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场仗------------------------------------------，董艾佳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虽然离下学期开学还有一个多月，但她想提前把内容过一遍，给自己的投资操作留出更多时间。手机响的时候，她正卡在一道三角函数题上，笔尖在草稿纸上戳了好几个洞。“你好，请问是董艾佳同学吗？”电话那头是一个成年男性的声音，语气正式但不失温和。“我是。您是？我是滨海市教育事务署纪检监察室的主任，我姓方。我们在几天前收到了一份关于临海县第一中学教师周明芳的举报材料，材料中提到了一些你很熟悉的情况。方便的话，我想约你见个面，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她知道举报信会被处理，但没想到这么快。看来她选对了渠道——教育事务署的纪检监察室，而不是学校内部的举报信箱。学校内部举报只会被压下来，而教育事务署是上级主管单位，他们没有理由包庇一个县中学的老师。“可以。”她说，“什么时间？明天上午十点，在临海县教育事务署的会议室。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让家长陪同。我一个人来。”，她坐在书桌前想了很久。她没有告诉母亲这件事——董淑芬白天在医院上班，忙得脚不沾地，她不想让她分心。而且，她不确定这次见面会是什么结果，不想让母亲过早地介入到这件事里来。，她骑自行车去了临海县教育事务署。事务署在县城西边，一栋不起眼的五层办公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她到的时候刚好九点五十，在楼下等了几分钟，然后上楼。，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标语。方主任已经在里面了，四十岁出头，戴眼镜，穿着深灰色的夹克，看起来不像官员，更像一个高中老师。他旁边还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自我介绍说是纪检监察室的工作人员，负责做笔录。：“董艾佳同学，你提供的举报材料非常详细，录音和截图都很清晰。我们初步核实了一下，材料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在正式立案之前，我们需要你当面确认一些细节。”，方主任问了很多问题。周老师什么时候开始暗示捐款的？具体说了哪些话？有没有其他同学或家长可以作证？董艾佳一一回答，条理清晰，不卑不亢。她把录音的原始文件拷贝给了对方，提供了几个愿意作证的家长的****，还补充了一些材料中没有提到的细节。，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董艾佳印象深刻的话：“你是我见过的最成熟的高中生。”
董艾佳笑了笑，没有接话。
离开教育事务署的时候，天空飘起了小雪。临海县很少下雪，雪花落在地上就化了，路面变得湿漉漉的。她推着自行车走在人行道上，呼出的白气在面前散开，像一个短暂的雾。
她的心情很平静。不是那种“大仇将报”的兴奋，而是一种“该做的都做了”的笃定。她知道周老师不会轻易认输，这场仗才刚刚开始。但她也知道，她手里的证据足够扎实，只要教育事务署秉公**，周老师的结局不会有太大的悬念。
寒假过得很快。
董艾佳没有去旅游，没有参加任何冬令营，甚至连同学聚会都很少去。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三件事上：学习、投资、记录。
学习是硬任务。高一的课程她大部分还记得，但细节已经模糊了。她买了一整套的教辅资料，按照章节一章一章地过，做笔记、做题、做总结。她的学习效率比同龄人高得多——二十三岁的自律性和专注力，放在十六岁的身体里，是一种降维打击。
投资是核心工作。迟迟钟鼓给她的清单已经执行了大半，资金在稳步增长。蔚蓝生物的股价在十一月底突破了二十块，她的五百万变成了八百多万。她没有卖，因为迟迟钟鼓说“还没到顶”。她开始研究更多的公司，不是为了找下一个蔚蓝生物，而是为了让自己真正理解这个市场。
记录是秘密任务。她每天都会花半个小时整理“时间线备忘录”，把迟迟钟鼓告诉她的信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标注重要程度和可靠程度。她把2020年到2026年之间的****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确定**件”——比如疫情、某些重大**、某些行业爆发的节点；第二类是“概率**件”——比如某些公司的融资、某些产品的发布时间，有可能因为蝴蝶效应而改变；第三类是“待验证事件”——她只有模糊的记忆，需要进一步确认。
她把这个备忘录当作自己最大的秘密，藏在手机的加密文件夹里，连母亲都不知道。
一月中旬，周老师的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教育事务署正式立案调查。周老师被暂停班主任职务，接受**。消息在学校里传开的时候，董艾佳正在家里吃饭。王思琪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听说了吗？周老师被停职了！”
董艾佳放下筷子，回了四个字：“听说了。”
王思琪又发了一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清楚。”
她不是在撒谎。她确实不知**育事务署的调查会走向哪里，也不知道周老师最终会受到什么处分。她只知道，她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剩下的交给**。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一周后，董艾佳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周老师的丈夫，一个在临海县某**部门工作的中年男人。他的语气很客气，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撤回举报，有什么条件可以商量。”
