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桶金------------------------------------------,陈清河照常去车间上班。,是一栋红砖砌成的大厂房,屋顶开着几排天窗,但光线还是昏暗得很。车间里弥漫着一股焦糊味和铁锈味,十几台电焊机同时工作时的嗡嗡声震得人头皮发麻。,戴上焊帽,蹲在一台永久牌自行车的车架前。师傅老周头蹲在他旁边,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眯着眼睛看他操作。“清河,你昨天焊的那批车架,质检的人说合格率比上个礼拜高了不少。”老周头把烟从嘴角拿下来,有些意外地看着他,“你小子是不是偷偷练了?”,电弧光透过焊帽的黑色玻璃片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师傅教得好。嘿”了一声,显然对这句马屁颇为受用。他没有注意到的是,陈清河握焊枪的手稳得不像一个学徒——那是前世在精密制造领域摸爬滚打几十年才练出来的手感。。。。谁跟谁走得近,谁经常偷懒,谁在班组里有话语权,谁下班后会在厂门口的小卖部多站一会儿跟人聊天。这些信息看起来毫无用处,但对于一个曾经掌管过数万人企业的掌舵人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就是最值钱的情报。,陈清河摸清了第一个关键信息。,四十多岁,瘦高个,为人精明但讲义气,在厂里人缘极好。最关键的是,孙德胜每个月要跑一趟广东,去佛山那边采购自行车配件。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采购员是厂里最吃香的岗位之一,手握采购指标,走到哪里都有人请客吃饭。,正是陈清河计划中的第一站。,是全中国最活跃的地方。**特区成立刚满一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已经炸响,港商、侨商蜂拥而入,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通过灰色渠道涌入珠三角。电子表、计算器、折叠伞、尼龙袜、录音机——这些东西在内地还是稀罕物,但在广东的一些集市上,已经可以用“对缝”的方式拿到。“对缝”,就是中间人撮合买卖双方,赚取差价。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处于灰色地带,说它是投机倒把也行,说它是正常贸易也行,全看怎么操作。。
孙德胜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问题在于,怎么接近孙德胜?一个刚进厂不到一年的学徒工,跟一个手握采购大权的老资格采购员,中间隔着好几层台阶。贸然上去套近乎,只会让人起疑。
陈清河没有着急。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每天下班后准时出现在厂门口的小卖部门口,买一瓶橘子汽水,站在那里慢慢喝。
小卖部是厂里的信息集散地。下班后的工人们喜欢聚在这里抽烟聊天,从谁家媳妇生了孩子聊到厂里今年的生产指标,从粮票什么时候作废聊到广东那边又出了什么新鲜玩意。
孙德胜也是这里的常客。
陈清河每天在这里站半个小时,听他们聊天,偶尔插一两句话,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他的存在感控制得恰到好处——不引人注目,但也不让人觉得突兀。
转折发生***初的一个傍晚。
那天孙德胜在小卖部门口跟人吹牛,说起自己上个月去佛山出差的见闻。“那边现在可热闹了,满大街都是做生意的,电子表论斤卖!就这么大一块电子表,带计算器功能的那种,在那边拿货只要八块钱,到了上海放到华侨商店里,标价就是八十!”
旁边有人起哄:“老孙,那你咋不倒腾点回来卖?”
孙德胜嘿嘿一笑,没接话,但眼神里的心动是藏不住的。
陈清河抓住了这个瞬间。
他喝完最后一口橘子汽水,把瓶子还给小卖部老板,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孙德胜旁边,用一种随口闲聊的语气说了一句:“孙师傅,我倒是有个想法。”
孙德胜转过头看了他一眼,认出他是电焊车间的学徒工,脸上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小陈啊,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个亲戚在广州那边做点小生意,能拿到一些紧俏货。”陈清河的语气平静而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孙师傅下次去广东的时候顺路带一批回来,我这边能找到出货的路子。赚的钱,咱们五五分。”
孙德胜的眼神变了。
他上下打量了陈清河几眼,像是在重新认识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学徒工。“你亲戚?做什么生意的?”
“做电子产品的。”陈清河笑了笑,没有多说。他太清楚了,话说得越少,对方的好奇心就越重。
果然,孙德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你能找到出货的路子?”
“能。”
“不吹牛?”
