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记忆，我的牢笼

街边的小贩------------------------------------------。热闹的东西，多半有些俗，可这俗里面，却**真。傍着马路牙子，一溜儿排开去，灯光是昏黄的，也有白惨惨的节能灯，照着各色各样的吃食、杂货。空气里搅着煎炸的油香、**的烟火气、水果的甜润，还有那南腔北调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成一片厚厚的、热腾腾的什么，直往你脸上扑，往你鼻孔里钻。我平日是惯于清静的，偶尔走进这纷攘里，倒觉着一种异样的、松懈的舒适。仿佛那层紧紧裹在身上的、文明的、矜持的壳，在这里可以暂时卸下来，由着性子，做一个最平常的人。，目光从一处摊位移到另一处摊位上。一个卖炸臭豆腐的摊子前，围了一群年轻人。那油锅滋滋地响着，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利索地将一块块灰白的豆腐拨进油里。豆腐在油里翻滚着，渐渐浮起来，披上一层金黄的外衣。他用长筷夹起，在锅沿上磕磕油，装进纸盒，浇上酱汁，撒上香菜和辣子。那气味，说不上好闻，却有一种霸道的、**性的香。有个女孩子接过去，用竹签扎起一块，小心地吹着气，送进嘴里，立刻烫得吸了口气，眼眉却舒展开来，露出一个满足的笑。这笑是真实的，比她在写字楼里的那些应付的笑，要好看得多。，是个卖廉价衣物的摊位。各色的T恤、短裤，用衣架密密地挂着，像一片褪了色的旗阵。摊主是个年轻的女人，正低着头，卖力地向一个中年妇人推销一件碎花的上衣。她嘴里不停地说着，夸那料子好，款式新，价钱又公道，简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那中年妇人却是不急不躁，将那衣服翻来覆去地看着，捏捏料子，又对着自己身子比划，脸上是一种将信将疑的、审慎的表情。两个人就这么一来一往地谈着，像在进行一场古老的、心照不宣的游戏。最后，那妇人报出一个极低的价钱，一副“不卖我就走”的架势。年轻女人脸上现出为难的、痛苦的神色，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一跺脚，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把衣服塞到妇人手里：“行行行，拿着吧拿着吧，算我交个朋友，不赚钱的！”妇人便也就心满意足地掏了钱，拿着衣服走了。我想，她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是街角一个卖花的摊子。说是摊子，其实不过是辆老旧的平板车，车上用几个塑料桶，满满当当地插着各色的鲜花。有玫瑰，有百合，有康乃馨，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挤挤挨挨的，在昏黄的灯光下，吐着幽幽的香气。卖花的是个老人，头发花白了，脸上皱纹很深，像干裂的黄土地。他没有吆喝，只静静地坐在车旁的一个小马扎上，抽着烟，那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的。他的目光，并不看向过往的行人，而是悠悠地散向别处，仿佛这满车的花，并不是他的生意，只是他闲来无事的一个消遣。，在那花车前停了许久。有人走过来，问问价钱，又端详一番，多半是摇摇头走了。老人也不着急，仍是那么坐着，等人问时，才慢吞吞地说出价钱来。他的声音很低，仿佛怕惊扰了那些花似的。“这花，是从云南来的么？”我问他。，看了我一下，那眼神是浑浊的，却又似乎**些亮光。“有的是，有的不是。这玫瑰是昆明的，这百合是本地的。”他说着，用粗糙的手，轻轻拂去一片叶子上的灰。那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泥，可那动作，却是出奇的轻柔。“生意好么？”我继续问。，笑了，露出几颗残缺不全的牙。“好不好的，也就这样了。人活着，总得寻个事做。我种了一辈子地，闲不住。”他顿了顿，吸了口烟，“这些花啊，也都像庄稼一样，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有灵性。你看这朵。”他指向一朵半开的粉红玫瑰，“明儿一早，她就要全开了。开的时候，有声音的，你信不信？”，不知该如何接话。他见我发愣，便又笑了，自嘲似的摇摇头，“我是老了，说的话也没人信了。从前在地里，麦子拔节的时候，我听得见那‘咔咔’的响；豆角花开了，我也听得见。现在城里的年轻人，耳朵里都是汽车的喇叭，听不见这些的。”，心里不知怎么，忽然软了一下。我从小在乡下长大，麦子拔节的声音，我是听过的；夏夜的蛙鸣，秋虫的吟唱，我也是听过的。可什么时候起，我的耳朵里，也只剩下闹钟的催促和键盘的敲击声了呢？，买了那朵他说的“明天一早就开”的粉红玫瑰。老人不慌不忙地，从车下抽出一张旧报纸，仔细地卷成一个锥形，把花放进去，又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段稻草绳，扎紧了，递给我。那绳结，打得很拙朴，却有一种牢靠的、稳当的感觉。，慢慢往回走。街边的喧闹，似乎隔得远了。卖炸臭豆腐的汉子依旧面无表情地炸着他的豆腐；卖衣服的年轻女人在清点着零碎的钞票；水果摊前，一个父亲正将剥好的荔枝，塞进骑在脖子上的孩子嘴里。这都是些最寻常的画面，寻常到我们每天都能看见，却也寻常到我们每天都会忽略。