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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

我住在城东一个老旧小区的地下室里，每个月租金三百块。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墙上贴着一张照片，是我妈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她坐在病床上，笑得很开心。那是顾时明说要请专家给她看病的那天拍的。她以为她终于熬出头了，以为女儿嫁了个好人家，以为自己能看着外孙出生了。

一个月后，她死在了冬天的出租屋里。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手机又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长消息：

“许女士**，我是《城市夜话》节目的导播小王。昨晚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了上万条听众留言。很多人都想帮助您，我们也想为您做点什么。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电台一趟，我们可以帮您联系法律援助和其他资源。如果您不方便，我们可以上门。不管怎样，我们都希望您知道，您不是一个人。”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不是一个人。

这四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某个上了锁的房间。

这两年来，我一直是一个人。

从顾时明把我赶出来那天起，从我妈死在那间出租屋里那天起，从我失去孩子那天起，我就是一个了。

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听我说话，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下去。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湿了。

我以为我已经不会哭了。

下午，电台的人真的来了。

是昨晚那个导播，姓陈，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起来很面善。她带了一个律师，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

他们坐在我那个逼仄的地下室里，挤得转不开身。

陈导播握着我的手，看了很久我断掉的那根手指，眼眶红了。

“小许，”她说，“你别怕，我们就是来看看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需要帮忙的事情太多了，但我不习惯开口求人。这两年的遭遇教会我一件事——开口求人，只会换来更大的伤害。

律师姓周，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戴眼镜，看起来很专业。他翻了翻我提供的材料——医院的病历、母亲的死亡证明、被掰断手指的验伤报告——眉头越皱越紧。

“许女士，”他抬头看我，“这些都是顾时明做的？”

我点头。

“这些证据足够**他了。”周律师说，“故意伤害罪、遗弃罪，如果证据链完整的话，他至少要被判三年以上。”

“没有用的。”我说，“他有钱，有地位，有最好的律师团队。我告不赢他的。”

“我免费帮你。”周律师说，“这个案子，我接了。”

我看着他，愣住了。

“我不是在同情你。”他推了推眼镜，“我只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让做错事的人逍遥法外。”

陈导播也点头：“小许，你放心，电台这边也会帮你。我们有一档法律援助节目，可以把你的案子做成专题，到时候会有更多资源进来。”

我张了张嘴，声音哑在喉咙里。

这是两年来，第一次有人对我说“我帮你”。

我低下头，眼泪一颗颗砸在手背上。

“谢谢。”我说，“谢谢你们。”

送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我站在地下室门口，看着夕阳把整条巷子染成橙红色。

手机震了一下。

是顾时明——两年前的顾时明。

“幽幽，我查到了。”

“乔安安。”

“我妈住院期间，她在那个医院实习。她确实接触过我**主治医生和护士。我**签名，可能真的是被偷的。”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回复什么。

他又发了一条：

“我要回去。”

“我要回到我的时间线，把这些事告诉两年前的我。我要阻止这一切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