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心：混蛋的战争

没有邮戳的信------------------------------------------，法国的麦子还没熟。，田野像一张潮湿的旧床单，铺在远处起伏的山坡上。雾从低地里爬出来，沿着壕沟、铁丝网、废弃炮位和一排排临时墓碑慢慢挪动，好像这片土地也患了肺病，整夜咳不出声，只能吐出灰白色的气。。，枪口朝下，靴子陷进泥里。有人昨夜没睡好，眼皮肿着；有人把军帽压得很低，不敢看前方；还有一个年轻兵嘴唇发青，右手一直抖，抖得枪背带轻轻磕着铜扣，发出细碎的响。，低声骂了一句：“拿稳。别像个刚偷了鸡的孩子。”，脸上却更白了。。，他们杀过穿灰绿色军服的德国人，杀**里摸进铁丝网的侦察兵，杀过壕沟对面看不清脸的影子。他们甚至有时连自己杀了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热了，炮弹落了，第二天无人区多了一些隆起的泥包。。。。。。。
一个在前线给他们缝过袜子、分过罐头、用铲子从塌方里刨出过活人的人。
他的名字叫埃米尔。
军法官念判决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仓库损耗表。
“埃米尔·肖隆，法国陆军步兵，因战时违抗命令，袭击并致死长官，依军法****，即刻执行。”
旁边的**官低头写字。他写得很认真，每个字母都像小心钉进纸里的钉子。
只是他把埃米尔的姓拼错了。
安娜站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看见那支笔停了一下，又继续往下划。她想走过去纠正，可宪兵挡在她前面，像一堵穿制服的墙。
她已经一夜没有合眼。
昨晚，她在包扎所里处理了十七个伤员。两个毒气伤，三个腹部贯通，五个被炮弹震得听不见人话，还有一个孩子似的新兵，左脚没了，醒过来第一句问的是：“护士小姐，我靴子呢？”
安娜说：“我替你收着。”
其实那只靴子和脚一起留在了阵地前的泥里。
她说谎已经越来越熟练了。医护人员的谎言和军官的谎言不同，军官说谎是为了让人**，护士说谎是为了让人多活一分钟。
她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
直到她看见埃米尔被押出来。
老人没有被捆得很紧。他的手腕上缠着绳子，绳结打得潦草，像负责的人也不愿意把这件事做得太认真。他的军大衣破了，裤腿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泥结成硬壳。左边靴底裂开，走一步就露出一点袜子。
那袜子是他自己缝的。
针脚很丑。
前线所有人都知道埃米尔缝袜子丑得要命，可缝出来就是不磨脚。年轻兵背地里笑他：“老家伙这辈子打不了几场胜仗，倒能跟靴子签和平条约。”
埃米尔听见也不恼，只抬头骂：
“能让你脚不烂，就是比你们那些将军强。”
那时候大家都笑。
现在没人笑。
弗雷迪站在安娜身边，拳头攥得很紧。
他高大的身子在晨雾里像一截烧黑的柱子，脸上没有表情。人们常说弗雷迪脾气坏，拳头比脑子快，说话像拿刀刮锅底。他自己也承认。他曾经觉得，只要找到那个害死妻子的德国疯子，只要把拳头砸进那张脸里，世界就会稍微正常一点。
后来他真的抓住了仇人。
可他没有杀。
他发现仇恨这东西不像**，不会爆一下就没了。它更像战壕里的水，今天舀出去，明天又从泥里渗回来。
现在他看着埃米尔，忽然很想**。
可这一次，他甚至不知道该杀谁。
杀那个军法官？
杀那个吹哨子的军官？可那军官已经死了。
杀写命令的人？
杀地图后面那些干净的手？
杀战争本身？
这念头像一颗没有拉环的手**，塞在他的胸腔里，找不到地方扔出去。
华特趴在安娜脚边。
那条战地犬平时很机灵，鼻子一动就能从一堆烂木板下找出活人，也能穿过炮火把纸条送到该送的人手里。可今天它不动。它只是盯着埃米尔，喉咙里发出很低的声音。
