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玻璃罩------------------------------------------,去了一趟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行政楼是一栋老楼,地板是**石的,走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回声。走廊里挂着一排名人画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鲁迅,画像下面配着名言——“天才是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汗水时间就是生命”。他一路走过去,每一幅画像都看着他,每一句名言都像是在提醒他: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好。,白底红字,和这栋老旧的行政楼不太搭。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白色的灯光。。,透过门缝往里看了一眼——严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书,侧脸对着门。她的背影很瘦,披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他退了回去。,站了一会儿。楼下传来体育课的哨声,一声长一声短。操场上有男生在打篮球,球砸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有个教室传出语文课的朗读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声音拖得很长,像唱戏。他把手揣在口袋里,攥紧了那支钢笔。笔身已经捂热了,但手心还是凉的。,他深吸一口气,在确认楼梯口没有认识的同学走过来之后,推门进去了。“报告。”他习惯性地说。。她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女人,戴着一副细框眼镜,桌角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茶,茶包标签搭在杯子外面,已经被水汽濡湿了。桌上还有一个透明的塑料笔筒,里面插着几支中性笔和一把剪刀。笔筒旁边放着一盆绿萝,养在一个剪开的塑料瓶里。绿萝的叶子有点蔫,叶尖发黄,泥土干得发白——很久没浇水了。“进来吧。”她放下书,笑了一下。笑容很职业,但不算敷衍。“同学,有什么事吗?”。那把椅子是木头的,扶手上有几道划痕,坐上去硬邦邦的。他坐得很拘谨,后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他习惯性地扫了一眼办公桌——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照片、一张课程表、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便签纸。“最近怎么样?”严老师把书合上,放在一边。书封上印着《学校心理咨询实务》,书脊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还行。”他说。“睡得怎么样?还行。”
他盯着桌上那盆绿萝。叶子上的叶脉很清晰,一条一条,像地图上的河流。他想起母亲在家里养过一盆吊兰,挂在窗台上,浇水的时候水珠从叶子尖上滴下来。后来吊兰枯死了——母亲住院那段时间没人浇水。
严老师又问了几个问题。胃口怎么样。跟同学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他回答得都很轻很轻,把所有的话都压扁成几个词——“还行不知道可能吧没有”。这些词像砖头一样一块一块摞在两个人之间,垒成一面矮墙。
他试过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在来的路上,他在心里排练了好几遍——老师,我睡不着觉。老师,我听不进课。老师,我有时候想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排练归排练,一坐下来,那些话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说不出口。不是嘴张不开,是张开之后发不出声音。他盯着那盆绿萝,叶尖又黄了一截。
严老师看着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合上了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印着学校的校徽,一个蓝色的圆形标志。
“高三压力大,注意休息,适当运动,应该会好转的。”她说完,把笔放回笔筒里,发出一声轻微的碰撞声。
“谢谢老师。”他站起来。膝盖撞到了桌子腿,桌子晃了一下,那杯茶的水面晃了晃,茶包标签从杯子外面滑了进去。他弯下腰想去扶,但桌子已经不晃了。
走出心理咨询室的时候,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道比刚才更浓了。保洁阿姨正在走廊那头拖地,拖把在水泥地上拖出一道一道湿痕。看见他出来,往后退了几步让他过。拖把碰到墙角,“嘭”的一声闷响。
