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年代的爱情之瞿静绝恋
1990·车铃------------------------------------------。，细细碎碎的雪粒打在**楼的窗户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用一把极细的刷子，一下一下地刷着玻璃。瞿安那时候刚满一岁，裹着厚厚的棉袄坐在床上，手边堆着几个彩色的小积木，她捡起一块红色的，看了看，塞进嘴里，又吐出来，又塞进去，反反复复地做同一件事，耐心得不像一个一岁的孩子。，不时回头看一眼女儿。她的桌上摊着厚厚一沓稿纸，上面写满了关于模形式与椭圆曲线的推导过程，墨水是蓝黑色的，在泛黄的稿纸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毛边。她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进展，老主任看完她的报告后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继续做”，但方穆静知道这三个字的分量——老主任不是一个会轻易说“继续”的人。。方穆静注意到数学所里的一些变化：评职称不再像从前那样过分强调“家庭出身”了，出国名额不再优先分配给“成分好”的人了，甚至连食堂的饭菜都比去年多了几个花样。张大姐说这是上面有精神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穆静听着，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不排斥，不追捧，不把命运寄托在任何一阵风向的变化上。她这辈子吃过太多风向突变的亏，已经学会了一个道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你只要足够强，强到谁都绕不开你，风往哪边吹就都无所谓了。，一九九〇年的她比一九八七年的她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方穆静接到所里通知，她的职称评审通过了。从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一步之遥，她走了三年。张大姐比她还高兴，拽着她的手使劲摇：“小方！你可是咱们所最年轻的副研究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她的工资每月多了二十几块钱，意味着她的名字在学术界的份量重了一级，意味着她在填写任何表格的时候都可以在那个“职称”一栏里写下三个比“助理”更有底气的字。。。再过两年，瞿安就该上***了。院里有个部队***，收费不低，但教学质量好，离**楼也近。以前她觉得那个***的收费是一道她跨不过去的门槛，现在工资涨了，她的步子就能迈得大一点了。，是瞿桦。。人民医院脑外科的李主任退休了，新来的主任姓沈，四十五岁，是瞿桦在军医大学时的学长。沈主任**后搞了几项**，其中一项是给年轻医生更多的独立手术机会。瞿桦作为科里最年轻的主治医生之一，被安排主刀了好几台以前只能当助手的复杂手术。，什么“颅内动脉瘤夹闭术听神经瘤切除术”，听起来都像是把人脑袋打开、在里面做针线活的事。她只知道瞿桦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有时候她半夜醒来，身边还是空的，伸手摸一下被窝，冰凉冰凉的，说明他今晚根本没回来过。，她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从前的她会在这样的夜晚辗转反侧，想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想他是不是故意不回来，想那些她不该想的问题。但现在，她躺在黑暗里，听着隔壁瞿安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是安稳的——因为她知道他一定在医院里，在手术台前，在做他该做的事。
这种安稳来自于信任，而信任来自于时间。
她和他一起走过的这三年，已经把她的不安一寸一寸地磨平了。
二
但安稳只是内心的状态，现实生活依然是另一回事。
方穆静最大的难题，在瞿安满一周岁之后变得愈发尖锐：她每天上班，瞿安谁来带？
瞿桦的父母住在西山那边的大院里，瞿桦的母亲是**退休，身体硬朗，但方穆静不太想把孩子送过去。不是婆媳关系不好，恰恰相反，瞿桦的母亲对方穆静很好，好到让方穆静有些无所适从。每次她去婆家，婆婆都要拉着她的手说“穆静啊，你太瘦了，多吃点”，然后让保姆端上来一大桌子菜，方穆静吃了一天都吃不完。
但那种“好”里暗**一种她承受不起的期待——婆婆希望她做一个传统的、顾家的、以丈夫和孩子为重的妻子。而方穆静做不到，也不打算假装自己能做到。
所以她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每天骑车带着瞿安上下班。
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张大姐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你疯了？骑四十多分钟的车，还带个孩子？”
方穆静没觉得有什么不行的。她把瞿安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儿童座椅里——那种铁制的、绑在车架上的小椅子，四周焊了一圈栏杆，上面罩着一块蓝白条纹的布篷，既能挡太阳又能挡雨。瞿安坐在里面，小脑袋刚好高出椅子背一截，风一吹，她那几根软塌塌的头发就竖了起来，像一丛被风吹弯了腰的草。
每天早上六点半，方穆静准时起床。她先把瞿安从床上捞起来，给她穿好衣服，喂一顿奶，然后用一条宽布带子把瞿安绑在儿童座椅上，自己骑上车，出发。
从大院到数学所的路，方穆静闭着眼睛都能骑了。出了大院南门，沿着海淀路往南，过两个红绿灯，左拐进中关村大街，再骑十几分钟就到了。一路上要经过一个菜市场、一所小学、三个公交站台、一个修自行车的铺子。路况复杂，车多人多，早高峰的时候整条路都堵得水泄不通，方穆静骑着车在人流和车流之间穿行，车技练得比当年考驾照的时候还熟练。
