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合同第一签·下------------------------------------------,白墙灰瓦,门口两棵歪脖子槐树。十一月末的槐叶落了一地,被露水打湿了,踩上去没有声音。。他是沈家沟的老支书,五十三岁,脸上的褶子像刀刻的。搪瓷缸搁在桌上,热气从缸口冒出来,茶叶末子飘在水面上。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沈叙,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沈叙在沈家沟的标签很明确——“投机倒把犯”。1976年他往县城倒腾鸡蛋被公社通报批评,1977年贩棉花被扣了两车货。虽然没有坐牢,但这个“不安分”的名声已经在几个大队间传开了。“厚田叔。”沈叙进了门,没有坐下的意思。“你来干啥?”沈厚田把报纸合上,手压在报头上。,展开,放在沈厚田的桌面上。纸是普通的信纸,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笔画粗细不一,有的地方洇了墨。内容是申请承包村口的大鱼塘,每年**集体一百二十元,承包期五年,盈亏自负,落款处还空着。。他拿起纸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眉头从紧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表情,像是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块没加盐的肉,嚼也不是吐也不是。“一百二?”他终于开口了,声音粗粝,“你晓得那口塘荒了几年了?两年。过去五年,集体从那口塘里收的钱,拢拢总总加起来,不到这个数。”沈厚田用手在纸上弹了一下,弹在“120”那个数字旁边,“一年顶过去五年,你哪来的钱?我会想办法。”,往椅背上一靠,搪瓷缸重新端起来但没送到嘴边。他眯着眼打量沈叙,*了一口茶。“这个事儿,得开会研究。”。。它们的意思是:拖。拖到刘大山听到信儿,拖到刘二狗提着烟酒上门,拖到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或者更让人“放心”。这两年刘二狗把**赶进塘里,塘是他的,他有使用权。现在沈叙跳出来,****的合同就显得太正式了,把刘家那个不清不楚的“占”衬托得格外扎眼。
沈叙从怀里掏出了第二张纸。
那是一份抄件。县农业局的****,标题是《关于鼓励农村养殖业承包试点的通知》,落款1978年10月,盖着模糊的公章。抄在普通的作业本纸上,字迹非常工整,连**的排版都描出来了。
他把抄件放在承包申请旁边。
“厚田叔,”他说,“您是等开会,还是等别人来承包?”
沈厚田盯着那张抄件,没动。他看得比看承包申请仔细得多,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反复看落款和公章。夹在手指间的卷烟烟灰烧长了,啪嗒一下掉在桌上。他也没去拂。
办公室静了很久。墙上的老挂钟响了一下,是那种机械发条的撞击声。
“这个文件,”沈厚田抬起头,声音变了,不再是打官腔的调子,而是一种低沉的、审慎的、近乎警惕的询问,“你是咋弄到的?”
沈叙听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
它不是赞赏,不是“想不到你小子还挺有见识”的感叹。它是怀疑,是打量,是一种本能的警觉。
在1978年的沈家沟,一个二十岁的后生,没出过远门,没进过机关,能想到去县农办抄一份****,还能精准地抄到最有用的段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让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这个后生掌握着别人没有的信息,而信息就是主动权,就是刀。
沈叙心里波动了一下,但脸上纹丝不动。
“县农办墙上贴的,”他说,“我路过看见了,抄下来的。”
这是真话。昨天下午他确实去了县农办。只不过“路过”不是偶然的,“看见”也不是碰巧的。前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告诉他:1978年10月,县农业局确实下发了一份关于养殖承包试点的通知,而这份通知在沈家沟大队部从来没有被正式传达过。
沈厚田沉默了。
他把信纸翻到正面,拿起桌上的钢笔,拔开笔帽,悬在纸上。停了很久。久到门外的槐树上有只麻雀叫了三声。
终于,他动了。
笔尖落在纸上,签了“同意”两个字,然后是“沈厚田”。笔迹很重,纸背留下了清晰的凹痕,但也就在最后,他的笔尖一顿,又加了一行:
“承包款一年一缴,集体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提前收回鱼塘。”
沈叙看着那行字。
附加条款。一颗定时**。“特殊情况”是什么,没有写,全凭集体决定。这等于在合同上留了一扇后门,哪天集体要收回,只需要宣布“现在是特殊情况”就够了。
沈叙没有争辩,甚至没有表情变化。他接过笔,在承包人签名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
沈叙。