他顺着走廊往外走。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鲁迅——还是一排名人画像,还是一排名言。他走到楼梯口,没有马上下楼,在楼梯间的窗户前站住了。
窗户很大,玻璃上有一层薄灰,外面的光线透过来时被滤得有点发黄。楼下是操场,体育课还没下课。有人在跑步,跑道上排成歪歪扭扭的一列,体育老师在旁边吹着哨子。一圈,两圈,三圈。跑步的人经过旗杆下面时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跑过去之后影子又缩回来。
他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掌纹很乱,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三条线歪歪扭扭地躺在手心。他把手又揣回了口袋。
那个念头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很轻,很短,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几乎连涟漪都没有。不是想死。就是忽然很好奇——站在这里往下看,地面那么远,那些跑步的人那么小。他往前走了一小步,脚尖碰到了墙根。
然后他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了。
转身。往楼梯口走。
脚上那双白色回力鞋走在水泥楼梯上,“吱,吱,吱”,每一声都清清楚楚。走到底的时候他使劲跺了一下脚,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然后灯灭了。声控灯延时只有几秒。
从行政楼出来后,他没有**室,也没有回家。
他去了学校后面那条街上的租书店。从学校到租书店大概一里路,要经过一条窄巷子和一个小吃摊集中的路口。巷子的墙上有粉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有的是骂人的话,有的是表白的话,被雨水冲得模糊了。路口的小吃摊正在炸鸡柳,油锅冒着白烟,孜然味和辣椒味混在一起,**辣的,被风吹得满街都是。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围在摊前等着,其中一个女生把书包反背在胸前,拉链没拉好,露出一角试卷。
租书店不大,门口摆着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各种漫画书和武侠小说,用塑料袋套着,封面花花绿绿的。店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的藤椅上打瞌睡。收音机放在柜台上,正在播评书,单田芳沙哑的嗓子在说《白眉大侠》,醒木拍得啪啪响。
林锦源推门进去,门上挂着的铃铛“叮铃”响了一声。老头睁开一只眼看了看他,又闭上了。
书架之间很窄,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书脊上的字有的已经褪色了,有的塑料封皮裂了口子,露出里面的牛皮纸。他在书架前站着,一排一排地看过去。封面上印着的侠客和美女摆着各种姿势,有的拿剑,有的骑马,有的在月光下对望。他抽出一本翻了翻,又塞回去。再抽一本,又塞回去。
他不打算租什么书。也不太想看什么。他就是需要待在一个不是教室、不是宿舍、不是家的地方。
后来他翻到一本旧的武侠小说。封面上的画已经褪色了,书名是竖排的繁体字,他认不全。翻开第一页,里面有个片段,说一个人练了一种功夫,能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丹田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别人怎么挑衅他都无动于衷。练这门功夫的人整天笑眯眯的,师兄弟都说他脾气好。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在丹田里翻腾,像一锅盖着盖子的沸水。
他看完这段,合上书,把书塞回了书架。
他在租书店里待到天色暗下来。收音机里的评书播完了,换成了一档点歌节目。有个听众打电话进来,说要点一首《祝福》送给他的朋友,祝他生日快乐。歌声从收音机里飘出来,有点走调,但老头听得很认真,还跟着哼了两句。
老头开始收外面的铁架子,铁架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林锦源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推门出去。铃铛又响了一声。
外面的路灯已经亮了,黄的,一盏一盏排着队。炸鸡柳的摊子已经收了,地上剩着几根竹签和油渍。巷子墙上的粉笔字在路灯下看不清了。他沿着路灯往回走,走过纺织厂宿舍的煤渣路,走过那棵歪脖子白杨树。白杨树的枝丫在风里晃了晃。
走到宿舍楼下时,他听见楼上有人在放音乐。一个女声在唱什么,听不清歌词,但旋律很柔。他站在楼下听了一会儿,然后才上楼。
他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任何人。
休学当天的上午,他收拾书包离开教室。同桌赵磊正在做物理卷子,笔尖在本子上刷刷地响。看到他站起来,抬头问:“你干嘛去?”
