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他心口落不下的雪
河水向东流------------------------------------------ 河水向东流，是河。，弯弯曲曲地绕过半个村子，夏天涨水的时候浑黄一片，冬天枯水的时候露出底下青黑的石头。她爹就是被这条河吞掉的。，或者六岁，她记不太清了。总之是春天，河水还凉得很，桃花刚谢，岸边落了粉红的一层。她娘让她在河边等，她去菜地割一把韭菜，回来下面条。阿芦就蹲在石头上数蚂蚁，数到一百二十七的时候，她爹从上游漂下来。。是被捞上来的。，夜里看不清路，一脚踩空滑进去的。也有人说不是滑进去的，是自己走进去的，因为那阵子她爹欠了赌债，被人堵在门口骂了三天。阿芦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她只记得她爹被抬上来的时候，脸上盖着一件湿透的灰布衣裳，手指白得像河里泡烂的树根。。她娘也没有哭。，看着那具被水泡胀了的身体，看了很久，久到村里人都以为她吓傻了。然后她娘转过身，把那一把攥在手里的韭菜丢进了河里，绿油油的，顺着水流往下游飘，飘得比什么都快。。好像过了很久，又好像没过多久，她娘就嫁了人，嫁到了隔壁县，走的那天早上把阿芦从被窝里拽起来，梳了头，洗了脸，穿了一件干净的碎花衣裳，然后牵着她的手走了三里路，把她放在了舅舅家门口。“阿芦乖，跟着舅妈。”她娘蹲下来，理了理她的衣领，手指冰凉，“妈走了。”，没说话。，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掰，掰到最后一根的时候，阿芦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但没看见她掉眼泪。然后她娘站起来，走了。走得很快，快到阿芦追了两步就追不上了，快到那条土路上的灰尘落下来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手里端着一碗剩粥，看了一眼那个走远的背影，又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瘦小女孩，叹了口气，把那碗粥递过去：“吃吧。”，大口大口地喝。粥是凉的，米粒硬得硌嗓子，她全喝完了，还把碗底舔了一圈。舅妈看着她的样子，嘴唇动了动，到底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灶房。，或者七岁。
她从那一天起，就没有家了。
舅舅家在村子最东边，三间瓦房，一间灶房，院墙是石头垒的，半人高，墙头上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结一树的红柿子，像一盏一盏小灯笼，但阿芦从来没有摘过，因为那是要拿到镇上去卖的。
舅妈姓陈，叫陈桂香，人如其名，身上永远有一股桂花的味道——不是香的那种，是腌渍过的、发腻的那种，因为她每年秋天都要腌一大坛桂花酱，拿去换油盐。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嘴碎，手快，心眼不坏但脾气不好，尤其是对着阿芦的时候。
“赔钱的货。”这是舅妈最常说的一句话，不是骂，更像是叹气，每次看到阿芦吃饭的时候叹气，看到她穿鞋的时候叹气，看到她站在门口发呆的时候也叹气，“一张嘴一张嘴，光吃不吐，养你比养条狗还费粮食。”
舅舅不吭声。舅舅姓陆，叫陆德厚，是个老实得过了头的人，木匠活做得精细，话却讲不出一句完整的。他在家里像一堵墙，不说话，不表态，但也不拦着。他唯一会做的事，是每个月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给阿芦带一颗糖。那种硬邦邦的水果硬糖，橘子味的，包着透明的玻璃纸。阿芦舍不得嚼，含在嘴里，能含一下午。
但舅妈知道了会骂：“她一个丫头片子，吃那么好的东西糟蹋了！”
后来舅舅就不敢带了。
阿芦住在灶房隔壁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间屋子本来是堆柴火的，用木板隔出一半，搭了一张门板当床，铺一层稻草，稻草上盖一床又薄又硬的旧棉被，被面上印着褪了色的大红花，洗得起了硬壳。冬天冷的时候，阿芦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缩成一团，像一只被丢弃的猫崽子。
她不怕冷。她怕的是饿。
舅妈家的饭永远不够吃。舅舅在的时候好一些，舅妈会多抓一把米；舅舅出去揽活了，阿芦就只能喝米汤。米汤是煮粥的时候撇出来的那层稀水，清得能照见人影，喝下去肚子鼓一阵子，过不了一个时辰又空荡荡地响。
但阿芦从来不抱怨。她从六岁起就学会了一件事——不给人添麻烦。吃饭的时候吃得慢一点，等人放下筷子了她再伸筷子。上桌的时候靠边坐，不要把凳子坐热了。走路的时候贴着墙根走，不要让舅妈觉得碍眼。哭的时候把脸埋进被子里，不要发出声音。
她像一只学会了隐身的小动物，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安安静静地活在别人的屋檐下。
陆沉舟比她大三岁。
她叫他表哥，他叫她阿芦。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阿芦七岁，陆沉舟十岁。她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抱着那碗凉粥，看见一个半大的男孩从堂屋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心，瘦长脸，眉毛浓得像用墨画上去的，嘴唇抿着，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十岁孩子的沉。
他看了她一眼。
只一眼，从上到下，从她乱蓬蓬的头发到她光着的脚丫，然后问了一句：“你就是那个来我家吃饭的？”
舅妈从灶房探出头：“沉舟，这是你表妹，阿芦，你姑家的。”
陆沉舟“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从她身边走过去，肩膀几乎擦着她过去，带起一阵风。阿芦闻到他身上有一股肥皂的味道，很淡，但干净得不像这个村子里的东西。
那是她第一次记住他的味道。
后来的事情像水一样，一天一天地淌过去了。
阿芦在舅舅家住了下来。她学会了扫地、喂鸡、烧火、择菜，七岁的孩子做不了重活，但跑腿打杂的事情一样不落。舅妈说她“眼里有活”，这是她得到过的唯一一句夸奖。
陆沉舟不怎么和她说话。他白天上学，放学回来就钻到西屋写作业，或者坐在柿子树下面看书。他不像村里的其他男孩那样满山跑着疯玩，他安静得像一块石头，但那块石头是有棱角的——谁要是惹了他，他不会吵不会骂，直接动手。
阿芦第一次看见他打架，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那天她提着舅妈让她去打水的铁皮桶，路过老槐树的时候，被几个男孩拦住了。为首的是村东头的刘大军，比她大两岁，长得又壮又黑，外号叫“铁头”。铁头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挡住她的路，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缺了门牙的牙齿。
“哎，你是不是就是你那个爹淹死的丫头？”
阿芦站着没动，手里的铁皮桶晃了一下。
铁头凑过来，歪着脑袋看她，像看一只被堵在墙角的老鼠：“我听我奶奶说了，你爹淹死的那天晚上，河神还叫了三声，你听见没有？”
旁边几个男孩跟着哄笑起来。一个说：“她爹是个酒鬼，喝酒喝死的！”另一个说：“不是喝酒，是赌钱输了，不敢活了！”
阿芦低下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趾头。她没有哭，她已经学会不哭了。她要绕过去，铁头又挡上来，推了她一把，她没站稳，摔在地上，铁皮桶骨碌碌滚出去好远，发出刺耳的响声。
“你爹是个怂包，你也是个怂包！”铁头叉着腰，哈哈大笑。
笑声还没落下去，一只拳头就砸在了他脸上。
阿芦抬起头，看见陆沉舟站在那里。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书包斜挎在肩上，校服袖口卷到小臂，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一团火，那种火不是烧起来的，是压了很久终于压不住的那种。他把铁头按在地上，一拳一拳地打，没有章法，只有力气，打得铁头疼得嗷嗷直叫，打得旁边几个男孩吓得一哄而散。
“陆沉舟！***疯了！”铁头被打得满脸是血，嚎啕大哭。
陆沉舟停下来，松了手，站起来。他的手背上全是擦破的皮，血珠子一颗一颗往外冒。他看着躺在地上哭成一团的铁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她是陆家的人。你再欺负她，我把你门牙全敲了。”