埃米尔也看见了它。
老人停了一下，朝它眨眨眼。
“别叫。”他轻声说，“好狗不替笨人喊冤。”
华特像听懂了一样，耳朵垂下去。
军士长催促道：
“走。”
埃米尔继续往前。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不是英雄赴死的步子，也不是懦夫拖命的步子。他只是像从前在农田里走路一样，避开最深的泥坑，尽量不让靴子陷进去。
这习惯救过他很多次。
在炮火里，会走路的人比会喊**的人活得久。
他们把他带到木桩前。
那根木桩原本是修交通壕用的，半截插在泥里，上面还残留着铁丝磨出的痕迹。昨天晚上有人临时把它立起来，拿来绑人。战争里没有什么东西有固定用途。饭盒可以当铲子，信纸可以当绷带，门板可以抬死人，农民可以当士兵，士兵也可以当靶子。
宪兵问：
“要蒙眼吗？”
埃米尔看了看那块黑布。
黑布很干净，大概是从军需仓库里新拿出来的。它干净得有点可笑。这片阵地上，只有用来遮死人眼睛的东西才这么干净。
“不用。”
“这是规矩。”
“那就把规矩留给活人吧。”
宪兵皱了皱眉。
军法官咳了一声，像是不愿在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
“随他。”
于是埃米尔没有蒙眼。
他抬头看向前方。
雾很厚，他看不清行刑队每个人的脸，只能看见枪、帽檐、肩章和他们身后朦胧的田野。
那田野像极了圣米耶尔。
只是少了牛，少了葡萄架，少了玛丽在井边晾衣服的影子，少了卡尔弯腰修篱笆时被钉子扎到手还装作没事的蠢样子，少了小维克多含混不清地喊“外公”。
想到这里，埃米尔忽然笑了一下。
不是因为不怕死。
他当然怕。
一个说自己不怕死的人，不是骗子，就是还没闻过炮弹把肠子翻出来的味道。埃米尔见过太多死人。他知道死亡不是诗，不是荣耀，不是报纸上印得漂亮的黑框。死亡大多数时候很难看，很脏，很突然，有时还很滑稽。
有人死前裤子掉了。
有人死前还在骂罐头太咸。
有人半个身子没了，还问：“我们赢了吗？”
埃米尔怕死。
他只是更怕有些年轻人白死。
那天进攻前，军官吹了三次哨。
第一次，排里的小伙子们爬出壕沟，被**扫倒一片。
第二次，剩下的人不动了。
不是不敢。
他们已经敢了太多次。
他们在凡尔登的炮火里敢过，在毒气里敢过，在夜里拖伤员时敢过，在老鼠啃死人脸的时候敢过。他们敢守阵地，敢反击，敢把德国人打回无人区。
他们只是不愿意再排着队走向一挺早就知道位置的**。
军官第三次吹哨时，脸涨得通红，骂他们懦夫，骂他们叛徒，骂他们是法国的耻辱。
埃米尔那时候正按着一个年轻兵的肩膀。
那孩子叫卢西安，才十八岁，刚收到母亲寄来的围巾。围巾是红的，在这片泥地里红得刺眼。他一直说等战争结束要回去开面包店，还说要给埃米尔寄一袋最好的面粉。
军官抓住卢西安，要把他拽出壕沟。
“你上去！”
卢西安哭了。
他不是吓哭的。
他是知道自己要死，又不知道为什么非得现在死。
埃米尔站起来，说：
“够了。”
军官转过身，手按在**上。
“你说什么？”
埃米尔没有再说第二遍。
他只是拿起了工兵铲。
很多事情发生时，并没有人们后来讲得那么清楚。没有雷鸣，没有光照，没有神明在天上翻开账本。埃米尔只记得铲柄很滑，军官的脸离他很近，卢西安的围巾落在泥里。
然后军官倒下了。
血流出来，和泥混在一起。
哨子滚到埃米尔脚边，里面还沾着那个人的口水。
所有人都安静了。
远处的**还在响，可壕沟里安静得像教堂。
埃米尔低头看着那只哨子，忽然觉得可笑。
那么多人，就是被这么小的东西赶出去送死。
现在，这件事成了判决书上的一句话：
战时违抗命令，袭击并致死长官。
他们不会写卢西安。
不会写铁丝网没有炸开。
不会写炮兵把坐标打偏了。
不会写第一波冲锋的人几乎全死在三十米外。
不会写那个军官第三次吹哨时，德国***甚至没有换位置，因为他们知道法国人还会来。
判决书容不下这些。
纸太小。
战争太会省略。
“埃米尔。”
安娜终于开口了。
她本来不该说话。宪兵看了她一眼，弗雷迪也看了她一眼。她却没有退。