“回家。”
“回家?下午还有课呢。”
林锦源没有回答。他把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课本、笔记本、那本翻烂了的《故事会》、一截用了一半的透明胶带、那支英雄钢笔。他把钢笔放进口袋里,其他的东西摞成一摞,抱在怀里。
赵磊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后排有人小声问“他怎么了”,赵磊摇了摇头。
走出教室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上课铃还没响,但大部分学生已经进教室了。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把**石地板照得发亮。
他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马路对面早点摊的铁架子还摆在那里,空荡荡的,地上有油渍和踩扁的豆浆杯。以前每天早上这里都排着队,穿校服的学生挤在一起,一边等煎饼一边背单词。现在安静了。
他转身往家的方向走。经过巷子口时小吃摊还没出摊,地上只有昨天留下的油渍。经过租书店时老头正在开门,把铁架子一个一个搬出来,看见他路过,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他知道以后可能不会再来了。
然后把书包往肩上一甩,继续往前走。头顶的太阳正从云层后面慢慢移出来,照得煤渣路上的石子闪闪发亮。
很多年后,林锦源在笔记本上写道:那个冬天他得的是病。不是懒,不是不想学。是病了。
但一九九七年的青河市,没有人会用“抑郁症”这个词来解释一个十七岁少年的沉默。大家只会说——这孩子不懂事。
这些话,他当时没有能力说出口。玻璃罩里面的人,是喊不出声音的。他知道自己不对劲,知道哪扇门可能有答案,但他走不进去。那扇门就在行政楼三楼走廊尽头,他甚至已经推开了——但推开门不等于走进去,走进去不等于说出话,说出话不等于被人听见。
那个冬天,他离被人听见只差一步。但那一步,他迈不过去。
他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这件事。不怪严老师。她尽力了,用她所知道的方式。不怪父母。他们连这个词都没听过,只会用吼的、用沉默的、用一碗放在门口的凉饭来表达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东西。甚至不怪他自己。那时候的他,还没有学会把痛苦翻译成语言的能力。
这个道理他是很多年后才想明白的。
但在那之前,在青河的冬天里,在玻璃罩慢慢落下来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人。
他盯着桌上那盆绿萝。叶子上的叶脉很清晰,一条一条,像地图上的河流。他想起母亲在家里养过一盆吊兰,挂在窗台上,浇水的时候水珠从叶子尖上滴下来。后来吊兰枯死了——母亲住院那段时间没人浇水。
严老师又问了几个问题。胃口怎么样。跟同学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他回答得都很轻很轻,把所有的话都压扁成几个词——“还行不知道可能吧没有”。这些词像砖头一样一块一块摞在两个人之间,垒成一面矮墙。
他试过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在来的路上,他在心里排练了好几遍——老师,我睡不着觉。老师,我听不进课。老师,我有时候想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排练归排练,一坐下来,那些话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说不出口。不是嘴张不开,是张开之后发不出声音。他盯着那盆绿萝,叶尖又黄了一截。
严老师看着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合上了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印着学校的校徽,一个蓝色的圆形标志。
“高三压力大,注意休息,适当运动,应该会好转的。”她说完,把笔放回笔筒里,发出一声轻微的碰撞声。
“谢谢老师。”他站起来。膝盖撞到了桌子腿,桌子晃了一下,那杯茶的水面晃了晃,茶包标签从杯子外面滑了进去。他弯下腰想去扶,但桌子已经不晃了。
走出心理咨询室的时候,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道比刚才更浓了。保洁阿姨正在走廊那头拖地,拖把在水泥地上拖出一道一道湿痕。看见他出来,往后退了几步让他过。拖把碰到墙角,“嘭”的一声闷响。
他顺着走廊往外走。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鲁迅——还是一排名人画像,还是一排名言。他走到楼梯口,没有马上下楼,在楼梯间的窗户前站住了。
窗户很大,玻璃上有一层薄灰,外面的光线透过来时被滤得有点发黄。楼下是操场,体育课还没下课。有人在跑步,跑道上排成歪歪扭扭的一列,体育老师在旁边吹着哨子。一圈,两圈,三圈。跑步的人经过旗杆下面时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跑过去之后影子又缩回来。
他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掌纹很乱,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三条线歪歪扭扭地躺在手心。他把手又揣回了口袋。
那个念头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很轻,很短,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几乎连涟漪都没有。不是想死。就是忽然很好奇——站在这里往下看,地面那么远,那些跑步的人那么小。他往前走了一小步,脚尖碰到了墙根。
然后他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了。
转身。往楼梯口走。
脚上那双白色回力鞋走在水泥楼梯上,“吱,吱,吱”,每一声都清清楚楚。走到底的时候他使劲跺了一下脚,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然后灯灭了。声控灯延时只有几秒。