董艾佳的回答也很客气：“叔叔，这件事我已经交给教育事务署了。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跟方主任沟通。”
对方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好，打扰了”，然后挂了电话。
接下来两天，又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一个是学校的某个领导，一个是周老师的亲戚。内容大同小异：希望董艾佳“大度一点给周老师一个机会”。董艾佳的回答始终如一：“这件事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我相信教育事务署会公正处理。”
她没有感到害怕。二十三岁的她经历过职场的明枪暗箭，见识过人心叵测，这些所谓的“施压”对她来说不过是小儿科。但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失望——对学校的失望，对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文化的失望。
一月底，教育事务署发布了调查结果：周明芳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向学生家长暗示、索要财物的行为，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关纪律要求。给予周明芳记过处分，调离教学岗位，取消其三年内评优评先资格。
消息传到学校，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感慨“周老师也有今天”，也有人为她说情——“她教学能力不错的，可惜了。”
董艾佳没有参与这些讨论。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第一场仗，赢了。但没有胜者。”
窗外，雪停了。阳光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把白色的屋顶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春节到了。
2020年的春节，比董艾佳记忆中的任何一次都要热闹。外婆家的饭桌上摆满了菜——***、糖醋排骨、清蒸鲈鱼、炸春卷、八宝饭，还有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董建国喝了几杯白酒，脸红扑扑的，拉着董艾佳的手说“我闺女以后一定有大出息”，董淑芬在一旁笑着骂他“喝多了就胡说”。
董艾佳坐在桌边，看着这一家人，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她知道2020年的春节是特殊的。不是因为家里中了彩票，不是因为周老师被处分，而是因为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地平线上酝酿。在另一个时间线里，这场风暴将在四十天后席卷全国，改变无数人的生活轨迹。
而她，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她从没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或者“救世主”。她不具备那种能力，也没有那种野心。她只是一个误打误撞回到过去的普通女生，手里握着一部来自未来的手机，和一个她从未谋面的网友保持着联系。
但她能做一点事。
至少，能让自己的家人安全一点。
正月初三，大家都在外婆家打牌的时候，董艾佳把母亲拉到了阳台上。
“妈，我跟你说个事。”她的语气比平时认真。
董淑芬看了她一眼。自从那次彩票兑奖之后，她就知道女儿身上有某种她看不懂的变化，但她选择了不问。这次，她从女儿的表情里读出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什么事？”
“你还记得2003年的非典吗？”
董淑芬愣了一下。“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县医院的急诊科，忙了几个月。”
“如果我说，明年年初会有一种类似的、但比非典更严重的疫情爆发，你信吗？”
董淑芬盯着女儿看了几秒钟。她是一个理性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工作者，对这种“预言”性质的话有着本能的抵触。但她也知道，女儿不是一个会信口开河的人。
“你怎么知道？”她问。
“我不能告诉你来源。但你可以选择信我，也可以不信。”董艾佳的声音很平静，“妈，我不需要你现在就做什么大动作。我只希望你这段时间留意一下口罩和防护服的库存。如果有渠道，可以提前备一些。”
董淑芬沉默了很久。楼下传来董建国的笑声，外婆在喊“谁要喝汤”，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
“好。”董淑芬说，“我留意一下。”
这是董艾佳能期待的最好回应。她不需要母亲完全相信她，只需要母亲留一个心眼。
正月十五之后，她开始行动了。
她用母亲的账户，分批买入了三家医疗物资公司的股票。一家是做口罩的，一家是做防护服的，一家是做检测试剂的。她没有买太多，加起来不到三百万，但她把买入时间点压得很低——在一月份，这些公司的股价还很便宜，没有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需求暴增。
她还做了一件更隐蔽的事：通过母亲的关系，联系了县医院的采购科，以“个人捐赠”的名义，预付了一笔款项**了五千只N95口罩和两千套防护服，要求厂家在二月底之前**。
采购科的人觉得奇怪——“现在买这么多口罩干嘛？”董淑芬按照女儿教她的理由回答：“家里有人***，那边疫情比较严重，想寄一些过去。”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没有人怀疑。
二月初，迟迟钟鼓发来了一条重要信息：
