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好了八百张脸，没一张是活的
烟还是五年前。肺活量不如从前，抽了两口就咳。但还是要抽。
坐在宾馆的床上，我再次把信拿出来摊开。那封信用词很克制，甚至有些地方过于冷静。不像遗书，更像是一份写给自己的年终述职报告。只是报告的结论不是“达成KPI”，而是“做出最后决定”。
信里有一段话，我已经背下来了。
“十六年前，我站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口袋里只有四百块钱和一个***。那时候我相信未来是公平的。我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相信善良是一种力量，相信人可以站着把钱挣了。”
“现在我的年薪是一百二十万，加上分红大概两百万出头。我有一套在市中心的大平层，贷款还了三分之二。我的车是去年换的卡宴，黑色。我的职位是副总裁。开会的时候，整间屋子的人都会安静地听我说话。”
“我有钱，有地位，有尊重。但我已经没有自己了。”
“我变成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会在董事会上对着一堆数字撒谎。我会为了项目审批请官员去***。我会在员工面前摔杯子骂人，然后在转身之后完全忘记那个员工长什么样。”
“更可怕的是，我习惯这些了。不是理智上接受，是**上习惯了。就像习惯一件不合适的衣服，穿久了就不觉得磨皮肤了。甚至，还觉得挺舒服的。我所谓的舒适，是将一个讨厌的自己当成了正常、活成了惯性。”
我盯着“挺舒服的”那四个字，反复地念。
舒服。舒服。舒服。
我把信折起来，喝完了第一罐啤酒。然后撕开第二罐，但没有马上喝。我低头看着那个七八岁的男孩，想起了自己。
我七岁的时候，我爸是镇中学的化学老师。他戴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袖口总沾着粉笔灰，笑起来会露出一颗歪掉的门牙。那时候他每天晚上给我妈念报纸上的新闻摘要，给我念《十万个为什么》。
有一回他指着书上的元素周期表对我说：“儿子，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这些元素拼出来的。铁、铜、氧、碳。你也是。我也是。”
我说：“那我和你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比例。元素比例不同，人就不同。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记住这句话。我相信人和人不一样。我相信我不是那种人——那种庸俗的、乏味的、把一生献给出人头地的成年人。
后来我爸变了。
他辞了教职下海经商。先是做建材，后来做房地产中介。他胖了，肚子大了，嗓门也大了。他和妈妈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掀翻了餐桌，所有的碗都碎在地上，***的汤汁流到我的脚边。
那年我十一岁，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爸摔门出去的背影，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永远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那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讨厌”。
那封信上说：“我变成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没他那么极端。我只是，偶尔照镜子的时候会多停几秒。看看镜子里那个人是不是还认得。
手机响了。
是老刘。
“小陈，**没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里有殡仪馆大厅广播的声音，还有家属哭丧的声音。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像溺水的人。
“什么？”
“**。今天下午。县医院。**联系不**，打到我这儿来了。”老刘的声音压得很低，“你……你要不要先回来？”
我握着手机，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
十八年没见面。十八年没通话。上次收到他的消息还是五年前，我妈在电话里说：“**让我告诉你，说他很后悔让你干这行。”
“后悔什么？嫌没面子。”
那是我最后一句关于他的话。
然后今天我听到了确切的死亡。应该是在宾馆里哭，或者发怒，或者至少有一点头绪。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空白的、像是被打了一闷棍之后的嗡嗡声。
我低头看了看摊在床上的信。信纸上“挺舒服的”四个字被啤酒罐的水珠洇湿了一小块。
“我知道了。”我对老刘说，“明天回去。”
挂了电话，我把信拿到手里，来回折叠，展开，再折叠。纸面上的笔迹已经有点褪色，有些笔画只留下浅浅的凹
坐在宾馆的床上，我再次把信拿出来摊开。那封信用词很克制，甚至有些地方过于冷静。不像遗书，更像是一份写给自己的年终述职报告。只是报告的结论不是“达成KPI”，而是“做出最后决定”。
信里有一段话，我已经背下来了。
“十六年前，我站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口袋里只有四百块钱和一个***。那时候我相信未来是公平的。我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相信善良是一种力量，相信人可以站着把钱挣了。”
“现在我的年薪是一百二十万，加上分红大概两百万出头。我有一套在市中心的大平层，贷款还了三分之二。我的车是去年换的卡宴，黑色。我的职位是副总裁。开会的时候，整间屋子的人都会安静地听我说话。”
“我有钱，有地位，有尊重。但我已经没有自己了。”
“我变成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会在董事会上对着一堆数字撒谎。我会为了项目审批请官员去***。我会在员工面前摔杯子骂人，然后在转身之后完全忘记那个员工长什么样。”
“更可怕的是，我习惯这些了。不是理智上接受，是**上习惯了。就像习惯一件不合适的衣服，穿久了就不觉得磨皮肤了。甚至，还觉得挺舒服的。我所谓的舒适，是将一个讨厌的自己当成了正常、活成了惯性。”
我盯着“挺舒服的”那四个字，反复地念。
舒服。舒服。舒服。
我把信折起来，喝完了第一罐啤酒。然后撕开第二罐，但没有马上喝。我低头看着那个七八岁的男孩，想起了自己。
我七岁的时候，我爸是镇中学的化学老师。他戴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袖口总沾着粉笔灰，笑起来会露出一颗歪掉的门牙。那时候他每天晚上给我妈念报纸上的新闻摘要，给我念《十万个为什么》。
有一回他指着书上的元素周期表对我说：“儿子，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这些元素拼出来的。铁、铜、氧、碳。你也是。我也是。”
我说：“那我和你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比例。元素比例不同，人就不同。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记住这句话。我相信人和人不一样。我相信我不是那种人——那种庸俗的、乏味的、把一生献给出人头地的成年人。
后来我爸变了。
他辞了教职下海经商。先是做建材，后来做房地产中介。他胖了，肚子大了，嗓门也大了。他和妈妈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掀翻了餐桌，所有的碗都碎在地上，***的汤汁流到我的脚边。
那年我十一岁，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爸摔门出去的背影，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永远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那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讨厌”。
那封信上说：“我变成了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没他那么极端。我只是，偶尔照镜子的时候会多停几秒。看看镜子里那个人是不是还认得。
手机响了。
是老刘。
“小陈，**没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里有殡仪馆大厅广播的声音，还有家属哭丧的声音。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像溺水的人。
“什么？”
“**。今天下午。县医院。**联系不**，打到我这儿来了。”老刘的声音压得很低，“你……你要不要先回来？”
我握着手机，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
十八年没见面。十八年没通话。上次收到他的消息还是五年前，我妈在电话里说：“**让我告诉你，说他很后悔让你干这行。”
“后悔什么？嫌没面子。”
那是我最后一句关于他的话。
然后今天我听到了确切的死亡。应该是在宾馆里哭，或者发怒，或者至少有一点头绪。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空白的、像是被打了一闷棍之后的嗡嗡声。
我低头看了看摊在床上的信。信纸上“挺舒服的”四个字被啤酒罐的水珠洇湿了一小块。
“我知道了。”我对老刘说，“明天回去。”
挂了电话，我把信拿到手里，来回折叠，展开，再折叠。纸面上的笔迹已经有点褪色，有些笔画只留下浅浅的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