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账单
计过，平均下来每个月大概十二三万。五年的总额，我算过，将近八百万。
但我不敢花。
一开始是不敢，后来是不想，最后是觉得这钱不属于我。
第一年，我把每笔钱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一个单独的账户里，连利息都没动过。每次看到那个数字增长，我心里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就像有人在你身后跟着你，不靠近也不远离，你永远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第二年，我开始动念头要查清这件事。我请了律师，花了半年时间跑手续，拿到了父亲的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公证。然后我再次联系**那家支行，要求查询信托机构的详细信息。
这次银行给了我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该信托的委托人是“远山基金会”，受益人是“顾衍”，**执行人是“周维方律师”。
我找到了周维方。他在**开了一家不大的律所，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滴水不漏。他看完我的材料后，沉默了很久。
“你父亲让我在你三十岁的时候才告诉你这些。但你三十岁的时候，我刚动了一场大手术，差点没命。这件事就耽误了。”
“告诉我什么？”
“你父亲不是普通工人。他年轻的时候，是深市最早一批个体户。他做过贸易，开过工厂，在那个年代就赚了几百万。但他生性低调，不喜欢露富。***知道一些，但不知道全部。你小时候住的房子，其实是你们家自己的，不是租的。”
我愣在那里。“那我父亲后来怎么去轧钢厂当了工人？”
“因为他得罪了人。”周律师推了推眼镜，“九十年代末，你父亲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做房地产配套生意。他的合伙人叫温建国，现在是个大老板。当时温建国动了歪心思，想把公司资产转移走。你父亲发现了，跟他闹翻，打官司打输了。温建国找了关系，你父亲不仅输了官司，还背了一身债。他变卖了所有家产还债，最后只能去轧钢厂当工人。”
“那这些信托基金……”
“是你父亲最后几年攒下来的。他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做一些咨询工作。他把攒下的钱全部投进了一个长线信托，受益人是你。这个信托的规则是：在你成年后，按月向你支付‘分红’，本金不动。什么时候你真正理解了这笔钱的用途，才能动用本金。”
“我今年三十二了。”
“你理解了吗？”
我被问住了。
我理解了什么呢？我知道了父亲不是一个普通工人，知道他被人坑过，知道他死前还在为我还债。但这些只是信息，不是理解。
“周律师，我还需要知道一件事。我父亲是怎么死的？真的是工伤事故吗？”
周律师看了我很久，然后说：“工伤事故的结论没有错。但事故发生前三天，你父亲接到过温建国的电话。电话内容没人知道，但那天晚上，你父亲一夜没睡，把家里的存折全部找出来，算了一夜账。”
“你是说……”
“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事实告诉你。你父亲有没有被人害，不是我能判断的。”
我离开周律师的律所时，外面下着小雨。我站在楼下，仰头看着灰蒙蒙的天，心里堵得慌。
我第一次觉得，那笔钱不是礼物，是遗言。
第3节：公司里的异常
回到公司，一切如常。
我在这家广告公司做财务主管，管着三四个人的小团队，每天跟**、报销、工资表打交道。公司不大，三十来个人，老板姓方，我叫他方总。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笑起来像个弥勒佛，平时对员工还算大方。
方总跟父亲认识。这件事我是去年才知道的。有一次公司聚餐，方总喝多了，搂着我的肩膀说：“小顾啊，**当年帮过我大忙。要不是他，我这公司都开不起来。”我想细问，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去问他，他只摆摆手：“过去的事不提了，你好好干就行。”
从**回来后，我决定查一查温建国这个人。
我不知道我查他是想干什么。报仇？我没那个能力。弄**相？也许吧。我只是觉得，如果父亲是被他害的，我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我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搜温建国的资料。他是个地产商，在珠三角有多个项目，身家据说几十亿。我找到他的公司地址、****，甚至找到了一张他的近照——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梳得油亮，穿着深色西装，站在某个楼盘的开盘仪式上。
我看着那张照片，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人害了我父亲，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害得我从小没有爸爸。可他看起来那么从容，那么成功。