然后他转过身，捡起那个滚圆的铁皮桶，走到阿芦面前，把桶塞到她手里。他看了她一眼，这一次比第一次久一些，久到阿芦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头发散着，衣服上全是灰，狼狈得像刚从泥地里捞出来的。
“走。”他说。
阿芦抱着铁皮桶，跟在他身后往回走。走到半路，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因为她被欺负了，而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她记了很多年，记到每一个字都刻在骨头里。
“你是我家的人。”
舅妈看到陆沉舟手上的伤，气得从灶房里冲出来，拿着笤帚就朝他身上招呼：“又打架！又打架！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你知不知道供你上学多不容易！你还有脸跟人打架！”
陆沉舟一动不动地站着，挨了五六下，一声不吭。
阿芦站在角落里，看着他的背，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心上落了一道一道笤帚抽出来的灰印子。她想冲过去挡，但她不敢。她只是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血印子。
舅妈打完了他，又把脸转向阿芦：“还有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惹事！你能不能安生一点！能不能不给我们添乱！”
阿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不能说是因为铁头骂了她爹，不能说是因为铁头推了她，不能说是因为陆沉舟是为了她才打的架。因为说了，就是告状，告状就是更大的麻烦。
所以她只是低下了头，把嘴闭上了。
陆沉舟忽然开口了：“跟她没关系。”
舅妈愣了一下，扭头看他。
他走进灶房，舀了一瓢冷水，慢慢浇在手上的伤口上，疼得眉头都没皱一下。然后他把水瓢放下，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是我想打。”
那天晚上阿芦睡不着。她躺在门板床上，听着灶房屋檐下滴水的声响，睁着眼睛看头顶黑漆漆的屋梁。月光从木板墙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银线，正好落在她的枕头边。
她伸出手指，碰了碰那道光。
然后她把脸埋进那床硬邦邦的旧棉被里，闷闷地哭了一场。不是委屈的哭，也不是害怕的哭，她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就好像心里有一个地方忽然被人碰了一下，碰得很轻，但那块地方太嫩了，嫩得像新生的伤口，一碰就疼。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在心里默念了那几个字。
“你是我家的人。”
她不知道那句话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这是她来到这个家之后，第一次觉得这个屋檐下，还有一个人看得见她。
时间一长，很多事情就变成了习惯。
阿芦习惯了天不亮就爬起来烧火，习惯了用冷水洗脸，习惯了吃桌上最后剩下的那一点菜叶子，习惯了舅**骂声在耳边像蝉鸣一样此起彼伏地响着。
陆沉舟是她在这些习惯里唯一的变量。
他像一棵长在院子角落里的竹子，不和别的树争阳光，也不开好看的花，但他站在那里，就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去看的挺拔。十三四岁的陆沉舟已经比同龄人高出半个头，肩膀开始变宽，下巴的线条像刀裁过一样利落。他不爱笑，也不爱说话，但他的眼睛会说话——在阿芦看来，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装不下。
阿芦十一岁那年，陆沉舟十四岁，读初二。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自来水，吃水要到村口的井里去挑。舅舅的腰不好，挑水的活就落在了陆沉舟身上。他每天早晚各挑两担，一百多斤的担子压在肩膀上，从村口到家里，要走将近一里路。
阿芦心疼他，但又不敢说。她只能在他挑水的时候，早早地把灶房门打开，把水缸盖子掀好，把扁担靠在门框上。等他到了，她就把手巾递过去——那条手巾是她用碎布头拼的，洗得发白了，但叠得整整齐齐。
陆沉舟接过手巾，擦一把额头上的汗，把空桶递给她。她就把空桶提到灶房角落里放好，再把水缸盖盖严实。两个人一句话不说，但每个动作都严丝合缝，像演练了无数遍。
有时候阿芦会想，这样下去也挺好的。她是表妹，他是表哥，她在灶房里烧火，他在院子里看书，她给他端一碗绿豆汤，他接过去喝一口，说一句“还行”。就这么过一辈子，也不错。
但老天爷不会让她这么安生。
那年初秋，村里来了一个收山货的商贩，开着一辆破三轮车，在晒谷场上支了个摊子，收蘑菇、收栗子、收野蜂蜜。村里的小孩没见过新鲜东西，都围过去看热闹。阿芦也在，她是去晒谷场上收舅妈晾的红薯干的。
商贩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周，人称周老板。人长得胖，笑起来眼睛挤成一条缝，说话油滑得很，见谁都喊“老板老板娘”。他看见阿芦一个人抱着簸箕站在那里，就笑着凑过来：“小妹妹，你家大人呢？”
阿芦没理他，转身要走。
周老板伸手拦了一下，笑眯眯地说：“别走啊，叔叔请你吃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奶糖，大白兔的，在那个年代算是稀罕东西。
阿芦看了一眼那颗糖，咽了一下口水，但还是摇了摇头。
周老板不死心，凑得更近了，身上有一股劣质烟油的味道，熏得阿芦皱了鼻子。他的手搭在阿芦肩膀上，用那种黏糊糊的声音说：“小妹妹，你长得好乖啊，跟叔叔说说话嘛——”
话没说完，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一把把周老板的手从阿芦肩膀上掰开了。
力气大得出奇。
周老板疼得龇牙咧嘴，扭过头，看见一个半大的少年站在身后，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校服，书包带子斜挎在肩上，一张脸冷得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
陆沉舟比周老板矮一个头，但他站在那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不要命的气势。他看着周老板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把手拿开。”
周老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哎哟，这是谁家的小——”话说到一半，陆沉舟的眼神让他把后半截咽了回去。那个眼神不像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能有的，那里面有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平静，像是在说“我不怕打死你，也不怕被你打死”。
周老板讪讪地抽回手，嘟囔了两句，转身走了。
晒谷场上的人渐渐散了。阿芦抱着簸箕站在原地，后知后觉地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涌上来，堵在嗓子眼里，不上不下。
陆沉舟从她手里把簸箕拿过去，单手端着，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样东西，塞进她手里。
是一颗橘子味的硬糖，包着透明的玻璃纸。
阿芦低头看着那颗糖，愣住了。她想起小时候舅舅给她带过的那种糖，想起舅妈说的“丫头片子吃那么好的东西糟蹋了”，想起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糖了。
“吃吧。”陆沉舟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淡淡的，不带什么温度，“别让舅妈看见。”
阿芦攥着那颗糖，指节发白。她没有舍得吃，把糖揣进了口袋里，等回到家，躲到灶房后面的柴堆旁，借着昏暗的光，把那颗糖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透明的玻璃纸在光线下折射出一小片彩色的光斑，落在她的手心，像一个很小很小的梦。
她把糖**嘴里。
橘子味的，酸的，甜的，酸和甜搅在一起，让她的舌根发麻，眼眶发酸。她**那颗糖，****，眼泪就掉下来了，一颗一颗地砸在膝盖上。她不知道为什么哭，可能是因为糖太好吃了，可能是因为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人当成一个“可以吃糖的人”了。