从行政楼出来后,他没有**室,也没有回家。
他去了学校后面那条街上的租书店。从学校到租书店大概一里路,要经过一条窄巷子和一个小吃摊集中的路口。巷子的墙上有粉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有的是骂人的话,有的是表白的话,被雨水冲得模糊了。路口的小吃摊正在炸鸡柳,油锅冒着白烟,孜然味和辣椒味混在一起,**辣的,被风吹得满街都是。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围在摊前等着,其中一个女生把书包反背在胸前,拉链没拉好,露出一角试卷。
租书店不大,门口摆着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各种漫画书和武侠小说,用塑料袋套着,封面花花绿绿的。店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的藤椅上打瞌睡。收音机放在柜台上,正在播评书,单田芳沙哑的嗓子在说《白眉大侠》,醒木拍得啪啪响。
林锦源推门进去,门上挂着的铃铛“叮铃”响了一声。老头睁开一只眼看了看他,又闭上了。
书架之间很窄,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书脊上的字有的已经褪色了,有的塑料封皮裂了口子,露出里面的牛皮纸。他在书架前站着,一排一排地看过去。封面上印着的侠客和美女摆着各种姿势,有的拿剑,有的骑马,有的在月光下对望。他抽出一本翻了翻,又塞回去。再抽一本,又塞回去。
他不打算租什么书。也不太想看什么。他就是需要待在一个不是教室、不是宿舍、不是家的地方。
后来他翻到一本旧的武侠小说。封面上的画已经褪色了,书名是竖排的繁体字,他认不全。翻开第一页,里面有个片段,说一个人练了一种功夫,能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丹田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别人怎么挑衅他都无动于衷。练这门功夫的人整天笑眯眯的,师兄弟都说他脾气好。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在丹田里翻腾,像一锅盖着盖子的沸水。
他看完这段,合上书,把书塞回了书架。
他在租书店里待到天色暗下来。收音机里的评书播完了,换成了一档点歌节目。有个听众打电话进来,说要点一首《祝福》送给他的朋友,祝他生日快乐。歌声从收音机里飘出来,有点走调,但老头听得很认真,还跟着哼了两句。
老头开始收外面的铁架子,铁架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林锦源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推门出去。铃铛又响了一声。
外面的路灯已经亮了,黄的,一盏一盏排着队。炸鸡柳的摊子已经收了,地上剩着几根竹签和油渍。巷子墙上的粉笔字在路灯下看不清了。他沿着路灯往回走,走过纺织厂宿舍的煤渣路,走过那棵歪脖子白杨树。白杨树的枝丫在风里晃了晃。
走到宿舍楼下时,他听见楼上有人在放音乐。一个女声在唱什么,听不清歌词,但旋律很柔。他站在楼下听了一会儿,然后才上楼。
他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任何人。
休学当天的上午,他收拾书包离开教室。同桌赵磊正在做物理卷子,笔尖在本子上刷刷地响。看到他站起来,抬头问:“你干嘛去?”
“回家。”
“回家?下午还有课呢。”
林锦源没有回答。他把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课本、笔记本、那本翻烂了的《故事会》、一截用了一半的透明胶带、那支英雄钢笔。他把钢笔放进口袋里,其他的东西摞成一摞,抱在怀里。
赵磊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后排有人小声问“他怎么了”,赵磊摇了摇头。
走出教室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上课铃还没响,但大部分学生已经进教室了。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把**石地板照得发亮。
他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马路对面早点摊的铁架子还摆在那里,空荡荡的,地上有油渍和踩扁的豆浆杯。以前每天早上这里都排着队,穿校服的学生挤在一起,一边等煎饼一边背单词。现在安静了。
他转身往家的方向走。经过巷子口时小吃摊还没出摊,地上只有昨天留下的油渍。经过租书店时老头正在开门,把铁架子一个一个搬出来,看见他路过,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他知道以后可能不会再来了。
然后把书包往肩上一甩,继续往前走。头顶的太阳正从云层后面慢慢移出来,照得煤渣路上的石子闪闪发亮。
很多年后,林锦源在笔记本上写道:那个冬天他得的是病。不是懒,不是不想学。是病了。
但一九九七年的青河市,没有人会用“抑郁症”这个词来解释一个十七岁少年的沉默。大家只会说——这孩子不懂事。
这些话,他当时没有能力说出口。玻璃罩里面的人,是喊不出声音的。他知道自己不对劲,知道哪扇门可能有答案,但他走不进去。那扇门就在行政楼三楼走廊尽头,他甚至已经推开了——但推开门不等于走进去,走进去不等于说出话,说出话不等于被人听见。
那个冬天,他离被人听见只差一步。但那一步,他迈不过去。
他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这件事。不怪严老师。她尽力了,用她所知道的方式。不怪父母。他们连这个词都没听过,只会用吼的、用沉默的、用一碗放在门口的凉饭来表达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东西。甚至不怪他自己。那时候的他,还没有学会把痛苦翻译成语言的能力。
这个道理他是很多年后才想明白的。
但在那之前,在青河的冬天里,在玻璃罩慢慢落下来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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