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那以后,我们之间就拉开了一场持续十二年的拉锯战。
月考要比,期中期末要比,连作文分数都要比。他理综比我高三分,我英语就比他高五分;他拿了物理竞赛一等奖,我转头就拿下了英语**比赛的冠军。我们像两棵拼命向上长的树,根系在地下暗暗缠绕,谁也不肯被对方遮住阳光。
高二那年发生了一件事,现在想来是他第一次露出破绽,但当时的我根本没往那个方向想。
冬天的一个晚自习,我被几个外校的男生堵在放学路上。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隔壁学校篮球队的,因为我之前在校际比赛上当裁判给了他们一个技术犯规,耿耿于怀。他们推了我一把,书包带子断了,课本散了一地。
沈聿臣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什么都没说,把校服外套脱下来搭在我肩上,然后一拳打在那个推我的男生脸上。
一个打三个,他赢了,但嘴角也破了,颧骨青了一大块。我看傻了——沈聿臣在我的认知体系里,一直是那种绝对不会动手的“文明人”,他解决问题的标准流程是用智商碾压对方,而不是用拳头。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帮我,他冷笑一声:“你想多了。我只是刚好路过,顺手。”
“顺手打架?”
“顺手教育。”他纠正我,擦了擦嘴角的血,“毕竟你丢的是我们班的脸。”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但那天晚上回家,我发现他的校服上有很淡的洗衣液味道,不是薰衣草,是那种很干净的皂香。我把校服叠好放在床头,第二天还给他之前,鬼使神差地闻了一下。
就一下。
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确认洗干净了没有。
高三那年他转学了,毫无征兆。上午还在和我为了最后一道大题的解法吵架,下午班主任就说他办了转学手续,人已经走了。他走得干干净净,连句告别都没有,只在课桌抽屉里留了一本数学笔记,扉页上写着四个字:“后会有期。”
我看着那本笔记,说不清心里什么感觉。有点像**时遇到一道似曾相识的题,明明知道答案就在嘴边,但就是说不出来。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大二那年在一场商赛上又遇到了他。他代表清华,我代表北大,两个人站在决赛的辩论台上,对视的那一刻,时间和距离好像突然被压缩了。
他说:“程欢喜,好久不见。”
我说:“沈聿臣,你变丑了。”
其实他没有。他比高中时高了也瘦了,穿着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眉眼间那种少年人的锐气蜕变成了更沉也更危险的东西。但我不可能当着他的面说“你变好看了”,那是投降。
那场辩论我们赢了,但我注意到了——他在自由辩论环节明明有机会抓住我们逻辑上的漏洞,却故意放过了。散场后我找到他:“你是不是让我的?”
“你想多了。”他还是那句老话,“我只是觉得那个漏洞不值得我出手。”
我瞪他。
他忽然笑了,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动作很快很轻,像蜻蜓点水:“程欢喜,你就不能偶尔承认我需要你一次?”
我没听懂。
五年后回想起来,那大概是他最接近告白的一次。
大学毕业后,命运像开玩笑一样把我们塞进了同一栋写字楼。他在二十八楼的投行部,我在二十七楼的咨询部,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电梯里碰到,要么假装看不到对方,要么简短地互损一句。
“今天又加班?你们咨询公司也就这点效率了。”
“总比你们投行用PPT骗钱强。”
我们之间的战争从校园打到了职场,从分数打到了业绩,从意气之争打到了真金白银。但不管怎么打,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悄悄变化——比如我开始习惯在加班到深夜时,看到二十八楼的灯也亮着;比如他会在公司年会上,莫名其妙地坐在我旁边,然后整晚都在和另一个男同事聊天,但中途会不动声色地把我面前的辣椒换成清汤。
我问他干什么,他头都不抬:“你的胃受不了辣,别硬撑。”
我愣住:“你怎么知道?”
