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钱，五块钱要管七天，平均一天七毛一。买一根冰棍两毛，一袋无花果丝一毛，一小包唐僧肉也是两毛。她算得比会计还精。
剩下的钱去哪里了，她不是不知道，是不敢想。想了就要面对一个事实：那个在她被打时抱住她、在她饿的时候塞给她一个馒头、在她发高烧时背着她走三公里路去卫生院的女人，同时也是一笔一笔把父母的血汗钱装进自己口袋的女人。
人怎么能同时是好的和坏的呢？
七岁的她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二十七岁的她想明白了，但宁愿没想明白。
九岁那年，沈安住校了。
学校在另一个村，宿舍是大通铺，六七个女生挤一张床，被子摞被子，枕头挨枕头。条件差得要命，厕所离宿舍有三百米，晚上起夜要打手电筒，冬天冻得牙齿打架。但她高兴得几乎要飞起来。
不用每天回家做家务了。
不用一放下书包就洗衣服了。
不用在天黑以后还被叫去烧洗澡水、喂猪、收衣服、扫地、拖地、把所有晾干的衣服叠好分好。
周末回去还是要干农活，这是谈好的条件。小姨说得清楚：“你不干活就不要在我家住了。”沈安知道这话不是威胁，是陈述事实。所以她周末回去从不偷懒，比长工还长工。
九岁的长工。
春天种玉米。先用锄头挖坑，坑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深了苗出不来，浅了根扎不稳。她蹲在地里，用一根削尖的小木棍代替锄头，一个一个坑地戳，戳好了丢两粒玉米种子，再盖上一层薄土。一垄地几百个坑，戳完以后指节磨出水泡，水泡破了变成茧。
夏天割水稻。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滚烫，赤脚踩进去像踩进一锅温过的洗脚水。她弯着腰，左手拢住一把水稻，右手挥镰刀，割下来的稻子码成小堆。腰弯久了直不起来，她就把身体折成一个直角，慢慢地、一节一节地把脊椎竖回去，听见自己的骨头咔咔响。
秋天打黄豆。黄豆荚晒干了，拿连枷拍打，打得豆子从壳里蹦出来，溅到脸上生疼。打完以后要扬场，借着风把豆荚壳吹走，留下黄澄澄的豆子。她捧起一把豆子，看着它们从指缝里漏下去，心想，这和她的人生好像没什么区别——好的坏的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