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单：一亿赌局，七条人命
利息------------------------------------------《买单：一亿赌局，七条人命》 利息。，第一反应是走错了。“客房”。，踩上去没有一丝声响。正对面是一整面落地窗，窗帘半开着，外面的夜景能一直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左手边是一张两米宽的大床，床单雪白，枕头摆了四个，床头柜上放着一盏暖**的台灯和一束新鲜的白色百合花。，磨砂玻璃门半掩着，能看到里面有一个白色的浴缸。，没敢往里走。，裤腿上有干了的泥点子，鞋底还沾着会所大门口的碎石屑。站在这个房间里，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闯进了珠宝店的流浪汉。，光脚踩在地板上。。有地暖。。上一次踩到温暖的地面，是阿念还没住院的时候。她把积木撒了一地，他光着脚踩上去，疼得嗷嗷叫，阿念笑得前仰后合。，摸了摸床单。。很软。，然后缩了回来。
他把夹克脱了，叠好，放在床尾的凳子上。然后去浴室看了看。
浴缸旁边放着两瓶矿泉水和一套叠好的浴袍。洗手台上有一排小瓶子——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润肤露，全是英文，瓶身磨砂，手感很沉。
他拧开沐浴露闻了闻。
百合花的味道。
和床头那束花一样的味道。
他没有洗澡。
他把浴袍拿起来，披在身上，出了浴室，走到落地窗前。
窗外的夜景他不认识。不是他熟悉的那个世界——不是工地的塔吊灯光，不是医院的白色走廊，不是出租屋窗外那堵永远晒不到太阳的灰墙。
是灯光。无数盏灯光。远的，近的，黄的，白的，连成一片，像一个不真实的梦。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阿念发来的语音。
他点开，阿念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细声细气的，带着小孩子特有的那种软糯：“爸爸，我今天吃了草莓！护士阿姨给的！好甜！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他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
然后按住语音键，说：“明天。爸爸明天就来。”
他发出去之后，想了想，又补了一条：“爸爸挣钱了，很多钱。爸爸很快就能把你治好。”
发完这两条语音，他翻到银行APP，给医院转了一笔账。
五十万。
这是他全部的积蓄了。第一轮的十万，第二轮的三十万，加上他自己攒的三百多，他留了个零头当路费，剩下的全转了。
转完之后，他给阿念的主治医生李主任打了个电话。
“李医生，我是阿念的爸爸。我转了五十万过去，您明天看看够不够下一阶段的治疗。”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五十万？阿城，你哪来这么多钱？”
“挣的。”
“什么工作能一下子挣五十万？”
阿城沉默了两秒：“一个项目。做完就结款。正规的。”
李主任没有再问。她认识阿城三年了，知道这个男人从来不撒谎。如果他说是正规的，那就是正规的。至少他自己认为是正规的。
“够了，”李主任说，“不止下一阶段。如果后续治疗方案不变，这些钱够用到年底。”
阿城闭了一下眼睛。
“谢谢李医生。”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心里，站在落地窗前，一动不动。
隔壁房间传来一声闷响。
像是什么东西被摔在了地上。
然后是阿豪的声音：“****——”
声音很大，隔音这么好的墙都没挡住。阿城听到他在骂，骂了几句之后声音就变小了，变成了含混的嘟囔，听不清内容。
阿城没有过去敲门。
那不是他的事。
另一边的房间里，**正坐在床上给手机充电。
这个房间的配置和阿城那间一模一样，但**的反应完全不同——他把床头柜上的百合花拿起来闻了闻，然后放到地上，把充电器插在床头柜的插座上，整个人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开始刷朋友圈。
他发了条动态，配了张酒店房间的照片：“兄弟们，哥们在五星级酒店呢，舒服～”
发出去之后，他等了三十秒，只有两个人点赞。
他叹了口气，把动态**。
然后他打开了直播APP。
犹豫了十秒钟。
关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老头说过，不能告诉任何人。签了保密协议的。
他又打开了银行APP。
余额：四十万零三千。
六十秒后，他转了二十万到网贷平台，把欠了两年多的债一次性还清了。
还完之后，他的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他想起来，两年前他第一次借钱的时候，是为了给妈妈买一台新的洗衣机。妈妈那台旧的坏了，洗衣服的时候噪音很大，邻居投诉了好几次。他当时想的是，等我红了，这点钱算什么。
两年过去了。
他还是没红。
但债还清了。
**把手机扣在胸口，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眼泪从太阳穴滑进头发里，一声不吭。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银行短信：到账二十万。
他愣了两秒，然后想起来——杜宾说过，每轮结束可以选择退出，拿走已得奖金。