她**糖，把那片玻璃纸展开，抚平，折成了一个很小的蝴蝶，塞进了枕头底下。
那颗糖她含了很久，含到糖块越来越小，最后化成了一滩甜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她一直没舍得嚼。
后来的很多年里，她买过无数颗橘子味的硬糖，但再也没吃出过那个味道。
秋天过去是冬天，冬天是阿芦最难熬的季节。
舅舅家的房子是瓦房，冬天四面透风，堂屋里的火盆烧的是稻壳和碎木屑，冒的烟比火大，熏得人眼睛睁不开，但身上还是冷的。阿芦那间柴房改造的小屋子更是冷得像个冰窖，晚上睡下去的时候被窝是冰的，早上醒过来被窝还是冰的，好像她的身体根本没有产生过热量。
但她从来不喊冷。舅妈说“多盖一层不就完了”，她就多盖一层，把她所有的衣服、围巾、甚至装粮食的麻袋都压在被子上。被子沉得压得她喘不过气，但身上还是冷的。
陆沉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洗干净了，每天晚上灌上热水，趁阿芦去灶房洗碗的时候，塞进她被窝里。
阿芦第一次发现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忘了拿出来的。第二天晚上，她又发现被窝里有一个暖烘烘的东西，才意识到是有人放的。她问舅妈，舅妈说不知道。她问舅舅，舅舅摇头。
她就没有再问。
但她的心里有一个人选。那个人选让她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把那个玻璃瓶抱在怀里，用脸颊贴着它温热的玻璃壁，听着瓶里水晃动的声音，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有一天晚上，她故意提前从灶房回来，躲在院墙后面。月光很淡，院子里黑乎乎的，只有堂屋的窗户透出一小片昏黄的光。她看见一个人影从堂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轻手轻脚地走到她的房门前，弯腰，把门推开一条缝，把东西塞了进去。
那个人影的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月光映出他的轮廓——瘦长的身体，微微弓着的背，还有侧脸那道利落的下颌线。
阿芦的心跳得很快，快到耳朵里嗡嗡地响。
她看着陆沉舟做完这一切，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偏了一下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阿芦屏住呼吸，把自己缩在墙根的阴影里。
陆沉舟站了几秒钟，还是没有回头，走了。
阿芦等他的脚步声完全消失，才从墙根后面出来，摸黑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钻进被窝。那个玻璃瓶还在，温热地贴着杯子里的空气。她把它从被子里捞出来，双手捧着，贴在心口。
瓶子很烫，烫得她胸口的皮肤发红，她没有松手。
她把脸埋进被子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
“哥。”
这是她第一次在没人的时候这样叫他。平时她只敢叫他“表哥”，规规矩矩的，像隔着一堵墙。但在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的黑夜里，她把这个字吐出来，轻轻的，软软的，像把一个藏了很久的东西从最深的抽屉里拿出来，看一眼，再放回去。
那一年她十一岁，或许十二。
她不知道那个字会在后来的岁月里长成一棵长满刺的藤蔓，把她的心缠得死死的，挣不脱，剪不断。
冬天最冷的那几天，陆沉舟感冒了。
他很少生病，生起病来就特别厉害。高烧烧到将近四十度，躺在西屋的床上，脸上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出血，迷迷糊糊地喊冷。舅妈急得团团转，让舅舅去镇上请医生，可那天下了大雪，路封了，舅舅的摩托车骑不出去。
阿芦蹲在西屋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她看见陆沉舟蜷缩在被子里，眉头皱着，嘴唇不停地动，好像在说什么，但听不清。她的心揪成了一团，比那年被铁头推倒在地上的时候还要疼，疼得她想替他发烧。
舅妈熬了姜汤，陆沉舟喝不下去，灌进去就吐出来，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整个屋子里弥漫着酸苦的味道。
阿芦回到灶房，蹲在灶台前发呆。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的。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过的一个土方子——用艾草和葱白煮水，加上红糖，治风寒发热很灵。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管用，但她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她跑到后院，在雪地里扒拉了半天，找到了舅妈夏天挂在屋檐下晾干的艾草，又去灶房拿了三根葱白，切碎了，加上一勺红糖，用水煮了一大碗，煮得满屋子都是艾草的苦香味。
她把碗端到西屋门口，敲了敲门。
“舅妈，我煮了艾草水。”
舅妈接过去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这东西能喝吗？”
“能的，”阿芦的声音很小，但很笃定，“我小时候喝过。”
其实她没有喝过。她只是听说，只是愿意相信它有用。
舅妈将信将疑地端进去，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喂给陆沉舟。这一次他没有吐，皱着眉咽下去了，一碗喝了大半。
那天夜里，阿芦没有睡。她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西屋门口，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里面的动静。她听见陆沉舟的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稳，听见舅妈打瞌睡的鼾声，听见屋外的雪落在地上的簌簌声。
她坐了一整夜，脚冻得没了知觉，裤腿结了一层薄冰。
天快亮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
陆沉舟站在门口，披着一件旧棉袄，脸色还是白的，嘴唇上有一层干裂的血痂，但眼睛是清的。他低头看着坐在门口缩成一团的阿芦，看了几秒钟，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你怎么在这？”
阿芦仰起脸，看见他的脸，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轻，轻得像早春的风吹过水面，还没漾开就散了。她张了张嘴，想说“我来看看你”，想说“你退烧了就好”，想说“我煮的艾草水管用了吧”——但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摇了摇头。
陆沉舟看着她冻得发紫的嘴唇和鼻尖，看着她睫毛上凝着的细小冰晶，看着她蜷缩在小板凳上像一只被遗弃在雪地里的猫。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别开脸，声音更低了：
“回去睡觉。”
阿芦站起来，腿已经麻了，踉跄了一下，伸手扶住了门框。陆沉舟的手几乎同时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腕，稳住了她。
那只手烫得像一块刚从火里取出来的铁。
阿芦低头看着握住她手腕的那只手——骨节分明，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手腕上有一道很浅的疤，是去年打架留下的。她的手被他握在掌心里，他的手很大，几乎能把她的手腕整个包住。
那个温度从她的手腕一路烧上来，烧过小臂，烧过肩膀，烧到心脏，烧得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红了。
陆沉舟像是被烫了一样，猛地松了手。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半步的距离，谁都没说话。院子里静得只剩下雪落在柿子树枯枝上的声音，簌簌的，像老鼠在咬东西。
“我去睡了。”阿芦先开了口，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她转过身，几乎是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捂住胸口，手心贴在心跳最剧烈的地方，感受着那个几乎失控的节奏。
然后她抬起另一只手，看着自己的手腕。
那里还残留着他的温度。