“不吹牛。”
孙德胜又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行,小子,改天咱们详细聊聊。”
陈清河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没有回头看孙德胜的表情,但他知道,鱼儿已经咬钩了。
三天后,孙德胜主动找到了他。
地点不在厂里,而是在陈清河那间十二平米的宿舍。孙德胜带了一瓶洋河大曲和一包花生米,两个人在那张掉了漆的三屉桌前坐下,开始了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谈话。
“小陈,你上次说的那个事,到底靠不靠谱?”孙德胜开门见山。
陈清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块电子表。黑色的塑料表带,方形的液晶显示屏,侧边还有两个小按钮,按一下就能显示日期和秒表。这种电子表在上海的华侨商店里标价八十五块钱,还需要侨汇券才能买到。
“这是我那个亲戚寄来的样品。”陈清河说,“广东那边的拿货价是七块钱一块,量大还能更低。到了上海,就算按四十块钱一块往外卖,利润也是好几倍。”
孙德胜拿起那块电子表翻来覆去地看,眼睛里放出光来。他在广东见过这种表,但一直没敢动倒腾的心思——他缺的不是货源,而是销售的渠道和承担风险的胆量。
“你能卖出去?”孙德胜问。
“能。”陈清河说,“我有几个朋友在南京路上摆摊,他们认识不少做个体生意的。上海这么大,几百块电子表扔进去,水花都溅不起来。”
这话半真半假。陈清河现在确实认识几个在南京路附近做小买卖的个体户,但关系还没到能帮他销货的程度。不过这不重要——只要货到了手,凭他的商业嗅觉和人脉拓展能力,找到销路只是时间问题。
孙德胜沉吟了一会儿,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本钱呢?拿货要本钱的。我手头能凑出来的现钱不多,也就两三百块。”
“本钱我来想办法。”陈清河说,“孙师傅你负责把货运回来,我负责出货和本钱。赚了钱,五五分。”
他没有提严**给他的那两百块钱。那笔钱他一直留着没动,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孙德胜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猛地一拍桌子。“行!老子干了!”
两个人碰了杯,把杯里剩下的酒一口闷了。
陈清河面上带着笑,心里却已经在盘算下一步的计划。电子表只是第一步,是试探市场反应和积累初始资金的手段。真正的金矿,还在后面。
---
十月底,孙德胜踏上了去佛山的火车。
临走前,陈清河把那两百块钱和七十斤全国粮票交给了他,外加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清单。清单上列了七八种商品,从电子表到尼龙袜,从折叠伞到蛤蟆镜,每一样都标注了拿货的心理价位和挑选的要点。
“电子表要**机芯的,不要**组装的,质量差太多。折叠伞要那种三折的,轻便好带,颜色越鲜艳越好卖。蛤蟆镜要贴了进口标的,哪怕标是假的也行,反正买的人也不懂。”
孙德胜听得目瞪口呆。“你小子怎么什么都懂?”
陈清河笑了笑,没有解释。
他总不能说,这些东西他前世倒腾了好几年,每一种商品的利润率、拿货渠道、销售话术,他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一周后,孙德胜回来了。
他是坐火车回来的,行李架上塞了三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过上海站出站口的时候,他紧张得后背全是汗,但好在那个年代火车站对个人携带的行李查得不严,只要不是明显**的大宗货物,一般不会有人管。
三个蛇皮袋被搬进了陈清河的宿舍。拉链一拉开,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铺了一地——两百块电子表、一百把折叠伞、八十双尼龙袜、五十副蛤蟆镜,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
“一共花了三百八十块钱,剩下的钱和粮票都在这里。”孙德胜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陈清河,手还在微微发抖,“清河,这些东西要是卖不出去,咱俩可就血本无归了。”
陈清河蹲在地上,拿起一块电子表看了看品相,又撑开一把折叠伞试了试骨架的质量,满意地点了点头。“孙师傅,东西不错。接下来交给我。”
他没有让孙德胜等太久。
在孙德胜去广东的这一周里,陈清河并没有闲着。他用了七天时间,把上海几个主要个体户聚集区的情况摸了个清清楚楚。
城隍庙后面的福佑路,是最早一批个体户摆摊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从针头线脑到**电子表,热闹得像个小商品市场。南京路背后的几条弄堂里,也藏着不少做“地下贸易”的人,他们手里有客户,缺的是货源。华亭路服装市场虽然以卖衣服为主,但那里的个体户对新鲜玩意接受度最高,胆子也最大。
陈清河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了二十块电子表和十把折叠伞,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福佑路。
他没有像普通的倒爷那样沿街叫卖,而是找了一家生意最好的杂货摊,站在旁边观察了半个小时。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姓刘,人称刘姐,卖的是针线、纽扣、拉链之类的小百货,生意不错,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
陈清河等她的摊位前暂时没了客人,才走上去,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块电子表放在她的摊位上。
“姐,跟您打听个事。”
刘姐拿起电子表看了看,眼神微微一亮。这种电子表她在华侨商店的橱窗里见过,但从来没见过实物。“什么事?”
