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钉一颗钉子，免得这段关系彻底散架。
宋桂兰退休前在县里的卫生院当护士长，当了三十多年。她的职业要求她全年无差错，她把这种要求从单位带回家，贴在了丈夫和女儿身上。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固定位置，拖鞋在鞋柜左边第二格，遥控器必须横放在电视柜右上角，何敏君的作业本要按科目从小到大的顺序叠好。
“妈，你当年考一中是不是全校第一？”女儿何敏君有一次开玩笑问她。
“那个时候不敢考第二。”宋桂兰的回答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所以何敏君后来能考上省城的大学，宋桂兰逢人便说“我们家敏君争气”。但何敏君总觉得母亲表扬的不是她这个人，而是她的成绩单。成绩单上的数字是可量化的，而她这个人——她的感受、她的恐惧、她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是不可量化的，因此不在母亲的价值体系内。
何敏君后来学的是社会工作，研究生毕业后进了市妇联下属的家庭调解中心。这份工作说起来体面，其实每天面对的都是拳头和眼泪。她见过被丈夫打断鼻梁的女人在调解室里哭着求她不要报警，也见过被儿媳锁在阳台上的老人一瘸一拐地从背包里拿出皱巴巴的**剩饭。
她以为自己的情绪早已被培训得分外坚硬，她下意识沿用的正是母亲最信奉的那套逻辑——不犯错，不崩溃。每次被当事人放鸽子、被家属指着鼻子骂卷宗保密不够的时候，周围的实习生都委屈得掉眼泪，她就跟自己说：哭又不能解决问题，哭不解决问题。
但她慢慢发现自己不只是在上班时不哭。她拿自己办公桌上的刀片试着划花盆里枯掉的薄荷叶，指腹上的倒刺扎到毛衣纤维里，甩一下心理档案就过去了。直到某个傍晚她把工作手机和平板都关了机，瘫在老式布面沙发上，发现她已经很久没对任何事产生“喜欢”或“不喜欢”的反应。邻居家的狗在楼下连叫了三个傍晚她也没觉得烦，只是挨个给那些半夜失眠的当事人按时回工作微信，像一个被设定了程序的电子钟。
她自己清楚，她不只是在调解室里被耗光。她是把母亲那种“不准出错”的逻辑内化得太彻底，以至于任何一点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