她把袖子放下来，遮住了那块皮肤，好像遮住了，就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她的心跳骗不了人。
那天早上她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同一个画面——他的手握在她手腕上的样子，他低头看她的那个眼神，他沙哑着嗓子说的那句“你怎么在这”。
她把被子蒙在头上，对自己说：他是表哥。他只是怕你冻死在外面。换了谁他都会管的。
可是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像老鼠啃木头一样，细细碎碎地响着：换了一个人，他还会把热水瓶塞进被窝吗？换了一个人，他还会从镇上带糖回来吗？换了一个人，他还会在她被人欺负的时候把人打到满脸是血吗？
那个声音太小了，小到她可以假装听不见。
但她知道，从那天起，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就像那碗艾草水，煮的时候明明只有苦味，喝下去的时候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她说不上来那甜是从哪里来的，红糖只放了一勺，不该那么甜的。
也许是碗的缘故。也许是她捧着那只碗的时候，想着的是端给谁的缘故。
雪停了之后，陆沉舟的病彻底好了。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沉默，冷淡，和她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他不再给她塞热水瓶，也没有再给她带过糖，好像那个雪夜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阿芦有时候会怀疑，那个凌晨他握住她手腕的瞬间，是不是她做梦梦到的。
但每次她卷起袖子，看见自己手腕上那一小片皮肤，总觉得那里的温度和别处不一样。明明已经过了很久了，明明早就该凉透了，可她就是觉得那块皮肤是热的。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她只知道，从那个冬天开始，她怕冷了。
以前她不怕冷的，再冷的天她都能咬牙扛过去。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有一双手曾经给过她温暖，所以她才开始知道什么是冷。
人就是这样，没吃过糖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苦。
阿芦的十三岁来得无声无息。
没有蛋糕，没有新衣服，没有一句“生日快乐”。舅妈大概不记得她的生日，舅舅大概也不知道是哪一天，连阿芦自己都是看着村小学的日历才想起来的。十一月十七，她爹生前跟她说过一次，“阿芦是冬天的芦花，十一月开的”。
芦花是贱物，田埂上、河滩边，哪里都能长，没人浇水，没人施肥，风来了就弯腰，风过了再直起来。贱得很，也韧得很。
那天放学后，她没有直接回家，在村口的河边坐了一会儿。河水比往年小了很多，河床上的石头露出来，长了一层青黑色的苔藓，滑溜溜的。她看着那些石头，想起她爹被打捞上来的那个早上，想起那件盖在脸上的灰布衣裳。
她想她爹了。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地想，是那种钝钝的、隐隐的、像牙疼一样说不清位置的想。她已经不太记得她爹的长相了，只记得他身上有一股旱烟和木屑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有他把她举过头顶的时候，那双粗糙大手的温度。
她坐在河边，一直到天快黑了才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往回走。
走到村口老槐树下的时候，她看见了陆沉舟。
他靠在那棵老槐树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看见她过来，站直了身子。夕阳把他整个人镀了一层金红色的光，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阿芦脚边。
“去哪了？”他问。
“河边。”阿芦说。
他看了她一眼，没问她去河边干什么。他把手里的东西递过来——一个纸包，用牛皮纸裹着，外面系了一根麻绳。
阿芦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块发糕，白色的，上面缀着几颗红枣，还冒着微微的热气。发糕被切成了一个不太规整的圆形，显然是手切的，刀工不太好，一边厚一边薄。
阿芦抬头看他。
陆沉舟没看她，看着别处，声音和往常一样淡：“供销社买的，买多了，吃不完。”
阿芦低下头，看着那块发糕。供销社在镇上，骑车要四十分钟，来回将近一个半小时。他不会无缘无故去镇上，更不会无缘无故买一块发糕。而且，他从不吃甜食。
她抱着那块发糕，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甜香，混着红枣特有的气息，热气扑在她脸上，把她的眼睛熏得发酸。
“谢谢表哥。”她说。
陆沉舟“嗯”了一声，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偏了一下头，没有回身，声音被晚风吹得有些散：“阿芦。”
“嗯？”
“生日快乐。”
他说完就走了，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好像在赶什么似的。
阿芦站在原地，抱着那块发糕，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村道上起了雾，他的身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最后和灰白色的雾气融为一体。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发糕。
红枣的，白色的，一边厚一边薄。
她咬了一口，甜的，软糯的，在嘴里化开的时候，她的眼泪也跟着掉下来了。她一边走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哭，眼泪和发糕一起咽下去，咸的甜的搅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味道。
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把最后一口发糕咽下去，用袖子擦干了眼泪，吸了吸鼻子，推开了院门。
舅妈在灶房里喊：“死丫头，这么晚才回来！快去把鸡喂了！”
“哎。”她应了一声，声音稳稳的，听不出任何异样。
那天晚上她又失眠了。她躺在门板床上，把发糕的牛皮纸展开，铺在枕头下面。纸上还沾着一点发糕的碎屑，她把碎屑舔了，纸上有红枣的甜味和热气蒸出来的水渍。
她把那张纸叠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了枕头底下。那里已经有一颗糖的玻璃纸、一个热水瓶的橡胶塞、一片从校服上掉下来的纽扣。
都是他的东西。
都是她舍不得扔的东西。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舍不得。她只知道，这些东西是他给她的，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她拥有的东西太少了，少到连一颗糖的包装纸都值得用枕头压着。
她把被子拉到下巴，闭着眼睛，在心里默念了一个数字。
十三岁。
她今年十三岁，他十六岁。再过两年，他就要去县城读高中了。听说县城的姑娘都很漂亮，穿裙子，骑自行车，头发上别着亮晶晶的**。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粗糙，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泥，手背上冬天冻出的裂口像一张张干涸的小嘴。她把手缩进被子里，攥成了拳头。
不要想了。
他是表哥。
她翻了个身，把枕头底下的那些东西摸了一遍，一样一样地，从糖纸到纽扣，像数羊一样，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梦里她又回到了那个雪夜。陆沉舟站在西屋门口，披着旧棉袄，低头看她。她想说什么，但张不开嘴。她想伸手碰他一下，但手抬不起来。
梦的最后，他转身走了。她想追，但脚像钉在地上一样，一步都迈不动。
她在梦里喊了一声“哥”，喊出声的那一刻，梦碎了。
她醒过来，枕头上湿了一片，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窗外天还没亮，鸡叫了第一遍。
