。
白开明说：“那能不能加一个？”
班主任说不能。
白开明没有放弃。他去找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说每个班只有一个名额，这是规定。白开明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教导主任笑了，说他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还挺会讲理，但最后还是摇了头。
比赛那天，白开明坐到了观众席上。段莉上台的时候，他鼓了掌，鼓得很大声。段莉讲得很好，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最后拿了二等奖。
散场以后，段莉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去争取那个名额。
白开明说：“没有为什么，我就是想做。”
段莉看了他几秒钟，说了一句：“你胆子真大。”
这句话没有夸奖的意思，也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一句陈述，像在说今天天气很好一样平常。但白开明把这句话记住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段莉说的可能是真的。他的胆子，好像真的比一般人要大一点。不是勇敢，是不怕“不应该”这三个字。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教室的窗户上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呼啦啦地响，冷风从每一个缝隙里钻进来，吹得人手脚发僵。白开明的手生了冻疮，肿得像小馒头，红亮亮的，又*又痛。
杨燕从家里拿来一瓶药膏，是冻疮膏，铁盒的那种，拧开盖子有一股清凉的樟脑味。她让白开明把手伸出来，用手指挖了一点药膏，仔仔细细地涂在他红肿的手指关节上。她的手很凉，但药膏涂上去之后，那种清凉的感觉很快就盖过了*和痛。
“每年都长吗？”杨燕问他。
“嗯，冬天就长。”
“明年冬天你提前抹这个，不要等长了再抹。”
白开明低头看着杨燕认真涂药膏的样子，她垂下来的碎发下面，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他忽然觉得手上的冻疮也没那么难受了。
那天放学路上，天阴沉沉的，走到半路开始下雪。不是北方那种漫天飞舞的大雪，是南方的那种雪籽，小小的，硬硬的，打在脸上像被沙子砸了一下。他们五个人在雪里走了六里路，到家的时候衣服外面蒙了一层薄薄的白，拍一拍就化了。
段莉的马灯在风雪中摇摇晃晃，灯光透过玻璃罩映在雪花上，每一片雪籽都像一粒小小的、被打碎了的星星。
十二岁
白开明十二岁这年，学会了一件事——游泳。
说是“学”，其实没有老师教。镇子附近有一条河，河水不算深，最深的地方也没过**的胸口。夏天的午后，镇上和村里的男孩们成群结队地往河里扎，像一群被扔进水里的**，扑腾扑腾地溅起一片水花。
白开明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水刚到他的腰。他站在水里，手抓着岸边的一块石头，感觉到水流从腿间穿过，凉丝丝的，带着河底沙子的细腻触感。他低头看水里的脚，被水流和光线扭曲了，看起来不像自己的脚。
“放手游。”王顺涛在旁边喊，他比白开明早学会两天，正得意得很，在水里划来划去，像一条笨拙的鱼。
白开明松开石头，整个人立刻往下沉，水没过了他的嘴，他呛了一口，赶紧又抓住了石头。河水的味道涌进嘴里，不是咸的，是有点涩的，混着一点点泥沙。
他又松开了石头。
这一次他没有沉下去那么快。他记着王顺涛说的“手往外划，脚往下蹬”，手脚并用地在水里挣扎了几下，头居然露出水面来了。他看到岸上的杨燕在笑，不是笑话他，是那种“终于浮起来了”的笑。段莉没下水，坐在岸边的石头上，腿上搁着一本英语练习册，但她没在看，她的目光透过练习册的边缘，落在白开明身上。
雷雨在水里游得好极了。他的身体在水中伸展得又长又直，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不浪费一点力气。白开明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雷雨的安静不是迟缓，是精确。他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好了再做，一旦做了，就做得刚刚好，不多一分，不少一厘。