瞿安坐在后座上，一开始不习惯，会哭。一岁多的小孩不懂得什么叫“上班”，什么叫“通勤”，她只知道每天早上被从温暖的被窝里拖出来，塞进一个硬邦邦的椅子里，被风吹得睁不开眼，这种感觉不舒服，不舒服就要哭。
方穆静第一次听到瞿安在身后哭的时候，心揪了一下。
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瞿安的小脸涨得通红，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张着嘴嚎啕大哭，哭得声嘶力竭，整条街都能听见。旁边卖煎饼果子的大爷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目光里写满了“这当**也太狠心了”几个大字。
方穆静深吸了一口气，掏出手帕给瞿安擦了擦脸，从包里拿出一块小饼干塞到她手里，重新骑上车。
饼干堵住了瞿安的嘴，哭声变成了含混的咿咿呀呀。方穆静听见女儿在后座上用不知道哪国的语言跟那块饼干对话，饼干很硬，她的小牙还咬不动，只能含在嘴里舔，舔得满手满脸都是口水。
方穆静骑着车，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她把围巾拉高了一点，遮住半张脸，继续往前骑。
第二天，瞿安还是哭。
第三天，**天，第五天，每天都哭。
第七天的时候，方穆静刚把瞿安放进座椅里，瞿安就开始哭了——不是上车之后才哭，是看见那个座椅就开始哭。她小小的身体已经建立了条件反射：这个蓝白条纹的布篷等于冷风等于颠簸等于不舒服等于要哭。
方穆静把布带子系好，蹲下来，跟女儿平视。
“安安，”她说，语气是认真的、严肃的，像在跟一个成年人说话，“妈妈要去上班，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家。你跟着妈妈，风吹一下，哭一下，就过去了。你不跟着妈妈，妈妈上不了班，挣不了钱，你就没有饼干吃了。”
一岁的瞿安当然听不懂这段话。她只是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妈妈，嘴里还在“啊啊呜呜”地发出不明所以的音节，脸上糊着鼻涕和眼泪的混合物，看起来可怜极了。
方穆静站起来，骑上车，蹬出了第一步。
身后的哭声又响起来了。
方穆静没有回头。
从那天以后，瞿安每天早上都哭，但哭的时间越来越短。先是哭一路，后来哭半路，再后来哭到菜市场就不哭了，再再后来哭到第一个红绿灯就不哭了。到了四月底，瞿安已经完全不哭了——她甚至开始享受这段旅程了。
她会把脸贴在方穆静的背上，听着妈**心跳声，看街边的风景一帧一帧地向后退。她喜欢看菜市场门口的鸡笼子，喜欢看小学操场上升国旗，喜欢看公交站台上等车的人群，喜欢看修车铺里那个总是满手油污的老头。她的小手指着那些东西，嘴里发出兴奋的“啊——啊——”声，像是在跟妈妈介绍她看到的这个世界。
方穆静有时候会低头看一眼瞿安伸过来的小手指，说一句“那**那是旗那是公交车那是修车爷爷”，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她觉得这不是在教女儿说话，而是在确认一件事——她们母女俩还在一起，还在路上，还在往前走。
五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方穆静骑着车经过海淀路的时候，身后忽然响起一声嘹亮的、响彻整条街的——
“妈——妈！”
方穆静的手一抖，车把歪了一下，她赶紧稳住，在路边停了下来。
她回过头，看见瞿安坐在后座上，小脸兴奋得发红，嘴里还在喊：“妈——妈！妈——妈！”
那是瞿安第一次叫“妈妈”。
方穆静蹲在自行车旁边，看着女儿，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摸了摸女儿的脸。瞿安被她摸得*了，咯咯地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米粒似的牙齿，口水顺着手背往下流，滴在方穆静的手背上，温热的，黏糊糊的。
“再叫一遍。”方穆静说。
“妈！”
方穆静笑了。
这是瞿桦和方穆静结婚三年来，方穆静第一次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完全不设防的笑。不是礼貌的微笑，不是社交场合的客套，不是面对女儿时的柔和的、母亲式的、温柔的、但终究是有所保留的那种笑。而是一种干净的、纯粹的、像小孩儿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就是忍不住想笑的笑。
她蹲在北京五月的街头，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形，笑得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路过的行人投来奇怪的目光，她不觉得难为情，也不觉得需要解释。她只是蹲在那里，看着后座上那个因为喊出了人生第一个有意义的音节而得意洋洋的小人儿，觉得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在一九八八年那个冬天，没有把这个孩子打掉。
是的，她曾经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那是在她发现自己怀孕的第一周，一个人坐在数学所的实验室里，面对着满黑板的公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哪有时间养孩子？
她没有跟瞿桦说过这件事，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她只是自己在心里演算了一遍利弊得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样，把所有变量都列出来，把所有可能性都计算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孩子可以要，前提是她不放弃自己的工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不被“母亲”这个身份吞噬掉。
她用“方穆静”的方式做出了这个决定：理性的，审慎的，不带任何情感因素的。