我们匆匆地走过，想着更紧要的事情——明天的会议、后天的账单、遥远的未来。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由目标和计划编织成的网里，却常常忘了，生活本身，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卑微的、最世俗的、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由眼前的灯光，飘到了很远的地方。我想起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来。那长长的画卷上，汴京城的繁华，尽收眼底。而其中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巍峨的城门楼子，也不是气派的汴河虹桥，而是那些散落在街边的一个个不起眼的小贩。有卖布的，有卖扇的，有卖吃食的，有说书算命的。他们的面目，在画里或许只是模糊的几点墨痕，但我知道，他们也和此刻我眼前的人一样，有着各自的故事，各自的悲欢。他们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却又固执地、鲜活地存在着。，如今早已淤塞了；那座繁华的汴京城，也早已被黄土掩埋在深深的地下。而这些小贩，却像野草一样，从未断绝过。他们改换了行头，改换了货物，却仍在每一条街巷里，顽强地守望着。他们是历史最忠实的见证，也是生活最本真的底色。时代无论怎样的轰轰烈烈、翻天覆地，落到他们身上，终究不过是一日三餐、遮风挡雨罢了。这种坚韧，这种沉默的力量，让我心里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
我又记起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了。那幅画里，三个农妇在收割后的田地里，弯着腰，虔诚地捡拾着散落的麦穗。她们的身影，在广阔的天空下，显得那么渺小，却又那么庄严。那种对劳动最原始的敬畏，对生活最质朴的感恩，常常使我在异国的画作前，红了眼眶。我想，眼前这些小贩，和那些拾穗的农妇，精神的底色或许是相通的。他们都在生活的缝隙里，捡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微小的、却实实在在的希望。这份希望，也许只是一个孩子的学费，一个月的房租，或者，仅仅是一餐温饱的饭食。但正是这无数微小的希望，汇聚成了我们这庸碌人间，最温热的血脉。
手中的玫瑰，散发着一缕一缕的清香，提醒着我从遥远的遐想里回来。夜渐渐深了，街上的行人开始变得稀疏。那些摊主们，也显出些疲态来，有的在收拾东西，准备收摊了。一个卖炒面的中年女人，正用一个硕大的铁锅，炒着最后一份面。火光忽地腾起来，照亮了她那张被油烟熏得有些发黄的脸，那张脸上，有一种专注的、近乎虔诚的神情。生活的担子，无疑是重的，但她们挑着这副担子，一步一步，走得竟是如此的稳当。
这场景，让我想起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些人物，骆驼祥子、月牙儿、老掌柜王利发。他们也都是些在生活的泥泞里挣扎的小人物，有苦，有泪，有叹息，可骨子里，总有一种不肯完全屈服的东西，一种混着泥土味的、粗粝的韧性。老舍先生懂得他们，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哪怕是那么的可悲可叹，也总透着一股子真，一股子热。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只是活着，用尽全力地活着。而这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我看着那个炒面的女人，将炒好的面装进饭盒，递给一个等着的外卖骑手。那骑手大约也是辛苦了一天的，接过饭盒匆匆地走了，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里。女人开始清洗那口大铁锅，她用铲子一遍遍地刮着，水声哗哗的，在寂静下来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的清响。
我也该回去了。转身时，又看了一眼那个卖花的老人。他正将那些没卖完的花，小心地收进一个大的蛇皮袋里。他收得很慢，很仔细，将花枝理顺了，轻轻地放进去，仿佛怕弄疼了它们。昏黄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空旷的地面上。
回到家里，房间里是一片清寂的、熟悉的气息。我将那朵玫瑰，**一只素净的白瓷瓶里，添上水，放在书桌上。灯光下，那花瓣微微地卷着，像**什么欲说还休的心事。房间里很静，我却似乎真的听见了，那些俗世的、热闹的声响，隐隐约约地，从窗外传来。那是生活本身的声音，浑浊的、琐碎的，却也是真切的、温暖的。
夜，是真正的深了。远处的喧嚣，终于沉寂下去。我关了灯，黑暗中，那朵玫瑰的香气反而显得愈发清冽。我默默地想，明天，待到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她或许就真的要开了。那开的声响，我听不听得到呢？我不知道。但我愿意相信，那是有的。一如那些街边的小贩们，他们微弱却顽强的、生活的光，即使在这庞大的、冷漠的城市里，也总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