那天太阳落山的时候，白开明能游出五六米远了。他趴在水中，脸埋在水里，耳朵里灌满了水流动的声音，那种声音很大，大到盖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声音。他抬起头换气的时候，看到夕阳把河面染成了橘红色，水波把他的金色影子剪成碎片，又拼起来，又剪碎。
游泳的乐趣不在游本身，在游完之后。
他们湿淋淋地上岸，身上的水珠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王顺涛第一个穿好衣服，然后开始后悔穿得太早——因为他看到白开明光着膀子在河滩上跑了两圈，风把身上的水吹干，那种干爽的感觉比穿衣服舒服十倍。
他们躺在河滩的鹅卵石上，身体被晒热的石头烤着，后背暖烘烘的，前胸被风吹着凉飕飕的，这种感觉舒服得让人不想说话。天上没有一丝云，太阳正在往山后沉，余晖把山峦的轮廓勾勒出一条金色的线。
段莉合上了英语练习册，问了一句：“你们说，这条河的水最后流到哪里去？”
杨燕说地图上看过，这条河汇入赣江，赣江汇入长江，长江汇入东海。
“东海在哪？”王顺涛问。
“很远很远。”杨燕说。
“比县城还远吗？”
“比县城远多了。比省城还远。比北京还远。”杨燕每说一个地名，距离就在他们心中放大一些。北京对他们来说是课本上的一个名字，是电视里***升国旗的地方，是遥不可及的存在。而东海，比北京还远。
白开明躺在石头上，心想，这条河的水原来是要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他现在泡在里面的水，几天之后就会变成东海的一部分。这个念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又觉得理所当然。
他翻了个身，把耳朵贴在温暖的鹅卵石上，听到石头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流动。也许是地下的水，也许是别的东西。
十二岁还有一件事——白开明第一次参加了镇上的乒乓球比赛。
比赛在镇上的文化站举行，一张标准的乒乓球台，有球网，有胶皮拍，灯光也比学校亮得多。白开明站在球台前，手心有点出汗，但不算紧张。他想的是，打呗，跟谁打不是打。
他的第一个对手是镇上的一个四年级学生，比他大一岁，基本功很扎实。白开明第一局输了，第二局也输了，比赛是三局两胜制，他直接被淘汰了。全程不到十五分钟，他输得干净利落，连一个像样的对抗都没打出来。
但他在旁边看了剩下的比赛，看得很仔细。他看到冠军是怎么发球的，怎么在球触拍的瞬间改变手腕的角度，让球拐一个匪夷所思的弯。他看到亚军的反手推挡有多稳，不管对方的球有多旋，他都能用同一个动作稳稳当当地挡回去。他看到了自己跟他们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是很长很长的一大截。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那些球路，手指在被子上无意识地做着推挡的动作。王顺涛被他吵醒了，嘟囔了一句“明哥你梦游啊”，又翻过身睡了。
白开明没理他，继续在脑子里打了一整夜的球。
他回到学校之后练得更凶了。别人练一个小时，他练三个小时。别人打累了休息，他打累了换左手打——左手不会打，那就从零开始练。他把球往墙上抽，球弹回来再抽回去，一练就是几百个。水泥墙上被他打出了一个浅灰色的圆形印记，那是千百次撞击留下的痕迹。
雷雨路过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这样打，球拍用不了多久。”
白开明看了看球拍，胶皮已经被磨得发亮了，中间那一块几乎没了摩擦力。他说：“坏了再买。”
雷雨没再说话。过了两天，雷雨把自己一块备用胶皮带来给白开明，胶皮是新的，黑色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
白开明看着那块胶皮，想说谢谢，但觉得那个词太重了，就没说。他把胶皮贴上球拍的那天，打了一下午的球，手心磨出一个水泡，水泡破了，皮翻起来，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肉。他用纱布缠了一下，继续打。
疼痛让他打得更专注。
十三岁
十三岁是个分水岭。
这一年，他们忽然意识到男女有别了。不是大人教的，也不是书上写的，是身体自己在说的话。
最先变化的是段莉。她比同龄人早发育，个子蹿了一大截，声音也变了，不再是那种尖尖的童声，变得更厚实了一些。她的身体曲线开始显现，穿的那件碎花裙子挂在身上，跟六岁那年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感觉了。