但此刻，蹲在北京五月灰蒙蒙的天空下，听着女儿一声接一声的“妈妈”，她觉得那道题的答案上应该加一个注脚——理性以外的变量，有时候也会给出最优解。
三
瞿桦第一次骑车载瞿安，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
那天方穆静加班，瞿桦难得没有手术，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他给瞿安穿了一件红色的灯芯绒外套，戴了一顶白色的绒线**，**上有两个毛线织的耳朵，是方穆静去年冬天织的。瞿安坐在后座上的儿童座椅里，两只小手紧紧抓着椅子两侧的栏杆，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
瞿桦骑得很慢，比走路快不了多少。他怕骑快了瞿安会害怕，又怕骑快了路上有个坑会颠着她，又怕骑快了风大会把她吹感冒。他骑了二十年车了，从来没骑得这么小心翼翼过。
大院传达室的老刘头看见他骑车出门，乐了：“瞿医生，你这是骑车还是推车呢？”
瞿桦没理他，继续以步行的速度往前骑。
瞿安坐在后座上，对这个新奇的体验感到非常兴奋。她以前都是跟着妈妈骑车，妈妈骑得快，风呼呼地吹，她只能把脸贴在妈妈背上，什么都看不见。但爸爸骑得慢，慢到街边每一棵树的树皮她都能看清楚，慢到她有足够的时间跟每一只路过的猫打招呼。
“喵！”瞿安冲着一只趴在墙头的大花猫喊了一嗓子。
大花猫懒洋洋地看了她一眼，甩了甩尾巴，没理她。
瞿桦骑到了数学所门口，刹车，下车，把瞿安从座椅上解下来，一手抱着她，一手拎着一只保温桶，走进了数学所的大门。
张大姐在走廊里看见他，立刻扯着嗓子喊起来：“小方！你家瞿医生来了！还带了孩子！”
方穆静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瞿桦抱着瞿安站在走廊里，瞿安头上那两只毛线耳朵歪歪的，瞿桦的头发也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两个人看起来像是被同一场风吹过的两棵小树，一棵高一点，一棵矮一点，但歪的方向是一样的。
她忍不住弯了一下嘴角。
“你怎么来了？”她问，语气和从前一模一样。
“顺路。”瞿桦说，和从前一模一样的答案。
方穆静看了一眼他来的方向——人民医院在数学所的东南边，他们住的大院在数学所的北边，他带着孩子从大院骑到数学所，这条路线无论如何都谈不上“顺路”。但她没有戳穿他，因为她发现她已经习惯了这个谎言，甚至开始觉得这不是一个谎言——他说的“顺路”，意思其实是“我想来”。
瞿安从瞿桦怀里伸出手来，朝方穆静使劲够，嘴里喊着“妈妈妈妈妈妈”，一连串的妈妈像爆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往外蹦，蹦得方穆静耳朵都热了。
她把女儿接过来，瞿安立刻像一只八爪鱼一样缠住了她的脖子，小脸贴在她脸颊上，蹭来蹭去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喊“妈妈”，不喊的时候就用鼻子发出“哼哼哼”的声音，表达一种溢于言表的、不需要翻译的爱意。
方穆静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接过瞿桦递过来的保温桶，打开盖子，里面是排骨莲藕汤，热气腾腾的，排骨炖得脱骨，莲藕炖得粉糯，汤面上飘着一层金**的油花，香味瞬间弥漫了整个走廊。
“他做的？”方穆静低头问瞿安。
瞿安当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她正忙着从方穆静肩膀上够过去，想要抓那保温桶里的排骨，手指差点伸进滚烫的汤里。瞿桦眼疾手快地把她的手拨开了，动作很轻，但很坚决，像手术台上拨开一根神经一样精准。
“烫。”他说，看着瞿安的眼睛，语气是认真的、不容商量的。
瞿安瘪了瘪嘴，眼泪在眼眶里打了两个转，但最终没有掉下来。她已经学会了跟爸爸打交道的方式——哭是没用的，爸爸跟妈妈不一样，妈妈会心软，爸爸只会面无表情地看着你哭，看完之后说一句“哭完了吗，哭完了我们来谈谈”。谈什么呢？瞿安不知道，她只是本能地觉得，跟爸爸“谈谈”是一件不值得尝试的事。
方穆静把瞿安放下来，让她站在地上，自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喝汤。瞿安抱着她的腿，仰着头看她，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方穆静的裤腿上。
方穆静舀了一勺汤，吹了吹，送到瞿安嘴边。瞿安张开嘴，啊呜一口**了勺子，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偷吃东西的小仓鼠。她含了几秒钟，又把勺子吐出来，勺子上的汤已经被她舔干净了，亮晶晶的，全是口水。
“还要。”瞿安指着保温桶，清清楚楚地说。
方穆静给她又舀了一勺，这次是排骨。瞿安用她那四颗小牙啃了啃排骨上的肉，啃不下来，急得直哼哼，把排骨递到方穆静嘴边，意思是“妈妈帮我咬”。
方穆静就着她的手咬了一口肉，嚼碎了，喂给她。瞿安吃到了肉，满意地拍了拍手，继续啃那根已经被她啃得面目全非的骨头。
瞿桦站在一旁，看着她们母女俩分享一碗汤，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手不自觉地放在了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到了那张他一直随身带着的、折了两折的*超单——瞿安三个月时的第一次*超，那个模糊的、跳动的光点，绿豆大小。
他把那张纸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然后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垂下，什么也没说。
四
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来得暴烈而漫长。
那年北京的夏天热得不讲道理，七月还没到，气温就已经蹿到了三十五度以上。**楼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方穆静家只有一台瞿桦从医院借来的旧台扇，扇叶转起来的时候会发出“咔咔咔”的噪音，像一个肺里有痰的老人在咳嗽。