两个字,压得极重。纸背透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像刀刻的。
他把合同收好,揣进怀里,转身出门。走到门口时,他看见隔壁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露出一张算盘的一角。
那把算盘木质已经旧得发黄,但珠子磨得很光,在暗处泛着润泽的光。一只粗糙的手搁在算盘边,手背上有一道陈年老疤。
沈叙走过时,放慢了半步。
门缝里陈卫国的侧脸一闪而过,随即站了起来。他的椅子腿刮过地面,声音刺耳。他从门里走出来,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
沈叙停下脚步。
两个人隔着不到三米,一个站在大队部门槛外的槐树影子里,一个站在门槛内的暗处。陈卫国的右手握在门框上,指节泛白。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门轻轻带上了。
沈叙转身走了。
天井里,阳光终于出了来,从老槐树的枯枝间漏下,斑斑点点地落在他肩上。他把手**口袋,指尖碰到了那叠工业券,和赵建军的塑料皮笔记本。
沈叙从怀里掏出了第二张纸。
那是一份抄件。县农业局的****,标题是《关于鼓励农村养殖业承包试点的通知》,落款1978年10月,盖着模糊的公章。抄在普通的作业本纸上,字迹非常工整,连**的排版都描出来了。
他把抄件放在承包申请旁边。
“厚田叔,”他说,“您是等开会,还是等别人来承包?”
沈厚田盯着那张抄件,没动。他看得比看承包申请仔细得多,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反复看落款和公章。夹在手指间的卷烟烟灰烧长了,啪嗒一下掉在桌上。他也没去拂。
办公室静了很久。墙上的老挂钟响了一下,是那种机械发条的撞击声。
“这个文件,”沈厚田抬起头,声音变了,不再是打官腔的调子,而是一种低沉的、审慎的、近乎警惕的询问,“你是咋弄到的?”
沈叙听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
它不是赞赏,不是“想不到你小子还挺有见识”的感叹。它是怀疑,是打量,是一种本能的警觉。
在1978年的沈家沟,一个二十岁的后生,没出过远门,没进过机关,能想到去县农办抄一份****,还能精准地抄到最有用的段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让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这个后生掌握着别人没有的信息,而信息就是主动权,就是刀。
沈叙心里波动了一下,但脸上纹丝不动。
“县农办墙上贴的,”他说,“我路过看见了,抄下来的。”
这是真话。昨天下午他确实去了县农办。只不过“路过”不是偶然的,“看见”也不是碰巧的。前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告诉他:1978年10月,县农业局确实下发了一份关于养殖承包试点的通知,而这份通知在沈家沟大队部从来没有被正式传达过。
沈厚田沉默了。
他把信纸翻到正面,拿起桌上的钢笔,拔开笔帽,悬在纸上。停了很久。久到门外的槐树上有只麻雀叫了三声。
终于,他动了。
笔尖落在纸上,签了“同意”两个字,然后是“沈厚田”。笔迹很重,纸背留下了清晰的凹痕,但也就在最后,他的笔尖一顿,又加了一行:
“承包款一年一缴,集体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提前收回鱼塘。”
沈叙看着那行字。
附加条款。一颗定时**。“特殊情况”是什么,没有写,全凭集体决定。这等于在合同上留了一扇后门,哪天集体要收回,只需要宣布“现在是特殊情况”就够了。
沈叙没有争辩,甚至没有表情变化。他接过笔,在承包人签名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
沈叙。
两个字,压得极重。纸背透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像刀刻的。
他把合同收好,揣进怀里,转身出门。走到门口时,他看见隔壁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露出一张算盘的一角。
那把算盘木质已经旧得发黄,但珠子磨得很光,在暗处泛着润泽的光。一只粗糙的手搁在算盘边,手背上有一道陈年老疤。
沈叙走过时,放慢了半步。
门缝里陈卫国的侧脸一闪而过,随即站了起来。他的椅子腿刮过地面,声音刺耳。他从门里走出来,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
沈叙停下脚步。
两个人隔着不到三米,一个站在大队部门槛外的槐树影子里,一个站在门槛内的暗处。陈卫国的右手握在门框上,指节泛白。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门轻轻带上了。
沈叙转身走了。
天井里,阳光终于出了来,从老槐树的枯枝间漏下,斑斑点点地落在他肩上。他把手**口袋,指尖碰到了那叠工业券,和赵建军的塑料皮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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