但这笔钱不是他退出的钱。
这是……什么？
他点开短信详情，看到汇款方写着“圆桌基金会”，附言一行小字：“第三轮预付款。明天见。”
**盯着那行字，突然觉得脊背发凉。
他还没来得及退出。
这个游戏，不是他想停就能停的。
方姐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头。
她没有开灯。
她坐在床边，手机屏幕的冷光照着她的脸。她翻来覆去地看那张照片——就是第二轮开始前杜宾放的那段视频的截图，她偷偷用手机拍下来的。
草坪。阳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在跑。
那是她儿子。
三年前的监控录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圆桌基金会三年前就在关注她了？意味着有人一直在跟踪她儿子？意味着——
她的手指停在一个画面上。
男孩跑的方向是草坪的尽头，那里有一辆灰色的面包车。画面太模糊了，看不清车牌，但能看出来面包车的侧门是开着的。
有人在下车？
还是有人在把孩子往上拉？
她的心跳开始加速。
她把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直到像素变成一团模糊的马赛克。
什么都看不清。
她深吸一口气，退出了相册，打开了通话记录。
最近通话：未知号码。
就是那个给她发邀请函的号码。
她按下了拨出键。
嘟——嘟——嘟——
接通了。
“方女士。”不是杜宾的声音，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没有任何感**彩，像一台会说话的机器。
“那段视频，”方姐的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要稳，“你们还有更清晰的版本吗？”
沉默。
“方女士，第三轮将在明天上午十点开始。请**好休息。”
“我问你话呢！我儿子的视频，你们还有没有更——”
“晚安，方女士。”
电话挂了。
方姐攥着手机，指甲嵌进掌心。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窗外的夜景很美。
但她看到的是那辆灰色的面包车。
老梁没有回房间。
他坐在一楼的圆桌旁，一个人。
圆桌中央的地板已经暗了，全息投影关了，只剩下嵌入桌面的显示屏还亮着，屏幕上是一行小字：“下一轮：良知。倒计时：14小时32分。”
老梁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屏保是他妻子的照片——那是阮玉生病前最后一张照片，在公园里拍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笑得很灿烂。
他不知道这张照片还能看多久。
阮玉的肾衰竭已经到了终末期，如果下个月做不了移植手术，她的身体会开始全面崩溃。医生说得很委婉——“病情可能会加速进展。”但老梁听得懂。加速进展的意思就是：她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越来越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直到最后一片花瓣落下来。
手术费二十五万。
押金已经交了。他今天在缴费窗**的，用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奖金——四十万。交了二十五万押金，还剩十五万。够术后的药费和住院费了。
手术排期定了。
下个月十五号。
二十八天之后。
老梁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不想再看那张照片。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一件事——她生病是因为他。
五年前，阮玉的腰开始疼。老梁说，忍忍吧，去医院太贵了。阮玉说，好。
忍了一年。疼得更厉害了。老梁说，再忍忍吧，年底我发了奖金就去。阮玉说，好。
忍了两年。阮玉开始浮肿，早上起来眼睛肿得睁不开。老梁终于带她去了医院。
医生说，慢性肾炎，拖太久了，已经发展到肾衰竭。
“如果再早一年来看，不会这么严重。”
老梁站在诊室里，手里攥着挂号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阮玉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说：“没事的，不怪你。”
老梁的眼泪滴在圆桌的桌面上。
他用手背擦了擦，但眼泪止不住。
静姐的房间在二楼最里面。
她正在打电话。
“是我。”
电话那头是她的律师，老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当年帮她打挪用**案子的辩护律师。案子输了，但老周尽力了，而且在她入狱的三年里，每个月都去探望她一次。
“秦静？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没有，”静姐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周律师，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我想拿回孩子的抚养权，需要多少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秦静，这个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你**的父母把你告上法庭的时候，提交了你挪用**的判决书。法官认为你有‘道德瑕疵’，不适合抚养孩子。要翻这个案子，需要的不是钱，是证据——能证明你**和他的父母不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