瞿安怕热，一到夏天就长痱子，前胸后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得她整夜整夜地哭。方穆静用温水给她擦身子，一遍一遍地擦，擦完涂上痱子粉，白花花的粉末把瞿安糊得像一个小面人。瞿安不喜欢痱子粉的味道，皱着鼻子打喷嚏，一个接一个地打，打完了又开始哭。
方穆静抱着她，在**楼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走廊比屋里凉快一点，至少有过堂风。她把瞿安竖着抱在肩上，一只手托着她的**，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不是任何一首流行歌曲，是她小时候在北大荒听母亲哼过的摇篮曲，东北民谣，调子缓慢而忧伤，像一条结了冰的河流在春天慢慢融化。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
瞿安的哭声渐渐小了，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最后安静下来，小脑袋歪在方穆静的肩膀上，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她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闪了一下，像一颗小小的、透明的珍珠。
方穆静把她放回床上，在她身边躺下来，用手轻轻扇着风。台扇还在咔咔咔地响着，吹出来的风是热的，但聊胜于无。她看着瞿安睡梦中微微皱起的眉头，伸出手指把它抚平了。
“你以后别像**，”她轻声说，“什么都憋在心里，不说不笑不闹的，累不累？”
瞿安当然不会回答她。她只是翻了个身，把小**撅起来，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个音节，继续睡。
方穆静把手放在女儿小小的、微微起伏的后背上，感受着她皮肤的温度和心跳的频率。孩子的心跳比**快得多，咚咚咚咚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她的手心贴在那小小的脊背上，感觉到那股温热透过皮肤、透过肌肉、透过肋骨、直达心脏。
她闭上眼睛，也跟着睡了。
那个夏天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下来——方穆静在那年夏天完成了一篇论文，关于模形式与椭圆曲线的对应关系，是她这两年研究的核心成果。她把论文投到了国内数学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报，审稿周期通常需要半年以上，但她的文章只用了三个月就被录用了。
审稿人的意见只有一句话：“该文为解决该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建议尽快发表。”
张大姐把这句话念了三遍，每一遍的语调都不一样——第一遍是惊讶，第二遍是骄傲，第三遍是感动。她念完第三遍的时候眼眶红了，拉着方穆静的手说：“小方，**要是在天有灵，看见你今天这个样子，该多高兴啊。”
方穆静没有接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论文的打印稿，封面上写着“作者：方穆静”，下面用小一号的字体写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方穆静”。方是方远清的方，穆是母亲赵淑敏名字里的穆，静是她自己选的，安安静静的静。
她把这三个字写在一起，就是她这辈子全部的来处和归途。
那天晚上回到家，她把论文的录用通知放在书桌上，没有特意给瞿桦看。但瞿桦洗完澡出来，擦着头发走到书桌前，拿起了那张纸。
他看完了，放下，然后说了一句让方穆静记了很久的话。
他说：“**会骄傲的。”
方穆静正在叠瞿安的小衣服，手指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瞿桦的表情还是那样，平静的，克制的，看不出什么情绪的波动。但方穆静注意到他的耳廓又泛红了——那种只有在他说出某些他其实很在意、但努力装作不在意的话时才会出现的、从耳尖开始蔓延的、薄薄的红。
“你怎么知道我爸会骄傲？”方穆静问。
瞿桦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一张泛黄的、折了四折的旧报纸。他把报纸展开，铺在桌上，指了指第三版右下角的一个豆腐块。
那是一九八七年五月的《光明日报》，上面刊登了一则数学学术交流会的报道，报道中提到了中科院数学所青年学者方穆静的报告，说她的“模形式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突破提供了新的视角”。报道不长，两百多字，方穆静的名字出现了两次，被编辑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了一个“好”字。
方穆静看着那个红笔圈出来的名字和那个“好”字，忽然觉得鼻子酸了一下。
“你从哪找来的？”她问，声音有点哑。
“一直留着。”瞿桦说，语气很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淡。
方穆静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折好，放回了抽屉里。她没有问瞿桦为什么留这张报纸，也没有问他那个红笔写的“好”字是不是他写的。
她只是把那张报纸放进抽屉的时候，手指在上面多停留了一瞬。
像一次无声的、轻微的、不留痕迹的触碰。
五
秋天的时候，方穆静做了一件大事。
她用攒了大半年的工资和瞿桦的补贴，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不是给她的，是给瞿桦的。瞿桦那辆半旧的永久已经骑了不知道多少年了，车闸不灵了，车铃不响了，链条一骑就掉，脚踏板上的橡胶垫磨得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铁皮。方穆静好几次看见他在路上停下来修链条，蹲在路边，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机油，眉头皱成一个深深的“川”字。