“时间节点确认。2020年1月23日，滨海省报告首例输入性病例。1月30日，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你现在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做准备。但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最佳布局窗口是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
董艾佳看了一下日历，现在是2020年2月——等等，不对。
她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迟迟钟鼓说的是“2020年1月23日”，而她所在的现在是2020年2月初。也就是说，按照迟迟钟鼓给出的时间线，疫情已经爆发了？
不，不对。她重新看了一下时间线。
她穿越回到2019年7月。现在是2020年2月。按照原时间线的历史，新闻上应该已经开始出现关于“不明原因**”的报道了。但在她所处的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很平静，没有任何异常。
她立刻打开大鹅聊天软件，给迟迟钟鼓发了一条消息：
“你说的时间线有问题。现在是2020年2月，按照你说的，疫情应该已经开始了。但我这边没有任何相关新闻。”
迟迟钟鼓的回复很快：
“这就是蝴蝶效应。你穿越到这个时间线之后，你对未来信息的每一次使用，都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我在2026年的数据库里查到的‘历史’，是你第一次循环的历史。而你现在所处的，是第二次循环。两次循环之间，你的行动导致了历史的分叉。有些事件可能会提前，有些可能会推迟，甚至可能完全不发生。”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两条腿走路。第一，继续按照我给你的信息布局，但不要完全依赖它——历史可能已经偏离了。第二，培养你自己的判断力。你要学会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
董艾佳盯着这段话，心里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她一直把迟迟钟鼓当作“先知”，认为他给出的信息是绝对可靠的。但此刻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可靠。未来不是一张可以无限重放的录像带，而是一条不断分叉的河流。每一次选择，都会改变河水的流向。
她关掉对话框，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现在她必须做一个决定：是按照原计划继续布局医疗物资，还是调整策略？
她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列了两个清单。第一个清单是“原计划继续的理由”：即使时间点推迟，疫情大概率还是会来；医疗物资是刚需，不管什么时候爆发，需求都会存在。第二个清单是“调整策略的理由”：如果疫情不来了呢？如果历史已经偏离到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呢？那她现在做的一切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她想了很久。
最后，她决定继续。但不是因为相信未来信息，而是因为她自己对这件事的判断——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和变异速度，决定了一次大流行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唯一的变量是时间。
她不需要知道确切的时间点。她只需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种思维方式，是她在第一轮循环中没有学到的东西。那时候的她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从未真正主动思考过。而这一次，她在慢慢地、一点点地，从一个“信息接收者”变成了“决策者”。
二月中旬，学校通知开学推迟了一周。
理由是“流感高发期，为了学生安全，延长寒假”。董艾佳看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不是流感。但她什么也没说。
推迟一周变成了推迟两周，两周变成了一个月。学校开始组织线上教学，老师们用大鹅聊天软件建了班级群，每天在群里发作业、收作业、开视频会议。
董艾佳的日常变成这样：早上起床，打开电脑上直播课；下午做作业和复习；晚上研究投资和整理时间线备忘录。这种节奏让她觉得很充实，甚至比正常上学的时候效率更高。
三月初，迟迟钟鼓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现在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数字货币。2019年底到2020年初，有一波行情。具体时间点和标的，我发给你。但我要提醒你，数字货币的波动性极大，风险很高。如果你决定做，只能用你总资产的很小一部分。”
董艾佳研究了一下。她的总资产现在已经突破了五千万（蔚蓝生物的股票一直在涨），她决定拿出两百万来做数字货币——亏了不心疼，赢了是惊喜。
迟迟钟鼓给她的操作策略非常详细：什么时候买入，分几次买入，什么时候卖出分两步卖出。她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建仓，然后在两个月后分批卖出，净赚了将近四百万。
这次操作让她意识到一件事：迟迟钟鼓的价值不在于他给了她多少“代码”，而在于他给了她一套完整的、可复制的决策框架。她知道该怎么分析信息、控制仓位、管理风险了。
四月初，疫情的消息终于开始出现在新闻上了。