埃米尔转头。
“你的信，”安娜声音有点哑，“我会想办法寄出去。”
埃米尔点点头。
“谢谢你，姑娘。”
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如果能寄到的话，告诉玛丽，别把鸡卖了。现在鸡比将军有用。”
弗雷迪忽然别过脸。
埃米尔看见了，咧嘴笑：
“你这**人，哭起来是不是也带口音？”
弗雷迪骂了一句很脏的话。
埃米尔满意地点头。
“这就对了。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漂亮话。”
漂亮话有什么用呢？
这几年，埃米尔听过太多漂亮话。
为了祖国。
为了文明。
为了荣誉。
为了最后胜利。
为了牺牲者不白白牺牲。
可每一句漂亮话下面，都压着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压久了，名字就扁了，变成了编号，变成了阵亡名单，变成了家属通知书上的墨点。
埃米尔不想听漂亮话。
他只想听玛丽说一句：
“爸爸，饭好了。”
只想听卡尔在院子里笨手笨脚地劈柴。
只想听维克多哭。
小孩子哭起来吵，可那是活人的吵。
炮声也吵，但炮声不长人。
军法官看了怀表。
行刑时间到了。
**官把最后一份文书夹进文件袋，袋口用绳子绕了两圈。他的手指上没有泥。埃米尔盯着那只手看了一会儿，突然想，如果让这只手去挖一天交通壕，它写出来的判决会不会短一点。
“准备。”
行刑队抬枪。
年轻兵的枪口明显偏了一下。
军士长走过去，把他的枪托往上托正。
“瞄准胸口。”
年轻兵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埃米尔看着他。
那孩子比卢西安还小。
于是埃米尔说：
“别怕。”
年轻兵愣住了。
埃米尔继续说：
“打偏了我还得再站一会儿。怪累的。”
队伍里有人发出一声很轻的、差点变成哭的笑。
军士长猛地回头。
那笑声立刻死了。
“瞄准！”
雾往上抬了一点。
东方露出一线苍白的光。
埃米尔在那一瞬间看见远处的田埂。田埂上似乎站着一个人，抱着孩子。旁边还有一个男人，身形很瘦，肩膀微微塌着，像赶了很远的路。
他眯起眼。
雾又合上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知道那不是真的。
玛丽在圣米耶尔。维克多在圣米耶尔。卡尔……卡尔也许死了，也许还活着，也许被关在某个战俘营里，也许正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德**服，在某条他不认识的路上走。
战争最狠的地方不在于它**。
它还让活人不知道该为谁守丧。
“开火！”
枪声响了。
华特叫了起来。
那一声撕破了清晨。
不是军犬的命令叫声，不是发现伤员时的急促吠声，而是很长、很哑、很像人的一声。
埃米尔向后撞在木桩上，又慢慢滑下去。
他的眼睛还睁着。
安娜往前冲，被宪兵拦住。弗雷迪一把推开宪兵，差点动手。军士长拔出**，场面一瞬间紧绷起来。
可埃米尔已经死了。
死人不需要秩序。
安娜跪到他身边时，泥水浸湿了她的裙摆。她伸手合上埃米尔的眼睛，指尖碰到他的眉骨，发现那里还有一点温热。
弗雷迪站在旁边，胸膛剧烈起伏。
他想说点什么。
最后只说：
“这个老**。”
安娜没有抬头。
“嗯。”
“他还欠我一瓶酒。”
“嗯。”
“他说等回去请我喝。”
“嗯。”
弗雷迪的声音哽住了。
“他骗人。”
安娜把埃米尔的大衣整理好。
“他只是没赶上。”
远处，**官走过来，递给军士长一份死亡确认。军士长签了字，又让安娜签。
安娜拿起笔，看见上面那个拼错的姓。
她停住。
“写错了。”
**官愣了一下。
“什么？”
“他的名字。”
“这不重要。”
安娜抬头看他。
她的眼睛里全是血丝，脸色苍白，袖口还沾着昨夜手术留下的暗红痕迹。她看起来不像一个护士，更像一个刚从地底爬出来的审判者。
“对你来说不重要。”
**官皱眉。
“小姐，这是**文件。”