她趁瞿桦值班的时候，一个人去了西单商场。自行车柜台在商场一楼，摆满了各种牌子的新车，永久、凤凰、飞鸽，车架锃亮，车铃清脆，方穆静挑了一辆黑色的永久，六八八大杠，二十六寸，结实耐骑，最适合他这样的高个子。
她把新车骑回家的时候，**楼里的邻居们都出来看。李参谋围着新车转了一圈，啧啧称奇：“凤凰十八型的？小方，这车可不便宜，得一百多块吧？”
“一百六。”方穆静说。
李参谋的嘴张成了一个O型。
方穆静把新车推进屋里，靠墙放着，又把瞿桦那辆旧车推到走廊里，靠在墙角。她站在两辆车之间看了看，一辆锃亮，一辆破烂，像两个不同年代的人并排站在一起，一个穿着新衣服，一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
瞿桦那天晚上回来得很晚。方穆静已经睡了，但没睡踏实，听见钥匙转了两圈的声音之后就睁开了眼。她看见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从走廊里捡回来的那根自行车钥匙——他大概是先在走廊里看见了那辆新车，愣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进来。
“买了辆新车。”方穆静说，从床上坐起来，裹着被子，声音还带着睡意，“你那辆太破了，没法骑了。”
瞿桦在门口站了三秒钟，走进来，蹲下身子，用手摸了摸那辆新车的车架。他的手指从车把摸到车座，从车座摸到后座，从后座摸到挡泥板，像是在检查一件需要他签收的贵重物品。
“多少钱？”他问。
“你不用管。”
“方穆静。”他叫了她的全名，语气不重，但很认真。
方穆静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一百六。”
瞿桦沉默了几秒钟，站起来，走到床边，弯下腰，在她额头上落了一个吻。那个吻很轻，很短暂，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还没看清它的形状就被风吹走了。
方穆静愣了一下。
三年了，这是瞿桦第一次吻她的额头。
以前他们之间的亲密接触都是在黑暗里的、含蓄的、不宣之于口的——他的手握住她的脚，她的脸贴在他的背上，他们在被子底下无声地靠近对方又无声地分开。但额头上的这个吻不一样，它发生在灯光下，发生在他看着她的眼睛的时候，发生在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正在做的时候。
方穆静的眼眶又有了那种湿漉漉的感觉。她飞快地低下头，用手背在眼睛上蹭了一下，假装是刚睡醒揉眼睛。
“睡觉吧。”她说，躺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瞿桦关了灯，窸窸窣窣地脱了衣服，躺到她身边。他的手在黑暗里准确地找到了她的脚，一如既往地覆上去，一扣既往地握紧，一如既往地沉默着不说话。
方穆静把脚在他手心里蜷了一下，像是回应，又像是在问一个问题。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她的手也握住了。
两只手，一只脚，在黑暗里交握在一起，像一些散落的、但终于找到了彼此归属的碎片。
方穆静闭上眼睛，感觉到他的手掌还是温热的，和第一次在新婚夜里握住她的时候一模一样，是一九八七年的温度，也是一九九〇年的温度，大概也会是以后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夜晚的温度。
她忽然觉得，这个温度，她这辈子大概忘不了了。
就像她忘不了父亲搪瓷缸子上那行褪色的红字，忘不了母亲在北大荒的寒夜里脱下来盖在她身上的棉袄，忘不了瞿安第一次喊“妈妈”时整条街都听见的那声嘹亮的呼唤。
这些温度都不一样，但都是暖的。
而方穆静这辈子，就是被这些暖的、温热的、滚烫的东西，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的。
窗外有风，吹得梧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一九九〇年的秋天，北京的梧桐还是绿的。
方穆静把这天晚上的一切都记住了——新车的气味，瞿桦手指的温度，那个落在她额头的、像叶子落在水面上的吻，以及黑暗中交握的手。
她不知道这些记忆会在多少年之后成为她回望这段岁月时的坐标，但她隐约觉得，它们很重要。
重要到她愿意用一生去记住。
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片，在夜风里打着旋儿，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
方穆静在瞿桦的呼吸声里慢慢睡着了。
她的嘴角，挂着一个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浅浅的、安心的笑。
这种安稳来自于信任，而信任来自于时间。
她和他一起走过的这三年，已经把她的不安一寸一寸地磨平了。
二
但安稳只是内心的状态，现实生活依然是另一回事。
方穆静最大的难题，在瞿安满一周岁之后变得愈发尖锐：她每天上班，瞿安谁来带？
瞿桦的父母住在西山那边的大院里，瞿桦的母亲是**退休，身体硬朗，但方穆静不太想把孩子送过去。不是婆媳关系不好，恰恰相反，瞿桦的母亲对方穆静很好，好到让方穆静有些无所适从。每次她去婆家，婆婆都要拉着她的手说“穆静啊，你太瘦了，多吃点”，然后让保姆端上来一大桌子菜，方穆静吃了一天都吃不完。
但那种“好”里暗**一种她承受不起的期待——婆婆希望她做一个传统的、顾家的、以丈夫和孩子为重的妻子。而方穆静做不到，也不打算假装自己能做到。
所以她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每天骑车带着瞿安上下班。
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张大姐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你疯了？骑四十多分钟的车，还带个孩子？”
