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页,关于能量损耗的计算,我用了另一种模型,结果更精确。”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到像是排练过很多次。只有左手的无名指在微微颤抖,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
我接过提案,翻了几页。
确实做得很好。
比上一次更好。
但我什么都没说,拿着提案走了。
身后传来陆沉的声音:“你就不能——”
“算了,”钟晚说,声音很轻很轻,“没事的。”
没事的。
这是她最常说的三个字。
被烫到的时候说没事的,被拒绝的时候说没事的,熬夜到天亮说没事的,感冒发烧说没事的,好像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都不值一提。
而我竟然真的相信了。
钟晚在研究所的**个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是年终总结会,所有人都在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钟晚最后一个发言,她的课题是在时间回溯的基础上修正量子态的观测误差。这个课题难度极高,但她的进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汇报结束后,所里的老前辈周教授第一个鼓掌:“小钟,你这个思路很新颖,如果能突破,绝对是诺奖级别的成果。”
会议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我坐在主位上,看着幻灯片最后一页的致谢——她感谢了所有人的帮助,唯独没有提到自己付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夜晚。
“有什么问题吗?”她看向我。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我身上。
我说:“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实验数据呢?你的报告里全是理论推导,没有一组完整的实验数据来支撑。没有数据的理论,只是假设。”
钟晚愣住了:“我做了实验的,数据在第47页——”
“第47页的七个数据点,只有三个是有效的,”我打断她,“其余的误差都超出了允许范围。”
陆沉忍不住了:“沈渡,你看看人家的理论创新——”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是可以靠‘创新’弥补的吗?”
气氛降到了冰点。
钟晚站在屏幕前,拿着翻页笔的手慢慢垂下来。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过了很久才说:“我回去重新做实验。”
“不用了,”我说,“这个课题先停一停,把基础打牢再说。”
她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
那个眼神我后来反复回忆过无数次。那不是愤怒,不是委屈,甚至不是伤心。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安静的东西——像是她心里某个一直亮着的灯,在我那句话说完之后,“啪”地一下灭了。
“好。”她说。
然后她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把U盘从电脑上拔下来,把散落在桌上的便签纸归拢到一起,把水杯里的水倒掉。每一个动作都很慢,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会议结束后她一个人回了办公室。
那天晚上九点多,我去找一份旧资料,经过她的办公室时发现灯还亮着。透过磨砂玻璃门,我隐约看到她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一动不动。
我没有敲门。
我在门外站了大概几秒钟,然后转身走了。
我告诉自己那与我无关。
她爱加班到几点是她的事。
她为什么哭也是她的事。
那把剪刀从桌上掉下来的时候,我其实听到了声音。但那声音太轻了,轻到我以为只是楼上谁挪动了椅子。
第二天早上,钟晚没有来上班。
陆沉打了三个电话,她只回了一条消息:身体不舒服,请一天假。
她的工位上还放着昨天没来得及带走的文件夹,还有一只没喝完的保温杯。杯壁上有她的唇印,淡淡的,像是一个仓促的告别。
下午的时候,周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钟晚怎么了。
“请假了。”我说。
“我知道请假了,我问的是她怎么了。”周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小沈,你对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太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严格要求没有错。”
“严格没有错,但你要分得清严格和刻薄。”周教授看着我,目光里有些东西让我不太舒服,“那个小姑娘来所里四个月,你夸过她一句吗?”
“她不需要我的夸奖。”
“她需要,”周教授说,“她比你以为的更需要。”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到像是排练过很多次。只有左手的无名指在微微颤抖,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
我接过提案,翻了几页。
确实做得很好。
比上一次更好。
但我什么都没说,拿着提案走了。
身后传来陆沉的声音:“你就不能——”
“算了,”钟晚说,声音很轻很轻,“没事的。”
没事的。
这是她最常说的三个字。
被烫到的时候说没事的,被拒绝的时候说没事的,熬夜到天亮说没事的,感冒发烧说没事的,好像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都不值一提。
而我竟然真的相信了。
钟晚在研究所的**个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是年终总结会,所有人都在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钟晚最后一个发言,她的课题是在时间回溯的基础上修正量子态的观测误差。这个课题难度极高,但她的进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汇报结束后,所里的老前辈周教授第一个鼓掌:“小钟,你这个思路很新颖,如果能突破,绝对是诺奖级别的成果。”
会议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我坐在主位上,看着幻灯片最后一页的致谢——她感谢了所有人的帮助,唯独没有提到自己付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夜晚。
“有什么问题吗?”她看向我。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我身上。
我说:“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实验数据呢?你的报告里全是理论推导,没有一组完整的实验数据来支撑。没有数据的理论,只是假设。”
钟晚愣住了:“我做了实验的,数据在第47页——”
“第47页的七个数据点,只有三个是有效的,”我打断她,“其余的误差都超出了允许范围。”
陆沉忍不住了:“沈渡,你看看人家的理论创新——”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是可以靠‘创新’弥补的吗?”
气氛降到了冰点。
钟晚站在屏幕前,拿着翻页笔的手慢慢垂下来。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过了很久才说:“我回去重新做实验。”
“不用了,”我说,“这个课题先停一停,把基础打牢再说。”
她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
那个眼神我后来反复回忆过无数次。那不是愤怒,不是委屈,甚至不是伤心。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安静的东西——像是她心里某个一直亮着的灯,在我那句话说完之后,“啪”地一下灭了。
“好。”她说。
然后她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把U盘从电脑上拔下来,把散落在桌上的便签纸归拢到一起,把水杯里的水倒掉。每一个动作都很慢,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会议结束后她一个人回了办公室。
那天晚上九点多,我去找一份旧资料,经过她的办公室时发现灯还亮着。透过磨砂玻璃门,我隐约看到她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一动不动。
我没有敲门。
我在门外站了大概几秒钟,然后转身走了。
我告诉自己那与我无关。
她爱加班到几点是她的事。
她为什么哭也是她的事。
那把剪刀从桌上掉下来的时候,我其实听到了声音。但那声音太轻了,轻到我以为只是楼上谁挪动了椅子。
第二天早上,钟晚没有来上班。
陆沉打了三个电话,她只回了一条消息:身体不舒服,请一天假。
她的工位上还放着昨天没来得及带走的文件夹,还有一只没喝完的保温杯。杯壁上有她的唇印,淡淡的,像是一个仓促的告别。
下午的时候,周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钟晚怎么了。
“请假了。”我说。
“我知道请假了,我问的是她怎么了。”周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小沈,你对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太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严格要求没有错。”
“严格没有错,但你要分得清严格和刻薄。”周教授看着我,目光里有些东西让我不太舒服,“那个小姑娘来所里四个月,你夸过她一句吗?”
“她不需要我的夸奖。”
“她需要,”周教授说,“她比你以为的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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