然后是白开明。他的喉结冒出来了，不大，但吞咽的时候会上下动。他的手臂上长了一层细细的绒毛，肩膀比去年宽了一截，声音也从清澈的童声变得粗哑起来，像一把还没调好音的琴，说话的时候时不时会破音。
王顺涛的变化最不明显，他还是那副小男孩的模样，脸上的婴儿肥还没褪干净，个子也只长了两三厘米。他为此有点着急，每天都喝两碗骨头汤，喝完还要再添一碗，谁劝都没用。
雷雨和杨燕像是约好了一样，都进入了那种沉默寡言的青春期阶段。雷雨本来话就少，现在更少了，有时候一整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但他不是不高兴，他就是不想说话。杨燕也是，她变得比以前更爱一个人待着，有时候坐在塘坝上看书，一看就是一下午，谁叫都不走。
他们五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他们是一团的，走到哪里都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在学校里他们会分开坐，分开吃饭，分开活动。白开明和班上的男生打篮球、打乒乓球，段莉和班上的女生聊天说笑，雷雨经常一个人待在图书室，杨燕有时候跟段莉一起，有时候自己待着，王顺涛则像一只蜜蜂一样在各个小团体之间飞来飞去。
但他们之间的纽带没有断，只是变成了一条更细更韧的线，平时看不见，但一拉就拉紧了。
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事，把这条线猛地绷紧了。
那天下午放学，天色忽然暗了下来。不是黄昏的那种暗，是乌云从西边压过来、把太阳整个吞掉的那种暗。风平地而起，吹得操场上的煤渣飞起来打在脸上生疼。蝉的声音忽然停了，世界像是被摁下了静音键。
然后是一道闪电，白得像手术刀，把天空劈成两半。紧接着是一声炸雷，不是由远及近的那种，是直接在你头顶炸开的，声音大到你觉得自己的心脏也跟着跳了一下。
“快走！”白开明喊了一声，他们五个人从教室里冲了出去。
雨几乎是同时落下来的。不是淅淅沥沥的那种，是倾盆而下的那种，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整个大海。他们跑出校门的时候，衣服已经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重。
“镇上躲一下！”段莉喊。
“回村！六里路！跑快点能到！”白开明喊回去。
他在那一刻做了一个决定——跑回去。他没有多想，就是觉得躲镇上不知道要躲多久，天黑之前回不了家，外婆会担心。他的这个决定没有错，但道路很快就变得危险起来。
雨太大了，六里长的上学路在二十分钟内就变成了河。黄泥路的低洼处积了水，踩下去没到脚踝。他们趟着水跑，每跑一步都要把脚从泥里***，跟六岁那年春天走泥路的感觉一模一样，但这回是雷雨交加，头顶上随时可能劈下一道闪电。
“不要在田埂上跑！到路中间来！”白开明喊。
他们跑过一段开阔地的时候，白开明回头看了一眼，数了数人头。段莉在，王顺涛在，雷雨在，杨燕——
杨燕呢？
他猛地刹住脚，雨水糊住了他的眼睛，他用手背擦了一把，往身后张望。段莉和王顺涛也停下了，雷雨还在往前跑了两步才停住。
杨燕落后了大概两百米。她一个人站在路中间，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害怕。
“你们往前跑！我去接她！”白开明喊完就往回跑。
他跑回去的时候，雷雨也跟着跑回去了。两个人一起跑到杨燕面前，白开明喘着气问：“怎么了？跑不动了？”
杨燕摇了摇头，嘴唇发白，声音被雨盖住了，但口型看得出来——她说的是“我怕打雷”。
白开明愣了一下。他认识杨燕七年了，从来不知道她怕打雷。杨燕是那种把所有脆弱都藏得很好的人，好到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怕。
又是一道闪电，白得刺眼。白开明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但雷声还是钻进了指缝，在他胸腔里嗡嗡**。
雷雨在这时候做了一个动作——他把自己的书包取下来，倒扣在杨燕头上，书包虽然也湿了，但好歹能挡一挡砸在头上的雨。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东西，递过去，是几颗用塑料袋包着的大白兔奶糖。
杨燕看着那几颗奶糖，忽然就笑了。在倾盆大雨中，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在浑身湿透的狼狈中，她笑了。她伸出手接过奶糖，攥在手心里，然后对雷雨说了一句什么，雨太大，谁也没听清。但雷雨点了头。