“什么证据？”
“比如家暴记录、**行为、**史、犯罪记录。什么都没有的话，很难。”
静姐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了。谢谢周律师。”
她挂了电话，打开手机相册，翻到一张照片。
那是她儿子三岁时画的画。画上用歪歪扭扭的线条画了两个人，一个高一个矮，高的写着“妈妈”，矮的写着“宝宝”。
她看着那张画，嘴角动了动，但没有笑出来。
她退出相册，打开备忘录，开始打字。
“第三轮：良知。一百万。”
她在下面写了一行字：
“良知是什么？是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而他不理解。他只有八岁。”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逐字删掉了。
换成了：
“良知是**。”
然后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阿珍没有在床上睡觉。
她在地板上。
她脱了鞋，赤脚踩在实木地板上，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躺了下去。地板是温的，不凉，但硬。她喜欢硬的。她从小就睡地上——养父母家的床太小了，三个人挤不下，她主动说自己喜欢睡地上。
一开始是真的喜欢。后来变成了习惯。后来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躺到软的地方，她就睡不着。
她躺在地板上，耳朵里塞着耳机，音乐声调到最小。
她在想养父。
他姓陈，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工地搬了一辈子的砖。他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表达感情。阿珍偷了他的救命药去卖的那天，他正在睡午觉。她在他的药瓶里塞了维生素片充数，然后把真药卖给了医院门口的药贩子。
养父醒来之后吃了两片维生素，没过多久就开始头疼。阿珍说，可能药过期了，我帮你去买新的。
她拿着卖药的钱去了药店，买了同样的药回来。
养父吃了，头不疼了。
但他记住了那个药瓶的重量。
第二天他拿着那个药瓶去药店问，药店的药剂师说，这里面不是药，是维生素。
养父回来的时候，阿珍正在厨房洗碗。
他把药瓶放在灶台上，没有说话，站在那里看着她。
阿珍没有回头。
她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然后是厨房门关上的声音。
当天晚上，养父脑溢血发作，倒在了客厅里。
养母叫了救护车。阿珍站在门口，手里还握着洗碗的海绵。
养父再也没有站起来。
半边身子瘫痪，说话也不利索了，但意识是清醒的。他在康复医院住了一个月，养母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还是把他接回了家。
阿珍是在那个月里离开的。
她没有告别。收拾了一个双肩包的衣服，趁养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从后门走了。
走之前她在养父的床头柜上放了三千块钱。
那是她最后卖那批药剩下的钱。
她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阿珍躺在地板上，睁着眼睛。
耳机里那首吵吵闹闹的说唱已经播完了，自动切到了下一首。下一首是很安静的钢琴曲，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从没听过。
她听着那些钢琴键一个一个地响起来，像雨滴落在不同的水面上。
她没有哭。
但她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地板上。
这样光就不会照到她的脸。
林教授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
他没有躺下，也没有打电话。
他坐在书桌前，把那张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来的灰色方巾摊开在桌面上。方巾上沾满了鞋油和灰尘的混合物，原本熨烫平整的边角皱成一团。
他用指甲抠了抠方巾上的一块黑色污渍，抠不掉。
他把方巾翻过来，又翻过去。
然后他把方巾叠好，放进了行李箱最里层的夹层里。那个夹层里还有一样东西——一本存折。
存折上只有一笔交易：三年前，公司破产清算后，**退回的最后一笔钱。三千二百块。
三年了，他没动过这笔钱。
不是不想动。是动不了。每一分钱都重得像一块石头。
他把存折合上，放回夹层，拉好拉链。
然后他坐回书桌前，打开手机，翻到前妻的朋友圈。
最新一条是两天前发的：一张照片，她和一个男人、一个孩子在一家餐厅吃饭。配文是“周末愉快”。
那个孩子不是他的。她离婚后不到一年就再婚了。
林教授看了三秒钟，关掉了手机。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另一块方巾擦了擦镜片，然后放在床头柜上。镜片很干净，但他擦了又擦，直到方巾上再也擦不出任何东西。
