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个字，我这辈子听了不下一百遍。送我去打工是为我好，把我工资全拿走是为我好，让我把饭馆交出来还是为我好。
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五十岁，头发花白，背弯得像一张弓。一辈子给人做泥瓦匠，唯一的本事就是听大哥的话。他怕他大哥，怕赵德贵，怕镇上所有比他嗓门大的人。什么都怕，唯独不怕欺负自己的女儿。
因为他以为我不会还手。
我开口了，声音很轻，但每个字清清楚楚。
“爹，从我十六岁出去打工到现在，九年，我寄回家两万三千四百块。一分不差，我都记着。你们拿这些钱翻了新房，供小磊读书，给大伯还了赌债。”
我伸出手，摊开手掌。掌心和手背上密密麻麻全是烫伤的疤痕。
“我在流水线上站到腿肿，在后厨被油烫得满手疤，一分一分攒了九年，就为了开这间馆子。现在你告诉我签字？把我的命交出去？”
宋建民憋出一句：“你一个女孩子……”
我打断了他。
“爹，你回去告诉大伯——我不签。他想要我的店，让他来拿。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命。”
宋建民像被烫到了，猛地后退两步。他看着我，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
害怕。
他怕我了。
他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了。橘子落在门槛上，滚了一地。
我没捡。
当天晚上，我把盘下铺面时签的所有合同翻了出来。转让协议、土地使用权证、工商营业执照——每一份文件上，买方栏只有一个名字：宋禾。
法律上，这间铺面跟宋家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把文件拍了照，一份寄给县工商局说明情况，一份寄给镇上法律服务所。
然后躺在行军床上，看着天花板。账本贴在肚皮上，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让他们闹。
蹦得越高，摔得越惨。
第三章
接下来几天，他们的手段越来越下作。
凌晨四点，后门被泼了一整桶粪水。我蹲在门口一锹一锹铲了一个小时，冲了三遍，还是臭。赵刚带混混在饭馆门口支桌子打牌喝酒，堵着不让客人进来。我妈周桂兰搬小板凳坐在台阶上嚎哭，拍大腿擤鼻涕，说我不孝，不给弟弟交学费。宋芳放出谣言，说我在外面有了相好的，想拿钱跟野男人跑路。
街坊邻居看我的眼神全变了。以前笑着打招呼的婶子大娘，现在见了我就撇嘴摇头。
最后一击来自弟弟宋小磊。一封信，歪歪扭扭几行字——
“姐，你让全家人在镇上抬不起头。你就是个自私的人。我恨你。以后你不是我姐。”
我把信叠好，放进口袋。没有哭。
走到后厨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凉水冲过发烫的脸颊，微微发痛。
擦干脸，坐下来。面前一张白纸。拿起笔，写了一个名字——
林建业。
该出最后那张牌了。
当天深夜，我去了王婶家。
王婶坐在灶台边纳鞋底，看到我来赶紧关严了门。
我问她：“婶子，老陈头的事，刘寡妇的事，你家菜地的事——如果需要你出面作证，你愿不愿意？”
王婶的手抖了好一会儿。然后一咬牙，重重点头。
“豁出去了！有你牵头，婶子陪你干！”
从王婶家出来，月亮偏西了。
举报信已经寄出。账本原件、抄件、底片分藏三处。县工商局的回函也到了，确认禾丰饭馆手续齐全有效。王婶随时可以作证。
棋子全部就位。就差最后一步——选一个所有人都在场的时机，把桌子掀了。
十月初八。秋季庙会。
赵德贵每年以村长身份坐在戏台旁的贵宾席上，接受敬酒和吹捧。那是他最得意的时刻。
我要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把他踩进泥里。
庙会那天，我换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熨得平平整整，马尾扎得利落。帆布包里装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比任何时候都厚、都沉。
出门前最后检查：账本原件在信封里。抄件在王婶家粮缸底下。底片在张师傅的保险箱里。三份，三个地方。
推开门，走进秋天的阳光里。
庙会广场挤满了人，四五百号。戏台上锣鼓喧天，台下黑压压一片。
贵宾席上，赵德贵穿着灰色中山装，胸口别着钢笔，旁边坐着赵刚。宋建国穿了新衣服，梳着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