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出里面的信纸,快速扫了一遍。信上的字迹端正,措辞客气,大意是说陈慧女士工作认真负责,对孩子有耐心,与家庭成员相处融洽,是一名称职的住家保姆。
“你结婚了吗?”我妻子边看信边问。
“离了。”
“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跟**爸。”
这段对话进行得很自然,我妻子问,慧姐答,她的答案简短但得体,没有极力地回避,也没有过多的倾诉。我当时觉得这样很好,一个懂得保持恰当距离的保姆,对家庭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
慧姐搬进来的那天带了一个灰色的拉杆箱和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塑料桶里装着衣架、洗衣液、一双拖鞋和一把雨伞。她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她房间的衣柜里和床底下。我注意到她所有的衣服都是叠成同样大小的方块,码得很整齐,像是当兵的人叠被子的方式。
她对小曼很好。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做早餐,小米粥煮得黏稠度刚好,鸡蛋煎成小曼喜欢的太阳蛋,蛋黄是流动的。送小曼上学前会把她的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辫梢用小曼喜欢的粉色皮筋系好。晚上接小曼回家后会督促她先做作业再玩,做完作业会检查一遍,用铅笔把做错的地方轻轻圈出来,然后蹲在小曼身边一道一道地讲。
“慧姐以前是老师吗?”有一次我妻子看到她给小曼讲数学题的方式后问我。
“简历上没写。”
“她讲题的方式很像老师,”我妻子说,“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很有耐心,而且特别会引导。不是直接告诉答案,是让你自己想出来。”
小曼很喜欢慧姐。这毫无疑问。每次慧姐去学校接她,她都是跑着扑进慧姐怀里的。慧姐会蹲下来,把她抱个满怀,然后接过她的书包,牵着手一起走回来。有时候小曼会在客厅的茶几上画画,画得最多的是我们家三个人——我、我妻子、她自己——还有角落里的一个扎马尾的人,小曼在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慧姐”。
“慧姐是家人吗?”我笑着问她。
“是啊,”小曼头也不抬,继续用红色的蜡笔给慧姐画衣服,“慧姐每天都陪我,比妈妈陪我的时间还多。”
我妻子正好从门口经过,听到这句话,脚步顿了一下。不过她什么都没说,只是走过去摸了摸小曼的头发。
事情在慧姐来后的第二个月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些细节,一些如果不是刻意留意就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
比如有一天晚上,我比平时早回家。打开门的时候,客厅里没有人,电视开着但调成了静音,屏幕上在播一个育儿节目,一个专家正对着镜头讲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规律的、有节奏的刀与砧板的碰撞声。
我换了拖鞋走进去,慧姐背对着我站在料理台前,正在切土豆丝。她的刀工很好,土豆片切得薄如纸,再切成丝的时候速度快得让人眼花。从背后看,她穿着那件常穿的灰色家居服,头发扎成低马尾,围裙的带子在腰间系了一个蝴蝶结。
“慧姐,小曼呢?”
“在房间里写作业。”她头也不回地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我没听过的东西——不是不耐烦,也不是冷淡,而是某种……专注。一种完全沉浸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里的专注。
我去小曼房间看了看,她确实在写作业。但她看到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像往常那样放下笔跑过来抱我,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叫了一声“爸爸”,就又低下头继续写字了。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我走过去坐在她床边。
“挺好的。”她头也不抬。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没有。”
我注意到她的铅笔盒旁边放着一朵用彩纸折的花,折得很精致,花瓣一层一层的,像是某种专业的折纸作品。
“这是你折的?”我拿起来看。
“慧姐教我折的,”小曼终于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我们折了好多,慧姐说周末要教我更难的。”
“更难的?”
“嗯,能折出一个小鸟,翅膀可以动的。”
我放下那朵花,看着小曼重新埋头写作业的侧脸。台灯的光照在她的脸上,睫毛在脸颊上投下
“你结婚了吗?”我妻子边看信边问。
“离了。”
“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跟**爸。”
这段对话进行得很自然,我妻子问,慧姐答,她的答案简短但得体,没有极力地回避,也没有过多的倾诉。我当时觉得这样很好,一个懂得保持恰当距离的保姆,对家庭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
慧姐搬进来的那天带了一个灰色的拉杆箱和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塑料桶里装着衣架、洗衣液、一双拖鞋和一把雨伞。她把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她房间的衣柜里和床底下。我注意到她所有的衣服都是叠成同样大小的方块,码得很整齐,像是当兵的人叠被子的方式。
她对小曼很好。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做早餐,小米粥煮得黏稠度刚好,鸡蛋煎成小曼喜欢的太阳蛋,蛋黄是流动的。送小曼上学前会把她的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辫梢用小曼喜欢的粉色皮筋系好。晚上接小曼回家后会督促她先做作业再玩,做完作业会检查一遍,用铅笔把做错的地方轻轻圈出来,然后蹲在小曼身边一道一道地讲。
“慧姐以前是老师吗?”有一次我妻子看到她给小曼讲数学题的方式后问我。
“简历上没写。”
“她讲题的方式很像老师,”我妻子说,“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很有耐心,而且特别会引导。不是直接告诉答案,是让你自己想出来。”
小曼很喜欢慧姐。这毫无疑问。每次慧姐去学校接她,她都是跑着扑进慧姐怀里的。慧姐会蹲下来,把她抱个满怀,然后接过她的书包,牵着手一起走回来。有时候小曼会在客厅的茶几上画画,画得最多的是我们家三个人——我、我妻子、她自己——还有角落里的一个扎马尾的人,小曼在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慧姐”。
“慧姐是家人吗?”我笑着问她。
“是啊,”小曼头也不抬,继续用红色的蜡笔给慧姐画衣服,“慧姐每天都陪我,比妈妈陪我的时间还多。”
我妻子正好从门口经过,听到这句话,脚步顿了一下。不过她什么都没说,只是走过去摸了摸小曼的头发。
事情在慧姐来后的第二个月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些细节,一些如果不是刻意留意就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
比如有一天晚上,我比平时早回家。打开门的时候,客厅里没有人,电视开着但调成了静音,屏幕上在播一个育儿节目,一个专家正对着镜头讲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规律的、有节奏的刀与砧板的碰撞声。
我换了拖鞋走进去,慧姐背对着我站在料理台前,正在切土豆丝。她的刀工很好,土豆片切得薄如纸,再切成丝的时候速度快得让人眼花。从背后看,她穿着那件常穿的灰色家居服,头发扎成低马尾,围裙的带子在腰间系了一个蝴蝶结。
“慧姐,小曼呢?”
“在房间里写作业。”她头也不回地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我没听过的东西——不是不耐烦,也不是冷淡,而是某种……专注。一种完全沉浸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里的专注。
我去小曼房间看了看,她确实在写作业。但她看到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像往常那样放下笔跑过来抱我,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叫了一声“爸爸”,就又低下头继续写字了。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我走过去坐在她床边。
“挺好的。”她头也不抬。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没有。”
我注意到她的铅笔盒旁边放着一朵用彩纸折的花,折得很精致,花瓣一层一层的,像是某种专业的折纸作品。
“这是你折的?”我拿起来看。
“慧姐教我折的,”小曼终于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我们折了好多,慧姐说周末要教我更难的。”
“更难的?”
“嗯,能折出一个小鸟,翅膀可以动的。”
我放下那朵花,看着小曼重新埋头写作业的侧脸。台灯的光照在她的脸上,睫毛在脸颊上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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