她从床上爬起来，摸黑去灶房烧火。灶膛里的火光照在她脸上，她一勺一勺地把米下进锅里，用长柄的木勺慢慢搅着。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响，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她的眼睛。
她把粥盛好，端到堂屋桌子上，然后退到灶房里，等舅妈他们先吃。
这是她在这个家的规矩。
等着等着，她听见堂屋里传来碗筷的声音，听见舅妈喊“沉舟多吃点”，听见舅舅闷闷的咳嗽声。她靠在灶房的墙上，抱着膝盖，听着这些声音，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是满的。
哪怕那个满，是她自己偷偷装进去的。
那天早上陆沉舟出门上学的时候，经过灶房门口，停了一下。
“阿芦。”他叫了一声。
她从灶房探出头。
他看了一眼她发红的眼眶，没有问，只是把手里的一样东西放在灶房门槛上，然后背着书包走了。
阿芦走过去，捡起来。
是一支铅笔，**牌的，绿色的笔杆，削好的，笔尖很尖很细。
她拿着那支铅笔，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和那颗糖的玻璃纸放在一起。
她舍不得用。
不是因为它有多值钱，而是因为——这是他削的。
笔尖削得那么整齐，那么好看，一定削得很慢吧。
她把口袋的扣子扣好，拍了拍，弯了一下嘴角。
“哥。”她在心里叫了一声。
这个名字，她只敢在心里叫。
（第一章完）
她从那一天起，就没有家了。
舅舅家在村子最东边，三间瓦房，一间灶房，院墙是石头垒的，半人高，墙头上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秋天的时候结一树的红柿子，像一盏一盏小灯笼，但阿芦从来没有摘过，因为那是要拿到镇上去卖的。
舅妈姓陈，叫陈桂香，人如其名，身上永远有一股桂花的味道——不是香的那种，是腌渍过的、发腻的那种，因为她每年秋天都要腌一大坛桂花酱，拿去换油盐。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嘴碎，手快，心眼不坏但脾气不好，尤其是对着阿芦的时候。
“赔钱的货。”这是舅妈最常说的一句话，不是骂，更像是叹气，每次看到阿芦吃饭的时候叹气，看到她穿鞋的时候叹气，看到她站在门口发呆的时候也叹气，“一张嘴一张嘴，光吃不吐，养你比养条狗还费粮食。”
舅舅不吭声。舅舅姓陆，叫陆德厚，是个老实得过了头的人，木匠活做得精细，话却讲不出一句完整的。他在家里像一堵墙，不说话，不表态，但也不拦着。他唯一会做的事，是每个月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给阿芦带一颗糖。那种硬邦邦的水果硬糖，橘子味的，包着透明的玻璃纸。阿芦舍不得嚼，含在嘴里，能含一下午。
但舅妈知道了会骂：“她一个丫头片子，吃那么好的东西糟蹋了！”
后来舅舅就不敢带了。
阿芦住在灶房隔壁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间屋子本来是堆柴火的，用木板隔出一半，搭了一张门板当床，铺一层稻草，稻草上盖一床又薄又硬的旧棉被，被面上印着褪了色的大红花，洗得起了硬壳。冬天冷的时候，阿芦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缩成一团，像一只被丢弃的猫崽子。
她不怕冷。她怕的是饿。
舅妈家的饭永远不够吃。舅舅在的时候好一些，舅妈会多抓一把米；舅舅出去揽活了，阿芦就只能喝米汤。米汤是煮粥的时候撇出来的那层稀水，清得能照见人影，喝下去肚子鼓一阵子，过不了一个时辰又空荡荡地响。
但阿芦从来不抱怨。她从六岁起就学会了一件事——不给人添麻烦。吃饭的时候吃得慢一点，等人放下筷子了她再伸筷子。上桌的时候靠边坐，不要把凳子坐热了。走路的时候贴着墙根走，不要让舅妈觉得碍眼。哭的时候把脸埋进被子里，不要发出声音。
她像一只学会了隐身的小动物，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安安静静地活在别人的屋檐下。
陆沉舟比她大三岁。
她叫他表哥，他叫她阿芦。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阿芦七岁，陆沉舟十岁。她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抱着那碗凉粥，看见一个半大的男孩从堂屋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心，瘦长脸，眉毛浓得像用墨画上去的，嘴唇抿着，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十岁孩子的沉。
他看了她一眼。
只一眼，从上到下，从她乱蓬蓬的头发到她光着的脚丫，然后问了一句：“你就是那个来我家吃饭的？”
舅妈从灶房探出头：“沉舟，这是你表妹，阿芦，你姑家的。”
陆沉舟“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从她身边走过去，肩膀几乎擦着她过去，带起一阵风。阿芦闻到他身上有一股肥皂的味道，很淡，但干净得不像这个村子里的东西。
那是她第一次记住他的味道。
后来的事情像水一样，一天一天地淌过去了。
阿芦在舅舅家住了下来。她学会了扫地、喂鸡、烧火、择菜，七岁的孩子做不了重活，但跑腿打杂的事情一样不落。舅妈说她“眼里有活”，这是她得到过的唯一一句夸奖。
陆沉舟不怎么和她说话。他白天上学，放学回来就钻到西屋写作业，或者坐在柿子树下面看书。他不像村里的其他男孩那样满山跑着疯玩，他安静得像一块石头，但那块石头是有棱角的——谁要是惹了他，他不会吵不会骂，直接动手。
阿芦第一次看见他打架，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那天她提着舅妈让她去打水的铁皮桶，路过老槐树的时候，被几个男孩拦住了。为首的是村东头的刘大军，比她大两岁，长得又壮又黑，外号叫“铁头”。铁头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挡住她的路，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缺了门牙的牙齿。
“哎，你是不是就是你那个爹淹死的丫头？”
阿芦站着没动，手里的铁皮桶晃了一下。
铁头凑过来，歪着脑袋看她，像看一只被堵在墙角的老鼠：“我听我奶奶说了，你爹淹死的那天晚上，河神还叫了三声，你听见没有？”
旁边几个男孩跟着哄笑起来。一个说：“她爹是个酒鬼，喝酒喝死的！”另一个说：“不是喝酒，是赌钱输了，不敢活了！”
阿芦低下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趾头。她没有哭，她已经学会不哭了。她要绕过去，铁头又挡上来，推了她一把，她没站稳，摔在地上，铁皮桶骨碌碌滚出去好远，发出刺耳的响声。
“你爹是个怂包，你也是个怂包！”铁头叉着腰，哈哈大笑。
笑声还没落下去，一只拳头就砸在了他脸上。
阿芦抬起头，看见陆沉舟站在那里。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书包斜挎在肩上，校服袖口卷到小臂，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有一团火，那种火不是烧起来的，是压了很久终于压不住的那种。他把铁头按在地上，一拳一拳地打，没有章法，只有力气，打得铁头疼得嗷嗷直叫，打得旁边几个男孩吓得一哄而散。
“陆沉舟！***疯了！”铁头被打得满脸是血，嚎啕大哭。
陆沉舟停下来，松了手，站起来。他的手背上全是擦破的皮，血珠子一颗一颗往外冒。他看着躺在地上哭成一团的铁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她是陆家的人。你再欺负她，我把你门牙全敲了。”
然后他转过身，捡起那个滚圆的铁皮桶，走到阿芦面前，把桶塞到她手里。他看了她一眼，这一次比第一次久一些，久到阿芦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头发散着，衣服上全是灰，狼狈得像刚从泥地里捞出来的。
“走。”他说。
阿芦抱着铁皮桶，跟在他身后往回走。走到半路，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因为她被欺负了，而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她记了很多年，记到每一个字都刻在骨头里。
“你是我家的人。”
舅妈看到陆沉舟手上的伤，气得从灶房里冲出来，拿着笤帚就朝他身上招呼：“又打架！又打架！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你知不知道供你上学多不容易！你还有脸跟人打架！”
陆沉舟一动不动地站着，挨了五六下，一声不吭。
阿芦站在角落里，看着他的背，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心上落了一道一道笤帚抽出来的灰印子。她想冲过去挡，但她不敢。她只是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血印子。