“所以更不能错。”
“只是一个字母。”
“人死以后，剩下的就只有这些字母了。”
**官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反驳。
他把纸拿回去，划掉，重写。
埃米尔·肖隆。
这次写对了。
安娜把笔尖放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她写得很慢，像是在替一个死人把最后一颗钉子钉牢。
华特仍趴在埃米尔旁边，不肯走。
弗雷迪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
“走吧，伙计。”
华特不动。
弗雷迪沉默很久，又说：
“他不会骂你了。”
华特还是不动。
最后安娜从埃米尔衣袋里取出那封信。
信封皱了，边角磨破，上面没有邮戳。埃米尔昨夜写完以后，把它交给了安娜。信很轻，轻得不像能装下一个人最后要说的话。
信封正面写着：
寄玛丽。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如果卡尔回来了，也给他看。
安娜把信贴在胸口，像贴住一块仍有余温的炭。
她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送到。
这几年，她见过太多信死在路上。
有些被炮火烧掉。
有些被雨泡烂。
有些因为地址改变被退回。
有些因为**员的红笔变成一张满是空洞的纸。
有些抵达时，收信人已经不在了。
有些更**，抵达时，收信人还活着，于是必须亲手打开。
军士长命人把埃米尔抬走。
木桩旁只剩下一摊血，被泥慢慢吞进去。
天终于亮了。
远处传来炮声。
战争没有因为枪决一个老人停下。它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中午前，前线又送来三车伤员。
安娜重新站上手术台，袖子卷到手肘。她切开被泥封住的绷带，检查伤口，喊人拿干净纱布，给一个失血过多的士兵注射**。她忙得没有时间悲伤。
战争最擅长这个。
它不给人完整哭完的机会。
弗雷迪被调去后方整编。临走前，他在包扎所外看见安娜坐在木箱上，正用沾了血的手擦那封信上的泥。
“我去送。”他说。
安娜摇头。
“你现在靠近圣米耶尔，会被调令抓回来。”
“我不在乎调令。”
“埃米尔会在乎。”
弗雷迪沉默。
安娜把信放进防水袋里，又用细绳扎紧。
“它会到的。”
弗雷迪低声说：
“你相信？”
安娜看着远处灰色的天空。
那里没有鸟。
只有炮烟。
“我不相信战争。”她说，“但我相信有人会把它继续往前递。”
于是这封信开始了自己的路。
它先被放进一只护士的药箱里，和绷带、碘酒、止血钳、断了针尖的缝合针待在一起。药箱经过三次炮击，一次翻车，一次检查站。
然后它被交给一名军邮员。
军邮员叫皮埃尔，右耳听不见，左腿有点跛。他说自己以前是邮差，战争爆发后还是邮差，只不过以前送账单和情书，现在送遗书和坏消息。
他把信塞进帆布袋里，说：
“放心，我认路。”
安娜问：
“你认得圣米耶尔？”
皮埃尔咧嘴。
“小姐，现在没人认得圣米耶尔。那地方一天一个样。地图都嫌累。”
他把袋子甩到肩上，走了。
三天后，他所在的车队被炮弹炸散。
信袋掉进沟里，被泥水泡了一夜。
**天，一个担架兵发现它，以为里面有口粮。打开后，他失望地骂了一句，把还能辨认的信挑出来，交给后方收发站。
埃米尔的信还在。
只是信封上的“玛丽”被水洇开，像一个哭花的名字。
收发站的下士看了地址，皱眉。
“圣米耶尔？那边线路断了。”
旁边有人说：
“先放着。”
于是信被放在一个木箱里。
木箱里还有二十七封信，十一张明信片，三份阵亡通知书，一只用纸包着的戒指，一小撮头发，还有一个孩子画的太阳。
太阳画得很圆，颜色很黄。
在那只木箱里，它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过了两个星期，木箱被送往另一个邮站。