但不是滨海市，不是滨海省，而是万里之外的一个**。董艾佳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距离迟迟钟鼓预测的“1月23日”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历史确实偏移了，但偏移得不多——疫情还是来了，只是时间推迟、地点不同。
董淑芬在四月中旬跟她说了一句话：“你上次跟我说的事，是对的。”
她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四月底，周老师的处分结果下来了——记过、调岗、取消三年评优资格。这个结果在当时看来算是重的，但在董艾佳看来，还是太轻了。周老师在临海县教育系统经营了十几年，关系网盘根错节，能给予的处分力度有限。
她没有纠结这件事。她已经做了她应该做的，结果不是她能控制的。
但周老师的事，给她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权力的边界，只有在被挑战的时候才会收缩。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沉默，那些越界的人就会越来越肆无忌惮。
五月初，迟迟钟鼓发来了一条让董艾佳彻夜难眠的消息。
“你注意到没有，你的投资收益率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循环的同阶段数据？”
董艾佳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总资产突破了七千万。而按照迟迟钟鼓的说法，在第一次循环的同一时间点，她的资产只有三千万出头。
“我知道。”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比第一次循环的时候做得更好。”她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使用，结果不一样。”
“就是这样。”迟迟钟鼓说，“信息本身不值钱。值钱的是使用信息的能力。你在第一轮循环中是靠运气赚钱，现在你是靠能力赚钱。这是质的区别。”
董艾佳想起了一件事。她在第一轮循环中，投资决策完全依赖于她模糊的“未来记忆”——记得哪只股票涨了就买哪只，完全不知道背后的逻辑。而这一次，她每一次操作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即使没有迟迟钟鼓的信息，她也能做出差不多的判断。
这就是成长。
五月中旬，母亲董淑芬做了一个让董艾佳意外的决定。
她把奖金卡里的钱全部归拢了一下，拿出一千万，以董艾佳的名义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基金的条款很简单：本金不得动用，收益用于董艾佳的大学教育经费和创业启动资金，由董淑芬担任受托人，董艾佳年满二十二岁后自动获得全部控制权。
“妈，你不必这么做。”董艾佳说。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董淑芬难得地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这笔钱来得太快，我必须帮你管住它。等你真的长大了，能驾驭这笔钱了，我再还给你。”
董艾佳看着母亲，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在另外一个时间线里，董淑芬在她二十三岁那年还是那个在县医院忙碌的护士长，不知道女儿曾经离八千万只有一步之遥。而在这个时间线里，她替女儿守住了一笔改变了她们全家命运的财富。
她没有拒绝。
不是因为这笔钱对她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她知道，这是母亲表达爱的方式——一种带着克制和理性的、深沉的、不打折的爱。
六月初，学校宣布高一第二学期不再返校，直接进入暑假。
董艾佳对这件事早有心理准备。她把暑假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学习高二课程，下午研究投资，晚上写时间线备忘录。她甚至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在暑假结束之前，完成对所有投资标的基本面的全面梳理，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分析框架。
她做到了。
六月底，当她合上最后一本笔记本的时候，窗外正是黄昏。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山峦像一幅水墨画，浓淡相间。
她站在窗前，看着那片天空，忽然想起了2026年的自己。
那个在出租屋里吃酸辣粉、挤地铁、和男朋友貌合神离的董艾佳，和现在的她已经判若两人。不是因为她有了钱，而是因为她有了方向。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种笃定感，是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没有的东西。
手机震动了。
迟迟钟鼓发来了一条消息：
“高一结束了。回顾一下这一年，你有什么感想？”
董艾佳想了想，回了一个很长的回答：
“我学会了几件事。第一，信息差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帮你赢在起跑线上，但能不能跑到终点，取决于你自己的能力。第二，不要害怕做决定——犹豫的成本往往比错误决定的成本更高。第三，善良要有牙齿——我愿意帮人，但不代表我愿意被人欺负。”
“还有呢？”
“还有，谢谢你。”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在成长。”
她看着最后这句话，笑了一下。
窗外的晚霞渐渐暗了下去，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五彩斑斓的光在夜空中绽放，短暂而灿烂。
董艾佳关掉手机，铺开新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了一行字：
高二，我准备好了。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