方穆静没觉得有什么不行的。她把瞿安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儿童座椅里——那种铁制的、绑在车架上的小椅子，四周焊了一圈栏杆，上面罩着一块蓝白条纹的布篷，既能挡太阳又能挡雨。瞿安坐在里面，小脑袋刚好高出椅子背一截，风一吹，她那几根软塌塌的头发就竖了起来，像一丛被风吹弯了腰的草。
每天早上六点半，方穆静准时起床。她先把瞿安从床上捞起来，给她穿好衣服，喂一顿奶，然后用一条宽布带子把瞿安绑在儿童座椅上，自己骑上车，出发。
从大院到数学所的路，方穆静闭着眼睛都能骑了。出了大院南门，沿着海淀路往南，过两个红绿灯，左拐进中关村大街，再骑十几分钟就到了。一路上要经过一个菜市场、一所小学、三个公交站台、一个修自行车的铺子。路况复杂，车多人多，早高峰的时候整条路都堵得水泄不通，方穆静骑着车在人流和车流之间穿行，车技练得比当年考驾照的时候还熟练。
瞿安坐在后座上，一开始不习惯，会哭。一岁多的小孩不懂得什么叫“上班”，什么叫“通勤”，她只知道每天早上被从温暖的被窝里拖出来，塞进一个硬邦邦的椅子里，被风吹得睁不开眼，这种感觉不舒服，不舒服就要哭。
方穆静第一次听到瞿安在身后哭的时候，心揪了一下。
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瞿安的小脸涨得通红，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张着嘴嚎啕大哭，哭得声嘶力竭，整条街都能听见。旁边卖煎饼果子的大爷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目光里写满了“这当**也太狠心了”几个大字。
方穆静深吸了一口气，掏出手帕给瞿安擦了擦脸，从包里拿出一块小饼干塞到她手里，重新骑上车。
饼干堵住了瞿安的嘴，哭声变成了含混的咿咿呀呀。方穆静听见女儿在后座上用不知道哪国的语言跟那块饼干对话，饼干很硬，她的小牙还咬不动，只能含在嘴里舔，舔得满手满脸都是口水。
方穆静骑着车，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她把围巾拉高了一点，遮住半张脸，继续往前骑。
第二天，瞿安还是哭。
第三天，**天，第五天，每天都哭。
第七天的时候，方穆静刚把瞿安放进座椅里，瞿安就开始哭了——不是上车之后才哭，是看见那个座椅就开始哭。她小小的身体已经建立了条件反射：这个蓝白条纹的布篷等于冷风等于颠簸等于不舒服等于要哭。
方穆静把布带子系好，蹲下来，跟女儿平视。
“安安，”她说，语气是认真的、严肃的，像在跟一个成年人说话，“妈妈要去上班，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家。你跟着妈妈，风吹一下，哭一下，就过去了。你不跟着妈妈，妈妈上不了班，挣不了钱，你就没有饼干吃了。”
一岁的瞿安当然听不懂这段话。她只是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看着妈妈，嘴里还在“啊啊呜呜”地发出不明所以的音节，脸上糊着鼻涕和眼泪的混合物，看起来可怜极了。
方穆静站起来，骑上车，蹬出了第一步。
身后的哭声又响起来了。
方穆静没有回头。
从那天以后，瞿安每天早上都哭，但哭的时间越来越短。先是哭一路，后来哭半路，再后来哭到菜市场就不哭了，再再后来哭到第一个红绿灯就不哭了。到了四月底，瞿安已经完全不哭了——她甚至开始享受这段旅程了。
她会把脸贴在方穆静的背上，听着妈**心跳声，看街边的风景一帧一帧地向后退。她喜欢看菜市场门口的鸡笼子，喜欢看小学操场上升国旗，喜欢看公交站台上等车的人群，喜欢看修车铺里那个总是满手油污的老头。她的小手指着那些东西，嘴里发出兴奋的“啊——啊——”声，像是在跟妈妈介绍她看到的这个世界。
方穆静有时候会低头看一眼瞿安伸过来的小手指，说一句“那**那是旗那是公交车那是修车爷爷”，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她觉得这不是在教女儿说话，而是在确认一件事——她们母女俩还在一起，还在路上，还在往前走。
五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方穆静骑着车经过海淀路的时候，身后忽然响起一声嘹亮的、响彻整条街的——
“妈——妈！”
方穆静的手一抖，车把歪了一下，她赶紧稳住，在路边停了下来。
她回过头，看见瞿安坐在后座上，小脸兴奋得发红，嘴里还在喊：“妈——妈！妈——妈！”
那是瞿安第一次叫“妈妈”。
方穆静蹲在自行车旁边，看着女儿，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摸了摸女儿的脸。瞿安被她摸得*了，咯咯地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米粒似的牙齿，口水顺着手背往下流，滴在方穆静的手背上，温热的，黏糊糊的。
“再叫一遍。”方穆静说。
“妈！”
方穆静笑了。
这是瞿桦和方穆静结婚三年来，方穆静第一次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完全不设防的笑。不是礼貌的微笑，不是社交场合的客套，不是面对女儿时的柔和的、母亲式的、温柔的、但终究是有所保留的那种笑。而是一种干净的、纯粹的、像小孩儿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就是忍不住想笑的笑。
她蹲在北京五月的街头，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形，笑得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路过的行人投来奇怪的目光，她不觉得难为情，也不觉得需要解释。她只是蹲在那里，看着后座上那个因为喊出了人生第一个有意义的音节而得意洋洋的小人儿，觉得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在一九八八年那个冬天，没有把这个孩子打掉。
是的，她曾经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那是在她发现自己怀孕的第一周，一个人坐在数学所的实验室里，面对着满黑板的公式，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哪有时间养孩子？