凌晨三点。
阿城醒了。
他没有做噩梦。他只是不太习惯这么安静的地方。出租屋外面永远是车声、人声、狗叫声，隔音不好，隔壁那对小夫妻三天两头吵架。医院的陪护病房更吵，心电监护滴滴滴响个不停，护士每隔两小时来查房。
这里太安静了。
安静得不像真的。
他坐起来，披上浴袍，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走廊里亮着昏暗的壁灯，每隔几米一盏，暖**的光在地毯上投下一圈一圈的光晕。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看到走廊尽头有一个人影。
是方姐。
她没有穿鞋，光着脚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阿城犹豫了两秒，走了过去。
“睡不着？”他站在她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方姐没有转头看他，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我也睡不着，”阿城说，“太安静了。”
方姐沉默了很久，久到阿城以为她不想说话了。
然后她开口了。
“我儿子丢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看到门是开的。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在门口站了大概有五分钟。我不敢进去。因为我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他不在里面了。只要我不进去，我就可以骗自己说——他可能只是在邻居家玩，可能只是自己跑出去了，可能只是——”
她停了一下。
“但只要我踏进那个门，看到空荡荡的屋子，我就不能再骗自己了。”
阿城没有说话。
“最后我还是进去了，”方姐说，“屋子是空的。电视机还开着。动画片还在放。沙发上有一个他咬了一半的苹果，已经开始变黄了。”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
“我把那个苹果拿起来，放进冰箱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冰箱。可能是想——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我还能给他看，你看，你那天没吃完的苹果，妈妈给你留着呢。”
月光照在她的脸上，阿城看到她眼睛里有光，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三年了，”方姐说，“那个苹果还在我家的冰箱里。已经干透了，变成一小坨黑乎乎的东西。但我就是扔不掉。”
阿城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因为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阿念没治好。
他会不会也把一个咬了一半的苹果放进冰箱里？
走廊那头传来了脚步声。
两个人同时转头。
杜宾穿着睡衣站在走廊的另一端，手里端着一杯水，像是一个半夜起来喝水的普通老人。
但他的眼睛不普通。
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像某种夜间活动的动物。
“方女士，阿城先生，”杜宾的声音不大，但走廊的声学设计让他每一个字都传得很清楚，“这个点还不睡，明天的第三轮会很累的。”
方姐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阿城没有动。
“第三轮的内容，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们吗？”阿城问。
杜宾笑了。
“你确定你想知道？”
阿城没有回答。
杜宾端着水杯慢慢走过来，在他们面前停下。他比阿城矮半个头，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阿城觉得自己才是矮的那个。
“第三轮的主题是‘良知’，”杜宾说，“一百万。代价是——”
他顿了顿，喝了一口水。
“互相投票。淘汰一个人。”
方姐的呼吸停了一瞬。
“每个人匿名投票，票数最高的人，出局，”杜宾说，“出局的人，拿不到一分钱。并且——”
他看着方姐的眼睛。
“会背负一个标签。叫‘最不值得帮的人’。”
方姐的手开始发抖。
“当然，你们可以选择不投，”杜宾的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气，“但如果不投，所有人一起扣一点生命值。生命值归零的，直接淘汰。”
他喝完最后一口水，朝他们点了点头。
“晚安。明天的游戏，会很精彩。”
他转身走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方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阿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今天下午搬过水泥，晚上擦过杯子，擦过鞋，转过五十万给医院。
明天，这双手要在一张**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他不知道会写谁。