白开明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自己多余了。他转身继续往前跑，杨燕和雷雨跟在他后面跑。雷雨始终跑在杨燕的侧后方，半臂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好挡住了从侧面斜打过来的雨。
那天的雷雨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雨也小了很多。白开明外婆在村口等着，手里举着一把油布伞，看到白开明的身影，什么也没说，把伞递过去，转身回屋去烧热水了。
白开明站在廊下**服，拧干的水在地上汇成一小滩。他看着雷雨和杨燕各自回家的背影，忽然想起了一个词，但他没说出来。
那场雷雨之后，白开明发现杨燕看雷雨的眼神变了。说不上来哪里变了，就是一种感觉，像夏天傍晚的风，你不去看它，你就不知道它来过，但你去看，就能看到草在动。
杨燕还是看她的书，还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还是不怎么说话。但她跟雷雨说话的时候，声音比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更轻，轻到像在说一个秘密。
雷雨倒是一切如常。他还是那个沉默寡言、动作精准的男孩，对谁都一样。但白开明注意到一个细节——从那以后，雷雨的口袋里总是装着几颗大白兔奶糖，用塑料袋包好。
十三岁的夏天，他们在河里学会了潜水。
白开明深吸一口气，一头扎进水里，水把他整个人包住了。他在水下睁开眼睛，看到水草在水底轻轻摇曳，看到小鱼从眼前游过，看到石头上的青苔像绿色的绒毛一样在水流中起伏。他憋了将近一分钟的气，上来的时候胸腔像要炸开一样疼，但那种在水下的感觉让他着迷——隔绝了岸上所有的声音，整个世界只剩下流动的水和自己心跳的声音。
段莉在岸上说：“你又摸到什么了？”
白开明摊开手掌，掌心里躺着一枚光滑的小石子，灰色的，被河水冲刷得圆润无比。
“什么都没有。”他说，然后把石子扔回水里。
石子沉下去，溅起一个很小的水花，然后河面恢复了平静。
十四岁
这一年，白开明去了一次县城。
不是去玩的，是代表镇小参加全县的乒乓球比赛。他在镇上的选拔赛里拿了第一，获得了去县城的资格。王顺涛给他加油的时候喊得嗓子都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说话像只**。
县城的体育馆跟镇上的文化站完全是两个世界。木地板，专业球台，看台上坐满了人。白开明站在球台前，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整个人照得无所遁形。他的对手是县城小学的校队主力，穿着统一的运动服，脚上穿着专业的乒乓球鞋，球拍两面都贴了进口胶皮。
白开明穿着校服短袖和一双普通的运动鞋，球拍是自己用几十块钱的底板和两块普通胶皮粘的。
比赛开始。
前两局白开明都输了，比分很接近，但都输了。第三局他一度领先，但对手调整了战术，连续几个大角度的调动让他疲于奔命。他跑到左边接住一个球，对手立刻打向右边，他再跑过去的时候，球已经落地了。
他输了个一比三。
比赛结束后，他坐在体育馆外面的台阶上，喝着从水龙头接的自来水。县城的天比村里的天低一些，因为楼多。夕阳从建筑物之间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一块的亮斑。
段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她那天正好跟学校来县城参加英语竞赛，竞赛上午就考完了，她听说白开明下午有比赛，就自己找过来了。
“输了吧？”段莉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盒牛奶。
“嗯。”
“可惜了。”
白开明吸了一口牛奶，甜丝丝的，跟牛吃草的时候嚼出来的那股甜味不太一样。他说：“我明年还会来的。”
段莉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说：“走吧，不然赶不上回镇上的车了。”
他们一起走在那条通往车站的路上，县城的街道比村子里的路宽多了，人也多，车也多。白开明走在段莉左边，让段莉走里面。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是某本书上看到过，可能是某部电影里学的，也可能什么都没学，就是觉得应该这样。
段莉走在他右边，步幅不大不小，正好跟他同步。她比小时候高了不知道多少，都快到白开明眉毛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轻轻晃着，红绸子换成了黑色的发圈，不那么扎眼了，但看上去更利落。