“我想在附近摆个摊,卖这种表,您觉得行不行?”
刘姐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小伙子,你是外地来的吧?这边摊位早就被占满了,你想摆摊?排队排到明年都不一定轮得到你。”
陈清河等的就是这句话。
“那这样,姐,”他俯下身子,压低声音,“我把表放在您这里卖,卖一块给您抽两块钱。您什么都不用管,货我提供,本钱我出,您只需要在客人来的时候多推荐一句就行。”
刘姐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会有这种合作方式。
在那个年代,个体户之间虽然也有合作,但大多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像这种“代销分成”的模式,还没有人用过。
“抽两块?”刘姐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一块电子表如果卖四十块钱,她就能白拿两块钱,相当于卖好几十包针线才能赚到的利润。而且她什么都不用投入,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你这表打算卖多少钱一块?”
“三十八。”陈清河说了一个比华侨商店便宜了一半多的价格,“但您别跟客人说是从我这里拿的货,就说是您自己从广东进的。如果有人问起来,您就**了说不知道,让他来找我。”
刘姐又想了想,然后干脆利落地一拍大腿。“行,你把表留下,我试试。”
陈清河留下了十块电子表和五把折叠伞,跟刘姐约好了三天后来结账,然后转身去了下一个目标。
他用同样的方法,在福佑路、华亭路和南京路附近的弄堂里,一共发展了六个“代销点”。每个代销点他都留下了十到二十块电子表,以及数量不等的折叠伞和尼龙袜。他给每个代销点的价格都一样,利润分成也一模一样,公平透明,不偏不倚。
这种模式在后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渠道铺货”。但在1981年的上海,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做法。
三天后,陈清河骑着从厂里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挨个去代销点**。
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刘姐的摊位上,十块电子表卖得只剩两块,五把折叠伞全卖光了。她一边给陈清河数钱一边感叹:“小陈啊,你那电子表太好卖了!有个客人一口气买了三块,说要带回去给家里人当礼物。还有那个折叠伞,小姑娘们抢着要,都说颜色好看,比供销社里卖的那种黑布伞洋气多了。”
其他几个代销点的情况也差不多。电子表卖了七成,折叠伞和尼龙袜卖得更好,几乎一件不剩。反倒是那批蛤蟆镜销量一般,可能是因为入秋了,戴墨镜的人少了。
当天晚上,陈清河回到宿舍,把所有收回来的钱摊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数。
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他数了三遍,最后得出了一个数字——
一千二百六十块钱。
除去给孙德胜的三百八十块钱本钱,净赚八百八十块。再扣除给代销点的分成,纯利润是七百二十块。
在这个工人月薪四五十块钱的年代,七百二十块是一笔巨款。
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手里还剩的货,至少还能再卖一轮。
陈清河把钱分成了三份。一份是给孙德胜的分成,一份是下一轮进货的本金,还有一份——他塞进了樟木箱最底层那个铁皮盒子里,当做储备金。
第二天,他把孙德胜叫到宿舍,当面点了一百八十块钱给他。
“老孙,这是你的分成。”
孙德胜看着桌上那一沓钞票,手都在抖。“这么多?清河,你、你
孙德胜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问题在于,怎么接近孙德胜?一个刚进厂不到一年的学徒工,跟一个手握采购大权的老资格采购员,中间隔着好几层台阶。贸然上去套近乎,只会让人起疑。
陈清河没有着急。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每天下班后准时出现在厂门口的小卖部门口,买一瓶橘子汽水,站在那里慢慢喝。
小卖部是厂里的信息集散地。下班后的工人们喜欢聚在这里抽烟聊天,从谁家媳妇生了孩子聊到厂里今年的生产指标,从粮票什么时候作废聊到广东那边又出了什么新鲜玩意。
孙德胜也是这里的常客。
陈清河每天在这里站半个小时,听他们聊天,偶尔插一两句话,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他的存在感控制得恰到好处——不引人注目,但也不让人觉得突兀。
转折发生***初的一个傍晚。
那天孙德胜在小卖部门口跟人吹牛,说起自己上个月去佛山出差的见闻。“那边现在可热闹了,满大街都是做生意的,电子表论斤卖!就这么大一块电子表,带计算器功能的那种,在那边拿货只要八块钱,到了上海放到华侨商店里,标价就是八十!”
旁边有人起哄:“老孙,那你咋不倒腾点回来卖?”