再过一个月，信封被重新分拣。一个女职员看见上面的字迹几乎看不清，拿铅笔轻轻描了一遍。
她描到“如果卡尔回来了，也给他看”时，停了很久。
她不知道卡尔是谁。
可她知道这种句子通常意味着坏事。
她把信放进优先处理的一叠里。
又过了很久，这封信终于穿过一段修复的铁路、一辆满是煤灰的车、一处临时检查站、一名不耐烦的宪兵和一个黄昏时分的村口，来到了圣米耶尔附近。
那时，村子已经不像村子。
教堂尖顶缺了一块，像被咬掉的牙。街边房屋有些塌了，有些还站着，只是窗户都黑洞洞的。井台旁长出杂草，墙上留着德军撤退前贴过又撕掉的布告痕迹。
玛丽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她比三年前瘦了很多。
战争把她身上柔软的部分一点一点拿走，留下能忍、能扛、能咬牙活下去的骨头。她不再轻易哭，也不再轻易笑。她学会了修门，学会了藏粮，学会了和士兵说话时不低头，学会了在孩子面前把害怕收起来。
维克多在屋檐下玩一只木头小马。
那小**腿断过，被人用细铁丝重新绑好。绑得不好，跑起来一瘸一拐。维克多却很喜欢，说它像外公讲过的老马，虽然走得慢，但从不迷路。
门口有人敲了敲。
玛丽抬头。
一个军邮员站在那里，**上全是灰。
“玛丽·肖隆？”
她的手指在围裙上擦了擦。
“是。”
军邮员递出信。
“迟到的。”
玛丽没有立刻接。
这几年，她已经学会分辨信件的重量。
普通家书轻。
账单硬。
**通知薄而冷。
迟到的信最可怕。
因为它可能来自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人，也可能要告诉你一个你已经猜到却仍不愿承认的答案。
她接过信，看见信封上的字。
是父亲的字。
歪，硬，像犁过冻土留下的沟。
她的喉咙一下收紧。
“谢谢。”
军邮员点点头，转身走了。
玛丽站在门口，很久没有动。
屋里传来脚步声。
卡尔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旧衬衫，袖子卷着，手上沾着木屑。回来以后，他总是找活干。修篱笆，补门，劈柴，清理倒塌的棚子。有时一整天不说几句话，只是把一件破东西修好，再去修下一件。
他看见玛丽手里的信，动作停住。
玛丽把信翻过来。
信封背面那行小字已经模糊，但还能看清：
如果卡尔回来了，也给他看。
院子里很安静。
风吹过晾衣绳，湿衣服轻轻摆动，像一排没有声音的旗。
维克多抱着木马跑过来。
“妈妈，谁的信？”
玛丽没有回答。
她看着卡尔。
卡尔也看着那封信。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有太多表情挤在一起，反而什么也看不出来。过了很久，他慢慢伸出手，又在半空停住，像害怕碰碎什么。
玛丽低下头，拆开信封。
纸已经受潮，边缘发软。她展开时很小心，像展开一片干枯的叶子。
父亲的字迹从纸上露出来。
第一行写着：
我的玛丽，
玛丽的眼泪一下掉下来。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继续读。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能自己回去骂你了。别哭太久，哭久了眼睛疼。你小时候就这样，一哭就揉眼睛，***说过你多少次，你从来也不听。
玛丽捂住嘴。
卡尔站在她身边，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卡尔现在在哪里。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被俘，有人说他逃走了。战争里消息比虱子还多，但没几个是真的。要是他还活着，要是他能回来，你不要怪他。
纸面被水泡过，有些字淡了。
玛丽努力辨认。
他穿什么军服都不是他自己选的。一个人被推上火车的时候，火车往哪里开，不归他管。
卡尔低下头。
维克多不懂，只仰脸看他们。