她没有跟瞿桦说过这件事，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她只是自己在心里演算了一遍利弊得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样，把所有变量都列出来，把所有可能性都计算了一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孩子可以要，前提是她不放弃自己的工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不被“母亲”这个身份吞噬掉。
她用“方穆静”的方式做出了这个决定：理性的，审慎的，不带任何情感因素的。
但此刻，蹲在北京五月灰蒙蒙的天空下，听着女儿一声接一声的“妈妈”，她觉得那道题的答案上应该加一个注脚——理性以外的变量，有时候也会给出最优解。
三
瞿桦第一次骑车载瞿安，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
那天方穆静加班，瞿桦难得没有手术，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他给瞿安穿了一件红色的灯芯绒外套，戴了一顶白色的绒线**，**上有两个毛线织的耳朵，是方穆静去年冬天织的。瞿安坐在后座上的儿童座椅里，两只小手紧紧抓着椅子两侧的栏杆，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
瞿桦骑得很慢，比走路快不了多少。他怕骑快了瞿安会害怕，又怕骑快了路上有个坑会颠着她，又怕骑快了风大会把她吹感冒。他骑了二十年车了，从来没骑得这么小心翼翼过。
大院传达室的老刘头看见他骑车出门，乐了：“瞿医生，你这是骑车还是推车呢？”
瞿桦没理他，继续以步行的速度往前骑。
瞿安坐在后座上，对这个新奇的体验感到非常兴奋。她以前都是跟着妈妈骑车，妈妈骑得快，风呼呼地吹，她只能把脸贴在妈妈背上，什么都看不见。但爸爸骑得慢，慢到街边每一棵树的树皮她都能看清楚，慢到她有足够的时间跟每一只路过的猫打招呼。
“喵！”瞿安冲着一只趴在墙头的大花猫喊了一嗓子。
大花猫懒洋洋地看了她一眼，甩了甩尾巴，没理她。
瞿桦骑到了数学所门口，刹车，下车，把瞿安从座椅上解下来，一手抱着她，一手拎着一只保温桶，走进了数学所的大门。
张大姐在走廊里看见他，立刻扯着嗓子喊起来：“小方！你家瞿医生来了！还带了孩子！”
方穆静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瞿桦抱着瞿安站在走廊里，瞿安头上那两只毛线耳朵歪歪的，瞿桦的头发也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两个人看起来像是被同一场风吹过的两棵小树，一棵高一点，一棵矮一点，但歪的方向是一样的。
她忍不住弯了一下嘴角。
“你怎么来了？”她问，语气和从前一模一样。
“顺路。”瞿桦说，和从前一模一样的答案。
方穆静看了一眼他来的方向——人民医院在数学所的东南边，他们住的大院在数学所的北边，他带着孩子从大院骑到数学所，这条路线无论如何都谈不上“顺路”。但她没有戳穿他，因为她发现她已经习惯了这个谎言，甚至开始觉得这不是一个谎言——他说的“顺路”，意思其实是“我想来”。
瞿安从瞿桦怀里伸出手来，朝方穆静使劲够，嘴里喊着“妈妈妈妈妈妈”，一连串的妈妈像爆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往外蹦，蹦得方穆静耳朵都热了。
她把女儿接过来，瞿安立刻像一只八爪鱼一样缠住了她的脖子，小脸贴在她脸颊上，蹭来蹭去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喊“妈妈”，不喊的时候就用鼻子发出“哼哼哼”的声音，表达一种溢于言表的、不需要翻译的爱意。
方穆静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接过瞿桦递过来的保温桶，打开盖子，里面是排骨莲藕汤，热气腾腾的，排骨炖得脱骨，莲藕炖得粉糯，汤面上飘着一层金**的油花，香味瞬间弥漫了整个走廊。
“他做的？”方穆静低头问瞿安。
瞿安当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她正忙着从方穆静肩膀上够过去，想要抓那保温桶里的排骨，手指差点伸进滚烫的汤里。瞿桦眼疾手快地把她的手拨开了，动作很轻，但很坚决，像手术台上拨开一根神经一样精准。
“烫。”他说，看着瞿安的眼睛，语气是认真的、不容商量的。
瞿安瘪了瘪嘴，眼泪在眼眶里打了两个转，但最终没有掉下来。她已经学会了跟爸爸打交道的方式——哭是没用的，爸爸跟妈妈不一样，妈妈会心软，爸爸只会面无表情地看着你哭，看完之后说一句“哭完了吗，哭完了我们来谈谈”。谈什么呢？瞿安不知道，她只是本能地觉得，跟爸爸“谈谈”是一件不值得尝试的事。
方穆静把瞿安放下来，让她站在地上，自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喝汤。瞿安抱着她的腿，仰着头看她，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方穆静的裤腿上。
方穆静舀了一勺汤，吹了吹，送到瞿安嘴边。瞿安张开嘴，啊呜一口**了勺子，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偷吃东西的小仓鼠。她含了几秒钟，又把勺子吐出来，勺子上的汤已经被她舔干净了，亮晶晶的，全是口水。
“还要。”瞿安指着保温桶，清清楚楚地说。
方穆静给她又舀了一勺，这次是排骨。瞿安用她那四颗小牙啃了啃排骨上的肉，啃不下来，急得直哼哼，把排骨递到方穆静嘴边，意思是“妈妈帮我咬”。
方穆静就着她的手咬了一口肉，嚼碎了，喂给她。瞿安吃到了肉，满意地拍了拍手，继续啃那根已经被她啃得面目全非的骨头。
瞿桦站在一旁，看着她们母女俩分享一碗汤，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手不自觉地放在了白大褂的口袋里，摸到了那张他一直随身带着的、折了两折的*超单——瞿安三个月时的第一次*超，那个模糊的、跳动的光点，绿豆大小。