舅妈打完了他，又把脸转向阿芦：“还有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惹事！你能不能安生一点！能不能不给我们添乱！”
阿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不能说是因为铁头骂了她爹，不能说是因为铁头推了她，不能说是因为陆沉舟是为了她才打的架。因为说了，就是告状，告状就是更大的麻烦。
所以她只是低下了头，把嘴闭上了。
陆沉舟忽然开口了：“跟她没关系。”
舅妈愣了一下，扭头看他。
他走进灶房，舀了一瓢冷水，慢慢浇在手上的伤口上，疼得眉头都没皱一下。然后他把水瓢放下，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是我想打。”
那天晚上阿芦睡不着。她躺在门板床上，听着灶房屋檐下滴水的声响，睁着眼睛看头顶黑漆漆的屋梁。月光从木板墙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银线，正好落在她的枕头边。
她伸出手指，碰了碰那道光。
然后她把脸埋进那床硬邦邦的旧棉被里，闷闷地哭了一场。不是委屈的哭，也不是害怕的哭，她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就好像心里有一个地方忽然被人碰了一下，碰得很轻，但那块地方太嫩了，嫩得像新生的伤口，一碰就疼。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在心里默念了那几个字。
“你是我家的人。”
她不知道那句话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这是她来到这个家之后，第一次觉得这个屋檐下，还有一个人看得见她。
时间一长，很多事情就变成了习惯。
阿芦习惯了天不亮就爬起来烧火，习惯了用冷水洗脸，习惯了吃桌上最后剩下的那一点菜叶子，习惯了舅**骂声在耳边像蝉鸣一样此起彼伏地响着。
陆沉舟是她在这些习惯里唯一的变量。
他像一棵长在院子角落里的竹子，不和别的树争阳光，也不开好看的花，但他站在那里，就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去看的挺拔。十三四岁的陆沉舟已经比同龄人高出半个头，肩膀开始变宽，下巴的线条像刀裁过一样利落。他不爱笑，也不爱说话，但他的眼睛会说话——在阿芦看来，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装不下。
阿芦十一岁那年，陆沉舟十四岁，读初二。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自来水，吃水要到村口的井里去挑。舅舅的腰不好，挑水的活就落在了陆沉舟身上。他每天早晚各挑两担，一百多斤的担子压在肩膀上，从村口到家里，要走将近一里路。
阿芦心疼他，但又不敢说。她只能在他挑水的时候，早早地把灶房门打开，把水缸盖子掀好，把扁担靠在门框上。等他到了，她就把手巾递过去——那条手巾是她用碎布头拼的，洗得发白了，但叠得整整齐齐。
陆沉舟接过手巾，擦一把额头上的汗，把空桶递给她。她就把空桶提到灶房角落里放好，再把水缸盖盖严实。两个人一句话不说，但每个动作都严丝合缝，像演练了无数遍。
有时候阿芦会想，这样下去也挺好的。她是表妹，他是表哥，她在灶房里烧火，他在院子里看书，她给他端一碗绿豆汤，他接过去喝一口，说一句“还行”。就这么过一辈子，也不错。
但老天爷不会让她这么安生。
那年初秋，村里来了一个收山货的商贩，开着一辆破三轮车，在晒谷场上支了个摊子，收蘑菇、收栗子、收野蜂蜜。村里的小孩没见过新鲜东西，都围过去看热闹。阿芦也在，她是去晒谷场上收舅妈晾的红薯干的。
商贩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周，人称周老板。人长得胖，笑起来眼睛挤成一条缝，说话油滑得很，见谁都喊“老板老板娘”。他看见阿芦一个人抱着簸箕站在那里，就笑着凑过来：“小妹妹，你家大人呢？”
阿芦没理他，转身要走。
周老板伸手拦了一下，笑眯眯地说：“别走啊，叔叔请你吃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奶糖，大白兔的，在那个年代算是稀罕东西。
阿芦看了一眼那颗糖，咽了一下口水，但还是摇了摇头。
周老板不死心，凑得更近了，身上有一股劣质烟油的味道，熏得阿芦皱了鼻子。他的手搭在阿芦肩膀上，用那种黏糊糊的声音说：“小妹妹，你长得好乖啊，跟叔叔说说话嘛——”
话没说完，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一把把周老板的手从阿芦肩膀上掰开了。
力气大得出奇。
周老板疼得龇牙咧嘴，扭过头，看见一个半大的少年站在身后，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校服，书包带子斜挎在肩上，一张脸冷得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
陆沉舟比周老板矮一个头，但他站在那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不要命的气势。他看着周老板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把手拿开。”
周老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哎哟，这是谁家的小——”话说到一半，陆沉舟的眼神让他把后半截咽了回去。那个眼神不像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能有的，那里面有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平静，像是在说“我不怕打死你，也不怕被你打死”。
周老板讪讪地抽回手，嘟囔了两句，转身走了。
晒谷场上的人渐渐散了。阿芦抱着簸箕站在原地，后知后觉地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涌上来，堵在嗓子眼里，不上不下。
陆沉舟从她手里把簸箕拿过去，单手端着，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样东西，塞进她手里。
是一颗橘子味的硬糖，包着透明的玻璃纸。
阿芦低头看着那颗糖，愣住了。她想起小时候舅舅给她带过的那种糖，想起舅妈说的“丫头片子吃那么好的东西糟蹋了”，想起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糖了。
“吃吧。”陆沉舟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淡淡的，不带什么温度，“别让舅妈看见。”
阿芦攥着那颗糖，指节发白。她没有舍得吃，把糖揣进了口袋里，等回到家，躲到灶房后面的柴堆旁，借着昏暗的光，把那颗糖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透明的玻璃纸在光线下折射出一小片彩色的光斑，落在她的手心，像一个很小很小的梦。
她把糖**嘴里。
橘子味的，酸的，甜的，酸和甜搅在一起，让她的舌根发麻，眼眶发酸。她**那颗糖，****，眼泪就掉下来了，一颗一颗地砸在膝盖上。她不知道为什么哭，可能是因为糖太好吃了，可能是因为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人当成一个“可以吃糖的人”了。
她**糖，把那片玻璃纸展开，抚平，折成了一个很小的蝴蝶，塞进了枕头底下。
那颗糖她含了很久，含到糖块越来越小，最后化成了一滩甜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她一直没舍得嚼。
后来的很多年里，她买过无数颗橘子味的硬糖，但再也没吃出过那个味道。
秋天过去是冬天，冬天是阿芦最难熬的季节。
舅舅家的房子是瓦房，冬天四面透风，堂屋里的火盆烧的是稻壳和碎木屑，冒的烟比火大，熏得人眼睛睁不开，但身上还是冷的。阿芦那间柴房改造的小屋子更是冷得像个冰窖，晚上睡下去的时候被窝是冰的，早上醒过来被窝还是冰的，好像她的身体根本没有产生过热量。
但她从来不喊冷。舅妈说“多盖一层不就完了”，她就多盖一层，把她所有的衣服、围巾、甚至装粮食的麻袋都压在被子上。被子沉得压得她喘不过气，但身上还是冷的。
陆沉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洗干净了，每天晚上灌上热水，趁阿芦去灶房洗碗的时候，塞进她被窝里。
