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寻之阿婆的番客渡口

看了我三秒钟。
“你是正明的儿子。”
不是疑问句。
我怔了一下，下意识点了点头。
她没有再说第二句话，转身往里走，步子不快不慢，背影像一根被风吹弯又弹直的竹枝。我跟在后面，穿过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只干瘪的果子。右边是灶间，左边是正厅，正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山水画，画下面是一张八仙桌，桌上供着一只瓷观音，观音前面摆着一碟花生、一碟米糕。
阿婆进了灶间。我听见水声，听见陶器碰撞的声音，听见她在灶台前忙碌的细碎动静。
我把东西放在天井的石板地上，站在那儿等着，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帮忙。
大约过了十分钟，她端着一只粗陶碗出来了。
碗里是热腾腾的擂茶。
绿色的茶汤里浮着碾碎的花生、芝麻和炒米，香气很冲，不是那种优雅的茶香，而是粗粝的、实在的、一把就能把人拽住的香。我接过碗的时候，碗底烫得我指尖一缩，但我没有松手。
我低头喝了一口。
花生是现擂的，颗粒感还在舌尖上硌了一下。茶叶的微苦和芝麻的醇厚混在一起，有一种说不清的、久违的味道。
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味道。
但我端着那只碗站在天井里，石榴树的影子落在碗沿上，我忽然觉得眼眶发酸。
回家这个词，是有气味的。
第二章
我是来拍片子的。
申报的选题叫“侨乡文化影像志”，大致的规划是拍一组关于闽西客家侨乡的短片，聚焦汀江流域的侨乡建筑、家族谱系和留守老人的口述史。制片人老方看中了这个选题的人文厚度，觉得有申报省级文艺基金的可能。
但到了长汀之后，我的镜头开始不听话了。
它总是转向阿婆。
来的第二天是农历六月廿四，天刚蒙蒙亮，我被一阵有节奏的撞击声吵醒。声音从灶间传来，咚、咚、咚，沉闷而有力，像有人在用木杵捣什么东西。
我披了件外套走过去，看见阿婆正蹲在灶间的地上，面前是一只粗陶擂钵，她双手握着一根手臂粗的油茶树棍，一下一下地擂。钵里的花生和芝麻已经被碾成了泥，她往里加了一把茶叶，继续擂。她的动作不快，但每一杵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手腕翻转的弧度像是练了几十年的功夫。
灶上的大锅里水已经烧开了，白汽弥漫了整个灶间。阿婆的脸上挂着汗珠，混着白汽，看起来像从什么旧画里走出来的人。
“阿婆，这么早。”我说。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今天是廿四。”
我不知道廿四有什么特别的，没有追问。
擂茶煮好之后，阿婆把它倒进一只旧搪瓷壶里。那只搪瓷壶是绿色的，壶身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黑色的铁皮，但擦得很干净。她又从碗柜里拿出四只粗陶碗，摞在一起，一手拎壶，一手端碗，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问她去哪里。
“渡口。”她说。
从惠吉门老街到渡口，大约走七八分钟。穿过一条窄巷子，拐两个弯，眼前就豁然开朗了。汀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水流慢下来，江面铺开，像一块被揉皱又展开的旧布。渡口是一段伸入江中的石阶，台阶被江水泡得发黑，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但靠近顶端的那几级是干燥的，被人坐得光滑发亮。
阿婆找了最上头一块平整的石头，把搪瓷壶放下，四只碗一字排开，倒满茶。
然后她坐下来，面朝江水，安安静静地望着远处。
我站在她身后两三步的地方，端着摄像机，犹豫要不要拍。这画面太安静了，安静到我怕快门声会把它打碎。但我最终还是按下了录制键——不是出于工作本能，而是觉得如果我不拍下来，这个早晨就会从时间里漏掉，再也没有人知道。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没有人来。
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
阿婆没有着急，也没有失望。她坐在那块石头上，脊背挺得很直，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江水的尽头。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光落在她的肩膀上，把她白发的边缘镀了一层金色。
我想走近一点拍个特写，刚迈了一步，脚下踩到一片湿苔藓，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