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手，擦干，转过身，看着她。
"惟惟，有件事我想问你。"
"妈您说。"
"那栋房子，产权证上的名字，是你们两个人的？"
她的手停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我的名字呢？"
她没有说话。
我说："四千五百万，是我卖了**和我住了二十年的房子换来的，一分不少全打给了你。你用这笔钱买了房子，产权证上没有我的名字。"
她的眼圈红了，声音有些发颤："妈，当时是为了手续方便，这边的规定，外国人持有房产要额外交税，我想着反正都是一家人。"
我点了点头，说："一家人，这三个字很好。"
说完我转身去炒菜了。
锅里的油噼啪响着，我把四季豆倒进去，翻炒，火很大，烟升起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但我的眼睛很干。
没有一滴眼泪。
因为该流的泪，在国梁走的那年，就已经流完了。
那栋房子，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写自己的名字。
这是实话。
不是因为我傻，是因为我当时真心觉得，钱给了女儿，就是给了女儿，没必要算那么清楚。
国梁做了二十多年生意，挣了不少，走的时候留下来的，除了那栋别墅，还有公司的股份、几笔定期存款、一些理财产品，加在一起，是一个让我后半辈子不用发愁的数字。
我把别墅卖了，钱给了女儿，但其他的东西，我留着呢。
不是不舍得给，是国梁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那是他住院的最后几天，意识还清醒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声音很轻，说："锦年，别墅可以卖，但那些存款和股份，你自己攥着，谁问都别说。"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惟惟我放心，但惟惟身边的人，我没见过几次，看不透。你手里有钱，腰板就硬。"
那时候我还觉得他想多了，克里斯蒂安那么客气，那么会说话，怎么可能不好？
现在想想，国梁看人的眼光，从来没有错过。
所以我手里是有底牌的。
这张牌，我没打算轻易亮出来。
但我打了另一张牌。
我给张律师发了一条信息，让他帮我查一件事——德国这边，如果房产的购买资金全部来自第三方，但产权证上没有第三方的名字，第三方有没有法律途径追回资金或主张权益。
张律师两天后回了我一封很长的邮件，里面条理清晰地列了六条法律依据，最后一段话是这么写的：
"锦年，简单来说，如果你能证明购房款是你出的，并且是赠予行为之外的出资，你有权主张。但关键在于证据链是否完整。你告诉我，你当时转账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约定？"
我坐在卧室里，看着这封邮件，想了很久。
没有。
没有书面约定。
因为我当时把钱打过去的时候，压根没想过需要什么约定。那是我女儿，我给她钱，还需要签合同吗？
但现在，这个"不需要"，变成了我最大的软肋。
我关掉邮件，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花园里那几株薰衣草开败了，只剩下一些灰绿色的枝条，在冬天的风里**着。
国梁，你看，你说得对。
防人之心不可无。
可是你没告诉我，要防的那个人，我压根就不想防。
那段时间，克里斯蒂安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随意了，变得客气了很多，对我说话也开始用中文，虽然还是那几句简单的问候，但至少不再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地说德语了。
表面上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他开始频繁地跟一个人联系，是他的母亲，住在慕尼黑城区，一个精明强势的德国老**，名字叫英格丽。
英格丽以前偶尔来一次，坐半个小时就走，对我客客气气的，但从不多聊。
但最近两周，她来了三次。
每次来，都和克里斯蒂安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说完了出来，对我笑一笑，说一句不痛不*的中文："妈，好吗？"
然后就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种笑背后，有一种打量的味道。
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还值不值得留在货架上。
有一天，英格丽来的时候，带了一束花，是一束白色的雏菊，插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