但他知道，写完之后，他就和今晚之前不一样了。
走廊里只剩他一个人。
方姐已经走了，光着脚，像一只被惊动的猫，无声地消失在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
阿城站在窗前，月光照着他的脸。
他突然想起女儿问他的一句话：“爸爸，如果我听话，你会不会早点回来？”
他当时说：“会。”
他不知道这个“会”字，值多少钱。
但他知道，每一个字，都是有代价的。
他转身走回房间，关上了门。
走廊尽头的摄像头，红色的指示灯闪了一下。
（第五章完）
他把夹克脱了，叠好，放在床尾的凳子上。然后去浴室看了看。
浴缸旁边放着两瓶矿泉水和一套叠好的浴袍。洗手台上有一排小瓶子——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润肤露，全是英文，瓶身磨砂，手感很沉。
他拧开沐浴露闻了闻。
百合花的味道。
和床头那束花一样的味道。
他没有洗澡。
他把浴袍拿起来，披在身上，出了浴室，走到落地窗前。
窗外的夜景他不认识。不是他熟悉的那个世界——不是工地的塔吊灯光，不是医院的白色走廊，不是出租屋窗外那堵永远晒不到太阳的灰墙。
是灯光。无数盏灯光。远的，近的，黄的，白的，连成一片，像一个不真实的梦。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阿念发来的语音。
他点开，阿念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细声细气的，带着小孩子特有的那种软糯：“爸爸，我今天吃了草莓！护士阿姨给的！好甜！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他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
然后按住语音键，说：“明天。爸爸明天就来。”
他发出去之后，想了想，又补了一条：“爸爸挣钱了，很多钱。爸爸很快就能把你治好。”
发完这两条语音，他翻到银行APP，给医院转了一笔账。
五十万。
这是他全部的积蓄了。第一轮的十万，第二轮的三十万，加上他自己攒的三百多，他留了个零头当路费，剩下的全转了。
转完之后，他给阿念的主治医生李主任打了个电话。
“李医生，我是阿念的爸爸。我转了五十万过去，您明天看看够不够下一阶段的治疗。”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五十万？阿城，你哪来这么多钱？”
“挣的。”
“什么工作能一下子挣五十万？”
阿城沉默了两秒：“一个项目。做完就结款。正规的。”
李主任没有再问。她认识阿城三年了，知道这个男人从来不撒谎。如果他说是正规的，那就是正规的。至少他自己认为是正规的。
“够了，”李主任说，“不止下一阶段。如果后续治疗方案不变，这些钱够用到年底。”
阿城闭了一下眼睛。
“谢谢李医生。”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心里，站在落地窗前，一动不动。
隔壁房间传来一声闷响。
像是什么东西被摔在了地上。
然后是阿豪的声音：“****——”
声音很大，隔音这么好的墙都没挡住。阿城听到他在骂，骂了几句之后声音就变小了，变成了含混的嘟囔，听不清内容。
阿城没有过去敲门。
那不是他的事。
另一边的房间里，**正坐在床上给手机充电。
这个房间的配置和阿城那间一模一样，但**的反应完全不同——他把床头柜上的百合花拿起来闻了闻，然后放到地上，把充电器插在床头柜的插座上，整个人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开始刷朋友圈。
他发了条动态，配了张酒店房间的照片：“兄弟们，哥们在五星级酒店呢，舒服～”
发出去之后，他等了三十秒，只有两个人点赞。
他叹了口气，把动态**。
然后他打开了直播APP。
犹豫了十秒钟。
关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老头说过，不能告诉任何人。签了保密协议的。
他又打开了银行APP。
余额：四十万零三千。
六十秒后，他转了二十万到网贷平台，把欠了两年多的债一次性还清了。
还完之后，他的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他想起来，两年前他第一次借钱的时候，是为了给妈妈买一台新的洗衣机。妈妈那台旧的坏了，洗衣服的时候噪音很大，邻居投诉了好几次。他当时想的是，等我红了，这点钱算什么。
两年过去了。
他还是没红。
但债还清了。
**把手机扣在胸口，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眼泪从太阳穴滑进头发里，一声不吭。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银行短信：到账二十万。
他愣了两秒，然后想起来——杜宾说过，每轮结束可以选择退出，拿走已得奖金。
但这笔钱不是他退出的钱。
这是……什么？
他点开短信详情，看到汇款方写着“圆桌基金会”，附言一行小字：“第三轮预付款。明天见。”
**盯着那行字，突然觉得脊背发凉。
他还没来得及退出。
这个游戏，不是他想停就能停的。
方姐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头。
她没有开灯。
她坐在床边，手机屏幕的冷光照着她的脸。她翻来覆去地看那张照片——就是第二轮开始前杜宾放的那段视频的截图，她偷偷用手机拍下来的。