“段莉。”他叫她。
“嗯？”
“你英语竞赛怎么样？”
“还行，能拿奖。”
白开明知道她说“还行”就是很好的意思，说“能拿奖”就是能拿一等奖的意思。她在任何事情上都比他有把握，这是从六岁那年在塘坝上递给他野山楂的时候就注定了的。
那一年秋天，雷雨的奶奶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但拖了很久，在镇上的卫生院住了一个多星期。雷雨每天放学后去医院照顾奶奶，给***送饭、喂药、擦身子。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不声不响的，老师问他作业怎么没交，他说“忘了”，没有说奶奶住院的事。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难处拿出来说，好像那些事不值得被打扰到任何人。
杨燕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她放学后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卫生院。她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兜苹果，站了很久才敢进去。进去以后也没说什么话，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帮雷雨的奶奶倒了杯水，然后坐在床边的凳子上，安静地待了半个小时。
雷雨从水房打水回来，看到杨燕坐在那里，愣了一下。杨燕抬起头看他，说：“苹果给你们吃的。”
雷雨说：“谢谢。”
然后就没了。两个人一个坐在床边，一个站在门口，中间隔着病房里那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和药片的苦味。窗外的桂花开了，香味从打开的窗户飘进来，跟药味搅在一起，那种味道白开明后来再也没有闻到过。
白开明知道这件事，是王顺涛告诉他的。王顺涛说这事的时候眼睛瞪得圆圆的，用一种“你绝对不会相信”的语气说：“明哥，燕姐去看雷雨奶奶了，一个人在病房里跟雷雨待了半个小时。”
白开明说：“然后呢？”
王顺涛说：“没有然后了。”
白开明没有追问。有些事情你不需要追问，你只需要知道发生了，然后在心里把它放好，像放一件易碎的东西，知道它在就行了，不用常常拿出来看。
十四岁的冬天，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放牛。
说是最后一次，其实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有些事情结束的时候是没有告别的，它就像河水改道一样，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你站在岸边，只看到河道又变窄了一点，但你以为它永远都会在那里。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冬天的阳光是那种浅金色的，不烫，但很亮。他们把牛赶到后山那片草坡上，草已经枯了，踩上去又脆又响。阳光穿过没有叶子的树梢，在地面上画出一幅疏疏朗朗的影子。
王顺涛躺在草坡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天说了一句：“明哥，你说我们十五岁的时候会干什么？”
白开明坐在他旁边，手里转着一根草茎，想了想说：“上学呗。”
“我是说，除了上学。”
白开明想了想，发现自己想象不出十五岁的样子。十四岁和十五岁之间横着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他看不见那边。
段莉说：“十五岁就初三了，要中考了。”
杨燕说：“到时候看考到哪里的高中。”
雷雨一直没说话，他蹲在地上画着什么，用一根树枝在泥土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圆，然后在圆的中间画了一条线。
“这是什么？”白开明凑过去看。
雷雨把树枝放下，说了一句：“不知道。”
白开明后来觉得，那个圆可能是地图。雷雨可能在画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山，有河，有村子，有学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圆中间的那条线，可能就是那条六里长的上学路。
