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我卖假高定？我反手估价千万缝纫机

市场监管说我做假高定，一件裙子卖二十三万，我转身把我那台二手缝纫机推去旧货市场估价。
开了八年的小裁缝铺，最贵的活是给人改婚纱，收三百八。
可那天，执法人员拦在我铺门口，一脸严肃。
“苏小姐，知道你这条裙子标价多少吗？二十三万。”
我懵了，我的缝纫机也懵了。
“同志，您再说一遍？”
“二十三万！还装不知道？”
我指了指屋里那台踩起来嘎吱响的老机器：“它要是能做出二十三万的裙子，我当场把它供起来。”
男人冷笑：“证据确凿，跟我们走一趟。”
我看着投诉单上那串金额，又看了看自己掉漆的招牌，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铺子你说能卖二十三万，跟你们没完。
我那间裁缝铺，开了八年。
门口招牌晒得发白，玻璃门关不上，冬天漏风，夏天进蚊子。
缝纫机是我妈留下来的，踏板踩重了会卡线，针头一天断三回。
最高客单，隔壁阿姨给儿媳妇改婚纱，我收了三百八，还送她缝了两颗珍珠扣。
那天，我从布料市场回来。
小巷里，邻居们正围着我的店门看热闹。
两辆车停在巷口，车门上贴着执法标识。
我拎着布包往里走，脚下沾着雨水，心里盘算。
没卖假货。
没偷税。
没占道。
我清清白白。
一个中年男人从铺里走出来，脸很黑，手里拿着一叠纸。
他敲了敲我的玻璃门。
力气很大，门上那条裂缝又长了一寸。
“你就是苏晚？”声音也硬。
我点头，把布包放下。
“我是。同志，我犯什么事了？”
他没回答，绕到我那台老缝纫机前，拍了拍掉漆的机身。
“就这玩意儿？”
他旁边一个年轻女人拿着投诉单走过来。
中年男人指着我，对她说：“就是她。”
然后转过头，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偷鸡摸狗的贼。
“胆子不小啊。”
我更懵了。
“到底怎么了？您说明白。”
他从年轻女人手里抽出投诉单，怼到我面前。
“自己看。”
我凑过去。
一串字，黑得刺眼。
仿冒顾氏慈善晚宴高定礼服，非法售卖，金额二十三万。
我眨了眨眼，以为看错了。
再看。
还是二十三万。
我第一反应不是害怕，是想笑。
“同志，这是不是搞错了？”
“搞错？”中年男人的嗓门一下拔高，“顾氏那边亲自投诉，礼服照片，收款记录，客户证词都有。你说搞错就搞错？”
我指了指我的铺子。
墙上挂着刚改好的校服裤脚，桌上是邻居送来的破拉链，角落里堆着打折棉布。
“您看我这地方。”
“它但凡有一样东西，配得上二十三万，都算我输。”
我说的是实话。
二十三万的高定，要独立设计，要手工刺绣，要高级面料，要专人试穿十几次。
我这儿连熨斗都得拍两下才出蒸汽。
我能做二十三万？
那得把我连人带铺子一起卖了。
“还狡辩！”中年男人沉下脸，“投诉人说得清清楚楚，她在你这里订了礼服，穿去顾氏晚宴，被顾总母亲当场认出是仿品。你拿不出授权，就是违法。”
“投诉人是谁？”
年轻女人看了我一眼，语气有点别扭。
“沈清梨。”
我手里的布包掉在地上。
不是因为怕。
是因为我认识这个名字。
沈清梨，我丈夫陆景川捧在手心里的女人。
三年前她出国，陆景川醉了一夜，第二天和我领证。
我以为那是开始。
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用来气她的一场婚姻。
我看着那张投诉单，慢慢问：“她说裙子是我卖给她的？”
中年男人把笔拍到桌上。
“签字，配合调查。”
“我没卖。”
“收款记录呢？”
“我没有收她二十三万。”
“她提供了转账截图，备注写得很清楚，苏晚礼服定制款。”
我笑不出来了。
那笔钱我见过。
三天前，陆景川让我把一张***交给沈清梨。
他说那是公司礼金，不方便从他账户走。
我问多了一句，他当着司机的面说：“苏晚，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你只是帮我跑个腿。”
原来跑腿跑到这里来了。
我抬头：“我要看证据。”
中年男人把单子往回一收。
“到了所里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