孙德胜嘿嘿一笑,没接话,但眼神里的心动是藏不住的。
陈清河抓住了这个瞬间。
他喝完最后一口橘子汽水,把瓶子还给小卖部老板,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孙德胜旁边,用一种随口闲聊的语气说了一句:“孙师傅,我倒是有个想法。”
孙德胜转过头看了他一眼,认出他是电焊车间的学徒工,脸上的表情有些不以为然。“小陈啊,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个亲戚在广州那边做点小生意,能拿到一些紧俏货。”陈清河的语气平静而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孙师傅下次去广东的时候顺路带一批回来,我这边能找到出货的路子。赚的钱,咱们五五分。”
孙德胜的眼神变了。
他上下打量了陈清河几眼,像是在重新认识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学徒工。“你亲戚?做什么生意的?”
“做电子产品的。”陈清河笑了笑,没有多说。他太清楚了,话说得越少,对方的好奇心就越重。
果然,孙德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你能找到出货的路子?”
“能。”
“不吹牛?”
“不吹牛。”
孙德胜又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行,小子,改天咱们详细聊聊。”
陈清河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没有回头看孙德胜的表情,但他知道,鱼儿已经咬钩了。
三天后,孙德胜主动找到了他。
地点不在厂里,而是在陈清河那间十二平米的宿舍。孙德胜带了一瓶洋河大曲和一包花生米,两个人在那张掉了漆的三屉桌前坐下,开始了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谈话。
“小陈,你上次说的那个事,到底靠不靠谱?”孙德胜开门见山。
陈清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块电子表。黑色的塑料表带,方形的液晶显示屏,侧边还有两个小按钮,按一下就能显示日期和秒表。这种电子表在上海的华侨商店里标价八十五块钱,还需要侨汇券才能买到。
“这是我那个亲戚寄来的样品。”陈清河说,“广东那边的拿货价是七块钱一块,量大还能更低。到了上海,就算按四十块钱一块往外卖,利润也是好几倍。”
孙德胜拿起那块电子表翻来覆去地看,眼睛里放出光来。他在广东见过这种表,但一直没敢动倒腾的心思——他缺的不是货源,而是销售的渠道和承担风险的胆量。
“你能卖出去?”孙德胜问。
“能。”陈清河说,“我有几个朋友在南京路上摆摊,他们认识不少做个体生意的。上海这么大,几百块电子表扔进去,水花都溅不起来。”
这话半真半假。陈清河现在确实认识几个在南京路附近做小买卖的个体户,但关系还没到能帮他销货的程度。不过这不重要——只要货到了手,凭他的商业嗅觉和人脉拓展能力,找到销路只是时间问题。
孙德胜沉吟了一会儿,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本钱呢?拿货要本钱的。我手头能凑出来的现钱不多,也就两三百块。”
“本钱我来想办法。”陈清河说,“孙师傅你负责把货运回来,我负责出货和本钱。赚了钱,五五分。”
他没有提严**给他的那两百块钱。那笔钱他一直留着没动,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孙德胜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猛地一拍桌子。“行!老子干了!”
两个人碰了杯,把杯里剩下的酒一口闷了。
陈清河面上带着笑,心里却已经在盘算下一步的计划。电子表只是第一步,是试探市场反应和积累初始资金的手段。真正的金矿,还在后面。
---
十月底,孙德胜踏上了去佛山的火车。
临走前,陈清河把那两百块钱和七十斤全国粮票交给了他,外加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清单。清单上列了七八种商品,从电子表到尼龙袜,从折叠伞到蛤蟆镜,每一样都标注了拿货的心理价位和挑选的要点。
“电子表要**机芯的,不要**组装的,质量差太多。折叠伞要那种三折的,轻便好带,颜色越鲜艳越好卖。蛤蟆镜要贴了进口标的,哪怕标是假的也行,反正买的人也不懂。”
孙德胜听得目瞪口呆。“你小子怎么什么都懂?”