草坪。阳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在跑。
那是她儿子。
三年前的监控录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圆桌基金会三年前就在关注她了？意味着有人一直在跟踪她儿子？意味着——
她的手指停在一个画面上。
男孩跑的方向是草坪的尽头，那里有一辆灰色的面包车。画面太模糊了，看不清车牌，但能看出来面包车的侧门是开着的。
有人在下车？
还是有人在把孩子往上拉？
她的心跳开始加速。
她把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直到像素变成一团模糊的马赛克。
什么都看不清。
她深吸一口气，退出了相册，打开了通话记录。
最近通话：未知号码。
就是那个给她发邀请函的号码。
她按下了拨出键。
嘟——嘟——嘟——
接通了。
“方女士。”不是杜宾的声音，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没有任何感**彩，像一台会说话的机器。
“那段视频，”方姐的声音比自己想象的要稳，“你们还有更清晰的版本吗？”
沉默。
“方女士，第三轮将在明天上午十点开始。请**好休息。”
“我问你话呢！我儿子的视频，你们还有没有更——”
“晚安，方女士。”
电话挂了。
方姐攥着手机，指甲嵌进掌心。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窗外的夜景很美。
但她看到的是那辆灰色的面包车。
老梁没有回房间。
他坐在一楼的圆桌旁，一个人。
圆桌中央的地板已经暗了，全息投影关了，只剩下嵌入桌面的显示屏还亮着，屏幕上是一行小字：“下一轮：良知。倒计时：14小时32分。”
老梁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屏保是他妻子的照片——那是阮玉生病前最后一张照片，在公园里拍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笑得很灿烂。
他不知道这张照片还能看多久。
阮玉的肾衰竭已经到了终末期，如果下个月做不了移植手术，她的身体会开始全面崩溃。医生说得很委婉——“病情可能会加速进展。”但老梁听得懂。加速进展的意思就是：她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越来越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直到最后一片花瓣落下来。
手术费二十五万。
押金已经交了。他今天在缴费窗**的，用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奖金——四十万。交了二十五万押金，还剩十五万。够术后的药费和住院费了。
手术排期定了。
下个月十五号。
二十八天之后。
老梁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不想再看那张照片。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一件事——她生病是因为他。
五年前，阮玉的腰开始疼。老梁说，忍忍吧，去医院太贵了。阮玉说，好。
忍了一年。疼得更厉害了。老梁说，再忍忍吧，年底我发了奖金就去。阮玉说，好。
忍了两年。阮玉开始浮肿，早上起来眼睛肿得睁不开。老梁终于带她去了医院。
医生说，慢性肾炎，拖太久了，已经发展到肾衰竭。
“如果再早一年来看，不会这么严重。”
老梁站在诊室里，手里攥着挂号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阮玉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说：“没事的，不怪你。”
老梁的眼泪滴在圆桌的桌面上。
他用手背擦了擦，但眼泪止不住。
静姐的房间在二楼最里面。
她正在打电话。
“是我。”
电话那头是她的律师，老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当年帮她打挪用**案子的辩护律师。案子输了，但老周尽力了，而且在她入狱的三年里，每个月都去探望她一次。
“秦静？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没有，”静姐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周律师，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我想拿回孩子的抚养权，需要多少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秦静，这个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你**的父母把你告上法庭的时候，提交了你挪用**的判决书。法官认为你有‘道德瑕疵’，不适合抚养孩子。要翻这个案子，需要的不是钱，是证据——能证明你**和他的父母不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
“什么证据？”
“比如家暴记录、**行为、**史、犯罪记录。什么都没有的话，很难。”
静姐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了。谢谢周律师。”