阿芦第一次发现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忘了拿出来的。第二天晚上，她又发现被窝里有一个暖烘烘的东西，才意识到是有人放的。她问舅妈，舅妈说不知道。她问舅舅，舅舅摇头。
她就没有再问。
但她的心里有一个人选。那个人选让她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把那个玻璃瓶抱在怀里，用脸颊贴着它温热的玻璃壁，听着瓶里水晃动的声音，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有一天晚上，她故意提前从灶房回来，躲在院墙后面。月光很淡，院子里黑乎乎的，只有堂屋的窗户透出一小片昏黄的光。她看见一个人影从堂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轻手轻脚地走到她的房门前，弯腰，把门推开一条缝，把东西塞了进去。
那个人影的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月光映出他的轮廓——瘦长的身体，微微弓着的背，还有侧脸那道利落的下颌线。
阿芦的心跳得很快，快到耳朵里嗡嗡地响。
她看着陆沉舟做完这一切，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偏了一下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阿芦屏住呼吸，把自己缩在墙根的阴影里。
陆沉舟站了几秒钟，还是没有回头，走了。
阿芦等他的脚步声完全消失，才从墙根后面出来，摸黑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钻进被窝。那个玻璃瓶还在，温热地贴着杯子里的空气。她把它从被子里捞出来，双手捧着，贴在心口。
瓶子很烫，烫得她胸口的皮肤发红，她没有松手。
她把脸埋进被子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
“哥。”
这是她第一次在没人的时候这样叫他。平时她只敢叫他“表哥”，规规矩矩的，像隔着一堵墙。但在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的黑夜里，她把这个字吐出来，轻轻的，软软的，像把一个藏了很久的东西从最深的抽屉里拿出来，看一眼，再放回去。
那一年她十一岁，或许十二。
她不知道那个字会在后来的岁月里长成一棵长满刺的藤蔓，把她的心缠得死死的，挣不脱，剪不断。
冬天最冷的那几天，陆沉舟感冒了。
他很少生病，生起病来就特别厉害。高烧烧到将近四十度，躺在西屋的床上，脸上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出血，迷迷糊糊地喊冷。舅妈急得团团转，让舅舅去镇上请医生，可那天下了大雪，路封了，舅舅的摩托车骑不出去。
阿芦蹲在西屋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她看见陆沉舟蜷缩在被子里，眉头皱着，嘴唇不停地动，好像在说什么，但听不清。她的心揪成了一团，比那年被铁头推倒在地上的时候还要疼，疼得她想替他发烧。
舅妈熬了姜汤，陆沉舟喝不下去，灌进去就吐出来，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整个屋子里弥漫着酸苦的味道。
阿芦回到灶房，蹲在灶台前发呆。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的。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过的一个土方子——用艾草和葱白煮水，加上红糖，治风寒发热很灵。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管用，但她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她跑到后院，在雪地里扒拉了半天，找到了舅妈夏天挂在屋檐下晾干的艾草，又去灶房拿了三根葱白，切碎了，加上一勺红糖，用水煮了一大碗，煮得满屋子都是艾草的苦香味。
她把碗端到西屋门口，敲了敲门。
“舅妈，我煮了艾草水。”
舅妈接过去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这东西能喝吗？”
“能的，”阿芦的声音很小，但很笃定，“我小时候喝过。”
其实她没有喝过。她只是听说，只是愿意相信它有用。
舅妈将信将疑地端进去，用勺子一点一点地喂给陆沉舟。这一次他没有吐，皱着眉咽下去了，一碗喝了大半。
那天夜里，阿芦没有睡。她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西屋门口，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里面的动静。她听见陆沉舟的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稳，听见舅妈打瞌睡的鼾声，听见屋外的雪落在地上的簌簌声。
她坐了一整夜，脚冻得没了知觉，裤腿结了一层薄冰。
天快亮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
陆沉舟站在门口，披着一件旧棉袄，脸色还是白的，嘴唇上有一层干裂的血痂，但眼睛是清的。他低头看着坐在门口缩成一团的阿芦，看了几秒钟，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你怎么在这？”
阿芦仰起脸，看见他的脸，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轻，轻得像早春的风吹过水面，还没漾开就散了。她张了张嘴，想说“我来看看你”，想说“你退烧了就好”，想说“我煮的艾草水管用了吧”——但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摇了摇头。
陆沉舟看着她冻得发紫的嘴唇和鼻尖，看着她睫毛上凝着的细小冰晶，看着她蜷缩在小板凳上像一只被遗弃在雪地里的猫。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别开脸，声音更低了：
“回去睡觉。”
阿芦站起来，腿已经麻了，踉跄了一下，伸手扶住了门框。陆沉舟的手几乎同时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腕，稳住了她。
那只手烫得像一块刚从火里取出来的铁。
阿芦低头看着握住她手腕的那只手——骨节分明，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手腕上有一道很浅的疤，是去年打架留下的。她的手被他握在掌心里，他的手很大，几乎能把她的手腕整个包住。
那个温度从她的手腕一路烧上来，烧过小臂，烧过肩膀，烧到心脏，烧得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红了。
陆沉舟像是被烫了一样，猛地松了手。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半步的距离，谁都没说话。院子里静得只剩下雪落在柿子树枯枝上的声音，簌簌的，像老鼠在咬东西。
“我去睡了。”阿芦先开了口，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她转过身，几乎是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捂住胸口，手心贴在心跳最剧烈的地方，感受着那个几乎失控的节奏。
然后她抬起另一只手，看着自己的手腕。
那里还残留着他的温度。
她把袖子放下来，遮住了那块皮肤，好像遮住了，就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她的心跳骗不了人。
那天早上她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同一个画面——他的手握在她手腕上的样子，他低头看她的那个眼神，他沙哑着嗓子说的那句“你怎么在这”。
她把被子蒙在头上，对自己说：他是表哥。他只是怕你冻死在外面。换了谁他都会管的。
可是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像老鼠啃木头一样，细细碎碎地响着：换了一个人，他还会把热水瓶塞进被窝吗？换了一个人，他还会从镇上带糖回来吗？换了一个人，他还会在她被人欺负的时候把人打到满脸是血吗？
那个声音太小了，小到她可以假装听不见。
但她知道，从那天起，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就像那碗艾草水，煮的时候明明只有苦味，喝下去的时候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她说不上来那甜是从哪里来的，红糖只放了一勺，不该那么甜的。