陈清河笑了笑,没有解释。
他总不能说,这些东西他前世倒腾了好几年,每一种商品的利润率、拿货渠道、销售话术,他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一周后,孙德胜回来了。
他是坐火车回来的,行李架上塞了三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过上海站出站口的时候,他紧张得后背全是汗,但好在那个年代火车站对个人携带的行李查得不严,只要不是明显**的大宗货物,一般不会有人管。
三个蛇皮袋被搬进了陈清河的宿舍。拉链一拉开,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铺了一地——两百块电子表、一百把折叠伞、八十双尼龙袜、五十副蛤蟆镜,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
“一共花了三百八十块钱,剩下的钱和粮票都在这里。”孙德胜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陈清河,手还在微微发抖,“清河,这些东西要是卖不出去,咱俩可就血本无归了。”
陈清河蹲在地上,拿起一块电子表看了看品相,又撑开一把折叠伞试了试骨架的质量,满意地点了点头。“孙师傅,东西不错。接下来交给我。”
他没有让孙德胜等太久。
在孙德胜去广东的这一周里,陈清河并没有闲着。他用了七天时间,把上海几个主要个体户聚集区的情况摸了个清清楚楚。
城隍庙后面的福佑路,是最早一批个体户摆摊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从针头线脑到**电子表,热闹得像个小商品市场。南京路背后的几条弄堂里,也藏着不少做“地下贸易”的人,他们手里有客户,缺的是货源。华亭路服装市场虽然以卖衣服为主,但那里的个体户对新鲜玩意接受度最高,胆子也最大。
陈清河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了二十块电子表和十把折叠伞,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福佑路。
他没有像普通的倒爷那样沿街叫卖,而是找了一家生意最好的杂货摊,站在旁边观察了半个小时。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姓刘,人称刘姐,卖的是针线、纽扣、拉链之类的小百货,生意不错,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
陈清河等她的摊位前暂时没了客人,才走上去,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块电子表放在她的摊位上。
“姐,跟您打听个事。”
刘姐拿起电子表看了看,眼神微微一亮。这种电子表她在华侨商店的橱窗里见过,但从来没见过实物。“什么事?”
“我想在附近摆个摊,卖这种表,您觉得行不行?”
刘姐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小伙子,你是外地来的吧?这边摊位早就被占满了,你想摆摊?排队排到明年都不一定轮得到你。”
陈清河等的就是这句话。
“那这样,姐,”他俯下身子,压低声音,“我把表放在您这里卖,卖一块给您抽两块钱。您什么都不用管,货我提供,本钱我出,您只需要在客人来的时候多推荐一句就行。”
刘姐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会有这种合作方式。
在那个年代,个体户之间虽然也有合作,但大多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像这种“代销分成”的模式,还没有人用过。
“抽两块?”刘姐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一块电子表如果卖四十块钱,她就能白拿两块钱,相当于卖好几十包针线才能赚到的利润。而且她什么都不用投入,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你这表打算卖多少钱一块?”
“三十八。”陈清河说了一个比华侨商店便宜了一半多的价格,“但您别跟客人说是从我这里拿的货,就说是您自己从广东进的。如果有人问起来,您就**了说不知道,让他来找我。”
刘姐又想了想,然后干脆利落地一拍大腿。“行,你把表留下,我试试。”
陈清河留下了十块电子表和五把折叠伞,跟刘姐约好了三天后来结账,然后转身去了下一个目标。
他用同样的方法,在福佑路、华亭路和南京路附近的弄堂里,一共发展了六个“代销点”。每个代销点他都留下了十到二十块电子表,以及数量不等的折叠伞和尼龙袜。他给每个代销点的价格都一样,利润分成也一模一样,公平透明,不偏不倚。
这种模式在后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渠道铺货”。但在1981年的上海,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做法。
三天后,陈清河骑着从厂里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挨个去代销点**。
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刘姐的摊位上,十块电子表卖得只剩两块,五把折叠伞全卖光了。她一边给陈清河数钱一边感叹:“小陈啊,你那电子表太好卖了!有个客人一口气买了三块,说要带回去给家里人当礼物。还有那个折叠伞,小姑娘们抢着要,都说颜色好看,比供销社里卖的那种黑布伞洋气多了。”
其他几个代销点的情况也差不多。电子表卖了七成,折叠伞和尼龙袜卖得更好,几乎一件不剩。反倒是那批蛤蟆镜销量一般,可能是因为入秋了,戴墨镜的人少了。
当天晚上,陈清河回到宿舍,把所有收回来的钱摊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数。
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他数了三遍,最后得出了一个数字——
一千二百六十块钱。
除去给孙德胜的三百八十块钱本钱,净赚八百八十块。再扣除给代销点的分成,纯利润是七百二十块。
在这个工人月薪四五十块钱的年代,七百二十块是一笔巨款。
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手里还剩的货,至少还能再卖一轮。
陈清河把钱分成了三份。一份是给孙德胜的分成,一份是下一轮进货的本金,还有一份——他塞进了樟木箱最底层那个铁皮盒子里,当做储备金。
第二天,他把孙德胜叫到宿舍,当面点了一百八十块钱给他。
“老孙,这是你的分成。”
孙德胜看着桌上那一沓钞票,手都在抖。“这么多?清河,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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