她挂了电话，打开手机相册，翻到一张照片。
那是她儿子三岁时画的画。画上用歪歪扭扭的线条画了两个人，一个高一个矮，高的写着“妈妈”，矮的写着“宝宝”。
她看着那张画，嘴角动了动，但没有笑出来。
她退出相册，打开备忘录，开始打字。
“第三轮：良知。一百万。”
她在下面写了一行字：
“良知是什么？是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而他不理解。他只有八岁。”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逐字删掉了。
换成了：
“良知是**。”
然后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阿珍没有在床上睡觉。
她在地板上。
她脱了鞋，赤脚踩在实木地板上，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躺了下去。地板是温的，不凉，但硬。她喜欢硬的。她从小就睡地上——养父母家的床太小了，三个人挤不下，她主动说自己喜欢睡地上。
一开始是真的喜欢。后来变成了习惯。后来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躺到软的地方，她就睡不着。
她躺在地板上，耳朵里塞着耳机，音乐声调到最小。
她在想养父。
他姓陈，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工地搬了一辈子的砖。他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表达感情。阿珍偷了他的救命药去卖的那天，他正在睡午觉。她在他的药瓶里塞了维生素片充数，然后把真药卖给了医院门口的药贩子。
养父醒来之后吃了两片维生素，没过多久就开始头疼。阿珍说，可能药过期了，我帮你去买新的。
她拿着卖药的钱去了药店，买了同样的药回来。
养父吃了，头不疼了。
但他记住了那个药瓶的重量。
第二天他拿着那个药瓶去药店问，药店的药剂师说，这里面不是药，是维生素。
养父回来的时候，阿珍正在厨房洗碗。
他把药瓶放在灶台上，没有说话，站在那里看着她。
阿珍没有回头。
她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然后是厨房门关上的声音。
当天晚上，养父脑溢血发作，倒在了客厅里。
养母叫了救护车。阿珍站在门口，手里还握着洗碗的海绵。
养父再也没有站起来。
半边身子瘫痪，说话也不利索了，但意识是清醒的。他在康复医院住了一个月，养母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还是把他接回了家。
阿珍是在那个月里离开的。
她没有告别。收拾了一个双肩包的衣服，趁养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从后门走了。
走之前她在养父的床头柜上放了三千块钱。
那是她最后卖那批药剩下的钱。
她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阿珍躺在地板上，睁着眼睛。
耳机里那首吵吵闹闹的说唱已经播完了，自动切到了下一首。下一首是很安静的钢琴曲，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从没听过。
她听着那些钢琴键一个一个地响起来，像雨滴落在不同的水面上。
她没有哭。
但她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地板上。
这样光就不会照到她的脸。
林教授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
他没有躺下，也没有打电话。
他坐在书桌前，把那张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来的灰色方巾摊开在桌面上。方巾上沾满了鞋油和灰尘的混合物，原本熨烫平整的边角皱成一团。
他用指甲抠了抠方巾上的一块黑色污渍，抠不掉。
他把方巾翻过来，又翻过去。
然后他把方巾叠好，放进了行李箱最里层的夹层里。那个夹层里还有一样东西——一本存折。
存折上只有一笔交易：三年前，公司破产清算后，**退回的最后一笔钱。三千二百块。
三年了，他没动过这笔钱。
不是不想动。是动不了。每一分钱都重得像一块石头。
他把存折合上，放回夹层，拉好拉链。
然后他坐回书桌前，打开手机，翻到前妻的朋友圈。
最新一条是两天前发的：一张照片，她和一个男人、一个孩子在一家餐厅吃饭。配文是“周末愉快”。
那个孩子不是他的。她离婚后不到一年就再婚了。
林教授看了三秒钟，关掉了手机。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另一块方巾擦了擦镜片，然后放在床头柜上。镜片很干净，但他擦了又擦，直到方巾上再也擦不出任何东西。
凌晨三点。
阿城醒了。
他没有做噩梦。他只是不太习惯这么安静的地方。出租屋外面永远是车声、人声、狗叫声，隔音不好，隔壁那对小夫妻三天两头吵架。医院的陪护病房更吵，心电监护滴滴滴响个不停，护士每隔两小时来查房。
这里太安静了。
安静得不像真的。
他坐起来，披上浴袍，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走廊里亮着昏暗的壁灯，每隔几米一盏，暖**的光在地毯上投下一圈一圈的光晕。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看到走廊尽头有一个人影。