你告诉维克多，外公不是英雄。英雄这个词太重，压在坟上还行，压在活人身上容易把人压坏。我只是一个种地的，后来被叫去打仗。地没种好，仗也没打明白。
不过我学会了一件事。
人不能拿别人家的孩子去填自己的地图。
玛丽读到这里，再也读不下去。
卡尔接过信。
他的手有些抖。
他看着纸上的字，一行一行往下。
他们说我杀了长官。是真的。
他们说我违抗命令。也是真的。
但他们不会告诉你，那天命令让孩子们走向**。那些孩子有人还不会刮胡子，有人把母亲织的围巾塞在衣服里，有人欠我一袋面粉。
我不后悔拦下那只哨子。
我只后悔没有早点把你们都带回家。
风停了。
院子里只剩纸张轻微发颤的声音。
卡尔继续看。
卡尔，如果你看见这封信，就说明你回来了。那好。
这一句下面有一团墨迹，像是写信的人停了很久。
回来就好。
只有四个字。
卡尔的手指按在那四个字上，指节发白。
照顾玛丽。照顾维克多。别急着替我难过，死人不缺人惦记，活人才缺。
院子后面的葡萄架如果还在，春天记得剪枝。鸡别卖。牛要少喂盐。屋顶靠东那块瓦我一直没补好，下雨会漏。
还有，别让孩子太早知道战争是什么。
如果他非要问，你就告诉他：战争是一群大人把世界弄坏了，又让孩子长大以后去收拾。
信到这里快结束了。
最后一段字写得更歪，像写信的人已经很累。
玛丽，我很想回家。
但要是我回不去，你们就替我好好活。
不要让他们把我们的名字全变成碑上的字。
你的父亲，
埃米尔。
信纸垂下去。
玛丽蹲在地上，终于哭出声。
不是那种轻轻的哭，也不是体面的哭。她哭得像一个忍了三年的人，终于发现自己再也不用把眼泪藏给孩子看。
维克多被吓到了，伸手抱住她的脖子。
“妈妈？”
玛丽把他搂进怀里。
卡尔站在那里，低头看着那封信。
阳光从破屋顶的缺口落下来，照在纸上。那些字因为受潮而微微扭曲，像从泥里爬出来的根。
过了很久，卡尔转身走进屋里。
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件东西。
那是一只旧木盒。
盒子里装着几封从未寄出的信，一枚变形的纽扣，一张被折得发白的照片，还有一小块从德**服上拆下来的布。
卡尔把埃米尔的信放进去。
然后他又拿出一张空白纸。
玛丽抬头看他。
“你要写什么？”
卡尔没有马上回答。
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很低。
“写给他。”
“寄去哪？”
卡尔看向远处。
村外有一片新墓地。
十字架一排一排，像另一种庄稼。那里埋着法国人、德国人、没有名字的人、名字写错的人、找不到家的人。风经过时，草叶摩擦木牌，发出轻轻的响。
卡尔说：
“不寄。”
那天夜里，圣米耶尔下了一场小雨。
雨水落在屋顶东边那块漏瓦上，滴进木盆里。
滴答。
滴答。
滴答。
像一只看不见的钟。
玛丽睡得很浅，维克多在她怀里翻身。华特趴在门口，耳朵偶尔动一下。卡尔坐在桌前，借着一盏小灯写信。
他写得很慢。
纸上第一行是：
父亲。
他停了很久。
又划掉。
重新写：
埃米尔。
还是不对。
最后，他把那张纸**来，放到一边。
第二张纸上，他只写了一句话：
我回来了。
墨水慢慢干了。
没有邮戳。
没有地址。
没有收信人能亲手打开。
可它终究是一封信。
很多年以后，维克多长大，曾经问过玛丽：
“外公是怎么死的？”
玛丽沉默了很久。
她没有说“为了祖国”。
也没有说“因为荣耀”。
她只是把那封已经发黄的信拿出来，放在桌上。
“他不想让别人的孩子白白**。”她说。
维克多看着信上的字。
那些字很旧，旧得像从另一个世界寄来。
窗外，葡萄架已经重新长起来。
春天的叶子很嫩，绿得几乎不懂战争。
而在更远的地方，旧战场上仍会偶尔翻出军牌、弹壳、纽扣、骨头和没有寄出的信。
土地从不主动说话。
但它记得。
它记得谁来过。
谁倒下。
谁被写错名字。
谁最后一刻还在想家。
它也记得有个老农民，在一九一七年的清晨，没有蒙眼。
枪声响起时，麦子还没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