而我，连他公司的门槛都没资格踏进去
但我不敢花。
一开始是不敢，后来是不想，最后是觉得这钱不属于我。
第一年，我把每笔钱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一个单独的账户里，连利息都没动过。每次看到那个数字增长，我心里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就像有人在你身后跟着你，不靠近也不远离，你永远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第二年，我开始动念头要查清这件事。我请了律师，花了半年时间跑手续，拿到了父亲的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公证。然后我再次联系**那家支行，要求查询信托机构的详细信息。
这次银行给了我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该信托的委托人是“远山基金会”，受益人是“顾衍”，**执行人是“周维方律师”。
我找到了周维方。他在**开了一家不大的律所，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滴水不漏。他看完我的材料后，沉默了很久。
“你父亲让我在你三十岁的时候才告诉你这些。但你三十岁的时候，我刚动了一场大手术，差点没命。这件事就耽误了。”
“告诉我什么？”
“你父亲不是普通工人。他年轻的时候，是深市最早一批个体户。他做过贸易，开过工厂，在那个年代就赚了几百万。但他生性低调，不喜欢露富。***知道一些，但不知道全部。你小时候住的房子，其实是你们家自己的，不是租的。”
我愣在那里。“那我父亲后来怎么去轧钢厂当了工人？”
“因为他得罪了人。”周律师推了推眼镜，“九十年代末，你父亲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做房地产配套生意。他的合伙人叫温建国，现在是个大老板。当时温建国动了歪心思，想把公司资产转移走。你父亲发现了，跟他闹翻，打官司打输了。温建国找了关系，你父亲不仅输了官司，还背了一身债。他变卖了所有家产还债，最后只能去轧钢厂当工人。”
“那这些信托基金……”
“是你父亲最后几年攒下来的。他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做一些咨询工作。他把攒下的钱全部投进了一个长线信托，受益人是你。这个信托的规则是：在你成年后，按月向你支付‘分红’，本金不动。什么时候你真正理解了这笔钱的用途，才能动用本金。”
“我今年三十二了。”
“你理解了吗？”
我被问住了。
我理解了什么呢？我知道了父亲不是一个普通工人，知道他被人坑过，知道他死前还在为我还债。但这些只是信息，不是理解。
“周律师，我还需要知道一件事。我父亲是怎么死的？真的是工伤事故吗？”
周律师看了我很久，然后说：“工伤事故的结论没有错。但事故发生前三天，你父亲接到过温建国的电话。电话内容没人知道，但那天晚上，你父亲一夜没睡，把家里的存折全部找出来，算了一夜账。”
“你是说……”
“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事实告诉你。你父亲有没有被人害，不是我能判断的。”
我离开周律师的律所时，外面下着小雨。我站在楼下，仰头看着灰蒙蒙的天，心里堵得慌。
我第一次觉得，那笔钱不是礼物，是遗言。
第3节：公司里的异常
回到公司，一切如常。
我在这家广告公司做财务主管，管着三四个人的小团队，每天跟**、报销、工资表打交道。公司不大，三十来个人，老板姓方，我叫他方总。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笑起来像个弥勒佛，平时对员工还算大方。
方总跟父亲认识。这件事我是去年才知道的。有一次公司聚餐，方总喝多了，搂着我的肩膀说：“小顾啊，**当年帮过我大忙。要不是他，我这公司都开不起来。”我想细问，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去问他，他只摆摆手：“过去的事不提了，你好好干就行。”
从**回来后，我决定查一查温建国这个人。
我不知道我查他是想干什么。报仇？我没那个能力。弄**相？也许吧。我只是觉得，如果父亲是被他害的，我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我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搜温建国的资料。他是个地产商，在珠三角有多个项目，身家据说几十亿。我找到他的公司地址、****，甚至找到了一张他的近照——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梳得油亮，穿着深色西装，站在某个楼盘的开盘仪式上。
我看着那张照片，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人害了我父亲，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害得我从小没有爸爸。可他看起来那么从容，那么成功。
而我，连他公司的门槛都没资格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