他顿了一下,端起酒杯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知道我的胃不好,还知道我每个月的生理期大概什么时候
月考要比,期中期末要比,连作文分数都要比。他理综比我高三分,我英语就比他高五分;他拿了物理竞赛一等奖,我转头就拿下了英语**比赛的冠军。我们像两棵拼命向上长的树,根系在地下暗暗缠绕,谁也不肯被对方遮住阳光。
高二那年发生了一件事,现在想来是他第一次露出破绽,但当时的我根本没往那个方向想。
冬天的一个晚自习,我被几个外校的男生堵在放学路上。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隔壁学校篮球队的,因为我之前在校际比赛上当裁判给了他们一个技术犯规,耿耿于怀。他们推了我一把,书包带子断了,课本散了一地。
沈聿臣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什么都没说,把校服外套脱下来搭在我肩上,然后一拳打在那个推我的男生脸上。
一个打三个,他赢了,但嘴角也破了,颧骨青了一大块。我看傻了——沈聿臣在我的认知体系里,一直是那种绝对不会动手的“文明人”,他解决问题的标准流程是用智商碾压对方,而不是用拳头。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帮我,他冷笑一声:“你想多了。我只是刚好路过,顺手。”
“顺手打架?”
“顺手教育。”他纠正我,擦了擦嘴角的血,“毕竟你丢的是我们班的脸。”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但那天晚上回家,我发现他的校服上有很淡的洗衣液味道,不是薰衣草,是那种很干净的皂香。我把校服叠好放在床头,第二天还给他之前,鬼使神差地闻了一下。
就一下。
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确认洗干净了没有。
高三那年他转学了,毫无征兆。上午还在和我为了最后一道大题的解法吵架,下午班主任就说他办了转学手续,人已经走了。他走得干干净净,连句告别都没有,只在课桌抽屉里留了一本数学笔记,扉页上写着四个字:“后会有期。”
我看着那本笔记,说不清心里什么感觉。有点像**时遇到一道似曾相识的题,明明知道答案就在嘴边,但就是说不出来。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大二那年在一场商赛上又遇到了他。他代表清华,我代表北大,两个人站在决赛的辩论台上,对视的那一刻,时间和距离好像突然被压缩了。
他说:“程欢喜,好久不见。”
我说:“沈聿臣,你变丑了。”
其实他没有。他比高中时高了也瘦了,穿着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眉眼间那种少年人的锐气蜕变成了更沉也更危险的东西。但我不可能当着他的面说“你变好看了”,那是投降。
那场辩论我们赢了,但我注意到了——他在自由辩论环节明明有机会抓住我们逻辑上的漏洞,却故意放过了。散场后我找到他:“你是不是让我的?”
“你想多了。”他还是那句老话,“我只是觉得那个漏洞不值得我出手。”
我瞪他。
他忽然笑了,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动作很快很轻,像蜻蜓点水:“程欢喜,你就不能偶尔承认我需要你一次?”
我没听懂。
五年后回想起来,那大概是他最接近告白的一次。
大学毕业后,命运像开玩笑一样把我们塞进了同一栋写字楼。他在二十八楼的投行部,我在二十七楼的咨询部,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电梯里碰到,要么假装看不到对方,要么简短地互损一句。
“今天又加班?你们咨询公司也就这点效率了。”
“总比你们投行用PPT骗钱强。”
我们之间的战争从校园打到了职场,从分数打到了业绩,从意气之争打到了真金白银。但不管怎么打,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悄悄变化——比如我开始习惯在加班到深夜时,看到二十八楼的灯也亮着;比如他会在公司年会上,莫名其妙地坐在我旁边,然后整晚都在和另一个男同事聊天,但中途会不动声色地把我面前的辣椒换成清汤。
我问他干什么,他头都不抬:“你的胃受不了辣,别硬撑。”
我愣住:“你怎么知道?”
他顿了一下,端起酒杯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知道我的胃不好,还知道我每个月的生理期大概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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