是方姐。
她没有穿鞋，光着脚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阿城犹豫了两秒，走了过去。
“睡不着？”他站在她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方姐没有转头看他，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我也睡不着，”阿城说，“太安静了。”
方姐沉默了很久，久到阿城以为她不想说话了。
然后她开口了。
“我儿子丢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看到门是开的。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在门口站了大概有五分钟。我不敢进去。因为我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他不在里面了。只要我不进去，我就可以骗自己说——他可能只是在邻居家玩，可能只是自己跑出去了，可能只是——”
她停了一下。
“但只要我踏进那个门，看到空荡荡的屋子，我就不能再骗自己了。”
阿城没有说话。
“最后我还是进去了，”方姐说，“屋子是空的。电视机还开着。动画片还在放。沙发上有一个他咬了一半的苹果，已经开始变黄了。”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
“我把那个苹果拿起来，放进冰箱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冰箱。可能是想——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我还能给他看，你看，你那天没吃完的苹果，妈妈给你留着呢。”
月光照在她的脸上，阿城看到她眼睛里有光，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三年了，”方姐说，“那个苹果还在我家的冰箱里。已经干透了，变成一小坨黑乎乎的东西。但我就是扔不掉。”
阿城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因为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阿念没治好。
他会不会也把一个咬了一半的苹果放进冰箱里？
走廊那头传来了脚步声。
两个人同时转头。
杜宾穿着睡衣站在走廊的另一端，手里端着一杯水，像是一个半夜起来喝水的普通老人。
但他的眼睛不普通。
那双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像某种夜间活动的动物。
“方女士，阿城先生，”杜宾的声音不大，但走廊的声学设计让他每一个字都传得很清楚，“这个点还不睡，明天的第三轮会很累的。”
方姐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阿城没有动。
“第三轮的内容，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们吗？”阿城问。
杜宾笑了。
“你确定你想知道？”
阿城没有回答。
杜宾端着水杯慢慢走过来，在他们面前停下。他比阿城矮半个头，但站在他面前的时候，阿城觉得自己才是矮的那个。
“第三轮的主题是‘良知’，”杜宾说，“一百万。代价是——”
他顿了顿，喝了一口水。
“互相投票。淘汰一个人。”
方姐的呼吸停了一瞬。
“每个人匿名投票，票数最高的人，出局，”杜宾说，“出局的人，拿不到一分钱。并且——”
他看着方姐的眼睛。
“会背负一个标签。叫‘最不值得帮的人’。”
方姐的手开始发抖。
“当然，你们可以选择不投，”杜宾的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气，“但如果不投，所有人一起扣一点生命值。生命值归零的，直接淘汰。”
他喝完最后一口水，朝他们点了点头。
“晚安。明天的游戏，会很精彩。”
他转身走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方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阿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今天下午搬过水泥，晚上擦过杯子，擦过鞋，转过五十万给医院。
明天，这双手要在一张**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他不知道会写谁。
但他知道，写完之后，他就和今晚之前不一样了。
走廊里只剩他一个人。
方姐已经走了，光着脚，像一只被惊动的猫，无声地消失在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
阿城站在窗前，月光照着他的脸。
他突然想起女儿问他的一句话：“爸爸，如果我听话，你会不会早点回来？”
他当时说：“会。”
他不知道这个“会”字，值多少钱。
但他知道，每一个字，都是有代价的。
他转身走回房间，关上了门。
走廊尽头的摄像头，红色的指示灯闪了一下。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