也可能什么都没有画。雷雨就是随便画了一个圆。
那天下午，牛吃饱了草，卧在坡上反刍，嘴巴慢悠悠地嚼着，发出有节奏的咀嚼声。白开明看着牛的嘴巴动来动去，忽然觉得这头牛跟他六岁时第一次牵的那头牛很像——也是湿漉漉的眼睛，也是慢悠悠的尾巴，也是那种长辈看晚辈的眼神。
但已经不是同一头牛了。
那头牛老了，被卖掉了。这头牛是后来买的，比那头年轻，胆子也小一些，过水塘的时候要人牵着才敢迈步。
白开明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枯草，牵起牛绳。绳子还是麻的，粗粝的，搓在掌心里**的。他说：“回家吧。”
牛站起来，四个蹄子站稳了，然后迈开步子往山下走。它认得路，不需要人牵。
白开明松开绳子，让牛自己走。
十五岁
十五岁这年，他们五个人的人生轨迹，终于开始分岔了。
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那条六里长的上学路。
从十五岁那年的秋天开始，他们不走那条路了。白开明、段莉、雷雨考上了县城的中学，王顺涛和杨燕留在了镇上的中学。不是王顺涛考不上，是家里觉得在镇上读就行，去县城开销太大。杨燕是自愿留下来的，具体原因她没有说过，但白开明隐约觉得跟雷雨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
搬家那天，白开明的外婆站在村口，手里还捏着那把油布伞。白开明背着行李走了很远，回头看她还在那里。六岁的时候他被外婆牵着手走过那条路，九岁的时候他在那条路上跑着去上学，十三岁的时候他在雷雨里跑过那条路。现在他要走另一条路了。
段莉在车站等白开明。她的行李比白开明多，除了衣服还有一大箱书，书比衣服重，箱子拎起来沉甸甸的。她扎着那个歪马尾，发圈换成了黑色的，站在车站的台阶上看书，余光看到白开明走近了才把书合上。
“走吧。”她说，语气跟七岁那年问他“你吃不吃”一样干脆。
长途汽车从镇上开到县城，要一个多小时。他们并排坐着，窗外的景色从稻田变成山坡，从山坡变成楼房。段莉靠窗坐着，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手里的书翻开在某一页，但白开明注意到她从上车到下车一页都没翻过。
到了县城中学，一切都不一样了。
操场是塑胶的，教室有六层楼高的，食堂有上下两层。白开明走在校园里，觉得自己的脚步都不太对劲，像是刚换上不合适的鞋。他站在宿舍楼底下看名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旁边是一串陌生的名字。他忽然意识到，从今天开始，他的生活里不只有王顺涛、段莉、雷雨和杨燕了。
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像六岁那年握住牛绳时骡子突然迈步的那种踉跄。
第一个星期回家，白开明坐了最早的一班车回镇上，然后从镇上走回村子。六里路，他走了四十分钟，比小时候慢一些，因为他不再跑了。
王顺涛在村口等他。王顺涛晒黑了不少，手臂上有一道新疤，说是帮家里搬东西时划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站在白开明面前的时候，白开明愣了一下——王顺涛还是比白开明矮，但脸上的婴儿肥没了，下巴的线条变得硬朗了些，那颗略歪的门牙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矫正过了，现在整整齐齐的。
“明哥，县城怎么样？”王顺涛问，语气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还行。”白开明说。
“有没有好吃的？”
“食堂有***。”
王顺涛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下去了。他憨憨地笑了一下，但那个笑容没有到底。
他们在塘坝上走了一圈。水塘的水位比小时候低了不少，塘坝上的草还是那个样子，绿油油的。白开明想起了六岁时站在这里看牛的情景，那个湿漉漉的、圆滚滚的眼神，像一个被拉长了十年的画面，一直放到了今天。
段莉也回来了。她从村中间的青砖老屋里走出来，手里没拿野山楂，也没拿课本，什么都没拿，就空着手，站在门口看着白开明和王顺涛走过来。
雷雨在村头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汽水，看到他们三个人走过来，把汽水盖子起开递过去。白开明接过来喝了一口，橘子味的，甜得发腻，气泡从喉咙里往上涌，呛得他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