也许是碗的缘故。也许是她捧着那只碗的时候，想着的是端给谁的缘故。
雪停了之后，陆沉舟的病彻底好了。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沉默，冷淡，和她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他不再给她塞热水瓶，也没有再给她带过糖，好像那个雪夜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阿芦有时候会怀疑，那个凌晨他握住她手腕的瞬间，是不是她做梦梦到的。
但每次她卷起袖子，看见自己手腕上那一小片皮肤，总觉得那里的温度和别处不一样。明明已经过了很久了，明明早就该凉透了，可她就是觉得那块皮肤是热的。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她只知道，从那个冬天开始，她怕冷了。
以前她不怕冷的，再冷的天她都能咬牙扛过去。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有一双手曾经给过她温暖，所以她才开始知道什么是冷。
人就是这样，没吃过糖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苦。
阿芦的十三岁来得无声无息。
没有蛋糕，没有新衣服，没有一句“生日快乐”。舅妈大概不记得她的生日，舅舅大概也不知道是哪一天，连阿芦自己都是看着村小学的日历才想起来的。十一月十七，她爹生前跟她说过一次，“阿芦是冬天的芦花，十一月开的”。
芦花是贱物，田埂上、河滩边，哪里都能长，没人浇水，没人施肥，风来了就弯腰，风过了再直起来。贱得很，也韧得很。
那天放学后，她没有直接回家，在村口的河边坐了一会儿。河水比往年小了很多，河床上的石头露出来，长了一层青黑色的苔藓，滑溜溜的。她看着那些石头，想起她爹被打捞上来的那个早上，想起那件盖在脸上的灰布衣裳。
她想她爹了。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地想，是那种钝钝的、隐隐的、像牙疼一样说不清位置的想。她已经不太记得她爹的长相了，只记得他身上有一股旱烟和木屑混在一起的味道，还有他把她举过头顶的时候，那双粗糙大手的温度。
她坐在河边，一直到天快黑了才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往回走。
走到村口老槐树下的时候，她看见了陆沉舟。
他靠在那棵老槐树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看见她过来，站直了身子。夕阳把他整个人镀了一层金红色的光，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阿芦脚边。
“去哪了？”他问。
“河边。”阿芦说。
他看了她一眼，没问她去河边干什么。他把手里的东西递过来——一个纸包，用牛皮纸裹着，外面系了一根麻绳。
阿芦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块发糕，白色的，上面缀着几颗红枣，还冒着微微的热气。发糕被切成了一个不太规整的圆形，显然是手切的，刀工不太好，一边厚一边薄。
阿芦抬头看他。
陆沉舟没看她，看着别处，声音和往常一样淡：“供销社买的，买多了，吃不完。”
阿芦低下头，看着那块发糕。供销社在镇上，骑车要四十分钟，来回将近一个半小时。他不会无缘无故去镇上，更不会无缘无故买一块发糕。而且，他从不吃甜食。
她抱着那块发糕，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甜香，混着红枣特有的气息，热气扑在她脸上，把她的眼睛熏得发酸。
“谢谢表哥。”她说。
陆沉舟“嗯”了一声，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偏了一下头，没有回身，声音被晚风吹得有些散：“阿芦。”
“嗯？”
“生日快乐。”
他说完就走了，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好像在赶什么似的。
阿芦站在原地，抱着那块发糕，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村道上起了雾，他的身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最后和灰白色的雾气融为一体。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发糕。
红枣的，白色的，一边厚一边薄。
她咬了一口，甜的，软糯的，在嘴里化开的时候，她的眼泪也跟着掉下来了。她一边走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哭，眼泪和发糕一起咽下去，咸的甜的搅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味道。
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把最后一口发糕咽下去，用袖子擦干了眼泪，吸了吸鼻子，推开了院门。
舅妈在灶房里喊：“死丫头，这么晚才回来！快去把鸡喂了！”
“哎。”她应了一声，声音稳稳的，听不出任何异样。
那天晚上她又失眠了。她躺在门板床上，把发糕的牛皮纸展开，铺在枕头下面。纸上还沾着一点发糕的碎屑，她把碎屑舔了，纸上有红枣的甜味和热气蒸出来的水渍。
她把那张纸叠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了枕头底下。那里已经有一颗糖的玻璃纸、一个热水瓶的橡胶塞、一片从校服上掉下来的纽扣。
都是他的东西。
都是她舍不得扔的东西。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舍不得。她只知道，这些东西是他给她的，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她拥有的东西太少了，少到连一颗糖的包装纸都值得用枕头压着。
她把被子拉到下巴，闭着眼睛，在心里默念了一个数字。
十三岁。
她今年十三岁，他十六岁。再过两年，他就要去县城读高中了。听说县城的姑娘都很漂亮，穿裙子，骑自行车，头发上别着亮晶晶的**。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粗糙，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的泥，手背上冬天冻出的裂口像一张张干涸的小嘴。她把手缩进被子里，攥成了拳头。
不要想了。
他是表哥。
她翻了个身，把枕头底下的那些东西摸了一遍，一样一样地，从糖纸到纽扣，像数羊一样，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梦里她又回到了那个雪夜。陆沉舟站在西屋门口，披着旧棉袄，低头看她。她想说什么，但张不开嘴。她想伸手碰他一下，但手抬不起来。
梦的最后，他转身走了。她想追，但脚像钉在地上一样，一步都迈不动。
她在梦里喊了一声“哥”，喊出声的那一刻，梦碎了。
她醒过来，枕头上湿了一片，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窗外天还没亮，鸡叫了第一遍。
她从床上爬起来，摸黑去灶房烧火。灶膛里的火光照在她脸上，她一勺一勺地把米下进锅里，用长柄的木勺慢慢搅着。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响，热气升起来，模糊了她的眼睛。
她把粥盛好，端到堂屋桌子上，然后退到灶房里，等舅妈他们先吃。
这是她在这个家的规矩。
等着等着，她听见堂屋里传来碗筷的声音，听见舅妈喊“沉舟多吃点”，听见舅舅闷闷的咳嗽声。她靠在灶房的墙上，抱着膝盖，听着这些声音，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是满的。
哪怕那个满，是她自己偷偷装进去的。
那天早上陆沉舟出门上学的时候，经过灶房门口，停了一下。
“阿芦。”他叫了一声。
她从灶房探出头。
他看了一眼她发红的眼眶，没有问，只是把手里的一样东西放在灶房门槛上，然后背着书包走了。
阿芦走过去，捡起来。
是一支铅笔，**牌的，绿色的笔杆，削好的，笔尖很尖很细。
她拿着那支铅笔，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和那颗糖的玻璃纸放在一起。
她舍不得用。
不是因为它有多值钱，而是因为——这是他削的。
笔尖削得那么整齐，那么好看，一定削得很慢吧。
她把口袋的扣子扣好，拍了拍，弯了一下嘴角。
“哥。”她在心里叫了一声。
这个名字，她只敢在心里叫。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