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一章
车子驶出厦蓉高速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我关掉导航,摇下车窗。风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气味——不是海,海是咸腥的,这是泥土、草木和江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厚实而绵长。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闻过这种气味了。
从厦门到长汀,三百多公里,我开了将近五个小时。副驾驶上放着一台索尼FX6和一只摄影包,后座塞着三脚架、录音设备和一只装满换洗衣物的登山包。后备箱里还有一箱矿泉水和两盒厦门馅饼,是小禾硬塞进去的,说“去人家家里住,空着手不像话”。
人家家里。
我借住的地方叫惠吉门老街,门牌号我记不清了,***是一位阿婆。制片人老方帮我联系的,他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的亲戚,人很好,愿意腾一间空房出来。老方在电话里说“阿婆姓沈,你叫她阿婆就行”,然后补充了一句“她一个人住,你去了也陪陪她”。
我一个人住惯了,说不上陪不陪的。但老方既然这么说了,我应下来。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回长汀拍片子,可能要住一阵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信号不好,喊了一声“爸”。
“嗯。”他终于出声了,“去长汀哪里?”
“惠吉门。”
又是沉默。比刚才更长。
“别去打扰月娘姐。”他说。
我一愣。“月娘姐”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奇怪的腔调,像是客家话,又像是闽南语,更像是一个很久不用的称呼被勉强捡起来,硌得嘴唇疼。
“谁?”
“你借住的那家。”他说,“她姓沈。”
我握着电话,等着他往下说。但他没有。他只说了那一句,然后问了问我最近的血压,说厦门的海鲜少吃,别老是熬夜剪片子,就挂了。
我看着通话记录上“父亲”两个字,想了很久。他今年五十五岁,离开长汀二十五年,从来没有回去过。家里没有一张长汀的照片,没有一件老家的东西。我妈说刚搬到厦门那几年,每逢清明他都在阳台上坐一整晚,抽很多烟,但从来不提回去扫墓的事。
我以为他对家乡冷漠。
也许恰恰相反。
从高速下来,拐进县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路灯稀了,两边的建筑从楼房变成矮屋,从矮屋变成黑黢黢的影子。车载导航早就不说话了,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我把车灯切成远光,照着前面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
快到长汀县城的时候,我看见了汀江。
它比我想象的要宽。夜色里水光沉沉,像一条暗色的绸子,缓缓地、不动声色地从县城边缘流过去。江面上有一座老桥,桥头立着一块石碑,车灯扫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惠吉门”三个字。
记忆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
我七岁离开长汀,那之前的事情都模糊了。但我记得一个画面——不是完整的场景,是碎片:石头台阶,江水,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高处,手搭凉棚望着远处,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会留下来。它像一张底片,压在我记忆的最底层,不发黄,不变质,只是等着某一刻被重新冲洗出来。
车子穿过惠吉门城楼,石板路硌得底盘嘎嘎响。我把车窗完全摇下来,老街的气味涌进来——有人家在烧柴灶,有不知哪里飘来的卤料香,有青苔爬满墙角的那种潮湿的、绿油油的气息。
我按老方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栋老宅。
木门是虚掩的,门楣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上联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下联还剩几个红纸片。门口的石阶被磨得发亮,中间凹下去一道弧线,那是多少双脚踩出来的,我数不清。
我提着一箱矿泉水、两盒馅饼和三脚架,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没有应答。
我又敲了两下。
门从里面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一位老人。她很瘦,瘦得让人担心风吹过来她会晃。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棉布衫,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在后脑勺挽了一个小小的髻。她的脸很小,颧骨高,眼窝深,皮肤像揉皱的宣纸,但一双眼睛格外清亮。
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仰头看我。
不是打量,是辨认。
她
车子驶出厦蓉高速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我关掉导航,摇下车窗。风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气味——不是海,海是咸腥的,这是泥土、草木和江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厚实而绵长。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闻过这种气味了。
从厦门到长汀,三百多公里,我开了将近五个小时。副驾驶上放着一台索尼FX6和一只摄影包,后座塞着三脚架、录音设备和一只装满换洗衣物的登山包。后备箱里还有一箱矿泉水和两盒厦门馅饼,是小禾硬塞进去的,说“去人家家里住,空着手不像话”。
人家家里。
我借住的地方叫惠吉门老街,门牌号我记不清了,***是一位阿婆。制片人老方帮我联系的,他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的亲戚,人很好,愿意腾一间空房出来。老方在电话里说“阿婆姓沈,你叫她阿婆就行”,然后补充了一句“她一个人住,你去了也陪陪她”。
我一个人住惯了,说不上陪不陪的。但老方既然这么说了,我应下来。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回长汀拍片子,可能要住一阵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信号不好,喊了一声“爸”。
“嗯。”他终于出声了,“去长汀哪里?”
“惠吉门。”
又是沉默。比刚才更长。
“别去打扰月娘姐。”他说。
我一愣。“月娘姐”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奇怪的腔调,像是客家话,又像是闽南语,更像是一个很久不用的称呼被勉强捡起来,硌得嘴唇疼。
“谁?”
“你借住的那家。”他说,“她姓沈。”
我握着电话,等着他往下说。但他没有。他只说了那一句,然后问了问我最近的血压,说厦门的海鲜少吃,别老是熬夜剪片子,就挂了。
我看着通话记录上“父亲”两个字,想了很久。他今年五十五岁,离开长汀二十五年,从来没有回去过。家里没有一张长汀的照片,没有一件老家的东西。我妈说刚搬到厦门那几年,每逢清明他都在阳台上坐一整晚,抽很多烟,但从来不提回去扫墓的事。
我以为他对家乡冷漠。
也许恰恰相反。
从高速下来,拐进县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路灯稀了,两边的建筑从楼房变成矮屋,从矮屋变成黑黢黢的影子。车载导航早就不说话了,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我把车灯切成远光,照着前面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
快到长汀县城的时候,我看见了汀江。
它比我想象的要宽。夜色里水光沉沉,像一条暗色的绸子,缓缓地、不动声色地从县城边缘流过去。江面上有一座老桥,桥头立着一块石碑,车灯扫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惠吉门”三个字。
记忆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
我七岁离开长汀,那之前的事情都模糊了。但我记得一个画面——不是完整的场景,是碎片:石头台阶,江水,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高处,手搭凉棚望着远处,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会留下来。它像一张底片,压在我记忆的最底层,不发黄,不变质,只是等着某一刻被重新冲洗出来。
车子穿过惠吉门城楼,石板路硌得底盘嘎嘎响。我把车窗完全摇下来,老街的气味涌进来——有人家在烧柴灶,有不知哪里飘来的卤料香,有青苔爬满墙角的那种潮湿的、绿油油的气息。
我按老方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栋老宅。
木门是虚掩的,门楣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上联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下联还剩几个红纸片。门口的石阶被磨得发亮,中间凹下去一道弧线,那是多少双脚踩出来的,我数不清。
我提着一箱矿泉水、两盒馅饼和三脚架,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没有应答。
我又敲了两下。
门从里面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一位老人。她很瘦,瘦得让人担心风吹过来她会晃。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棉布衫,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在后脑勺挽了一个小小的髻。她的脸很小,颧骨高,眼窝深,皮肤像揉皱的宣纸,但一双眼睛格外清亮。
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仰头看我。
不是打量,是辨认。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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