他把那张纸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然后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垂下，什么也没说。
四
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来得暴烈而漫长。
那年北京的夏天热得不讲道理，七月还没到，气温就已经蹿到了三十五度以上。**楼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方穆静家只有一台瞿桦从医院借来的旧台扇，扇叶转起来的时候会发出“咔咔咔”的噪音，像一个肺里有痰的老人在咳嗽。
瞿安怕热，一到夏天就长痱子，前胸后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得她整夜整夜地哭。方穆静用温水给她擦身子，一遍一遍地擦，擦完涂上痱子粉，白花花的粉末把瞿安糊得像一个小面人。瞿安不喜欢痱子粉的味道，皱着鼻子打喷嚏，一个接一个地打，打完了又开始哭。
方穆静抱着她，在**楼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走廊比屋里凉快一点，至少有过堂风。她把瞿安竖着抱在肩上，一只手托着她的**，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不是任何一首流行歌曲，是她小时候在北大荒听母亲哼过的摇篮曲，东北民谣，调子缓慢而忧伤，像一条结了冰的河流在春天慢慢融化。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
瞿安的哭声渐渐小了，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最后安静下来，小脑袋歪在方穆静的肩膀上，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她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闪了一下，像一颗小小的、透明的珍珠。
方穆静把她放回床上，在她身边躺下来，用手轻轻扇着风。台扇还在咔咔咔地响着，吹出来的风是热的，但聊胜于无。她看着瞿安睡梦中微微皱起的眉头，伸出手指把它抚平了。
“你以后别像**，”她轻声说，“什么都憋在心里，不说不笑不闹的，累不累？”
瞿安当然不会回答她。她只是翻了个身，把小**撅起来，嘴里含混地嘟囔了一个音节，继续睡。
方穆静把手放在女儿小小的、微微起伏的后背上，感受着她皮肤的温度和心跳的频率。孩子的心跳比**快得多，咚咚咚咚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她的手心贴在那小小的脊背上，感觉到那股温热透过皮肤、透过肌肉、透过肋骨、直达心脏。
她闭上眼睛，也跟着睡了。
那个夏天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下来——方穆静在那年夏天完成了一篇论文，关于模形式与椭圆曲线的对应关系，是她这两年研究的核心成果。她把论文投到了国内数学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报，审稿周期通常需要半年以上，但她的文章只用了三个月就被录用了。
审稿人的意见只有一句话：“该文为解决该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建议尽快发表。”
张大姐把这句话念了三遍，每一遍的语调都不一样——第一遍是惊讶，第二遍是骄傲，第三遍是感动。她念完第三遍的时候眼眶红了，拉着方穆静的手说：“小方，**要是在天有灵，看见你今天这个样子，该多高兴啊。”
方穆静没有接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论文的打印稿，封面上写着“作者：方穆静”，下面用小一号的字体写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方穆静”。方是方远清的方，穆是母亲赵淑敏名字里的穆，静是她自己选的，安安静静的静。
她把这三个字写在一起，就是她这辈子全部的来处和归途。
那天晚上回到家，她把论文的录用通知放在书桌上，没有特意给瞿桦看。但瞿桦洗完澡出来，擦着头发走到书桌前，拿起了那张纸。
他看完了，放下，然后说了一句让方穆静记了很久的话。
他说：“**会骄傲的。”
方穆静正在叠瞿安的小衣服，手指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瞿桦的表情还是那样，平静的，克制的，看不出什么情绪的波动。但方穆静注意到他的耳廓又泛红了——那种只有在他说出某些他其实很在意、但努力装作不在意的话时才会出现的、从耳尖开始蔓延的、薄薄的红。
“你怎么知道我爸会骄傲？”方穆静问。
瞿桦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一张泛黄的、折了四折的旧报纸。他把报纸展开，铺在桌上，指了指第三版右下角的一个豆腐块。
那是一九八七年五月的《光明日报》，上面刊登了一则数学学术交流会的报道，报道中提到了中科院数学所青年学者方穆静的报告，说她的“模形式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突破提供了新的视角”。报道不长，两百多字，方穆静的名字出现了两次，被编辑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了一个“好”字。
方穆静看着那个红笔圈出来的名字和那个“好”字，忽然觉得鼻子酸了一下。
“你从哪找来的？”她问，声音有点哑。
“一直留着。”瞿桦说，语气很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淡。
方穆静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折好，放回了抽屉里。她没有问瞿桦为什么留这张报纸，也没有问他那个红笔写的“好”字是不是他写的。
她只是把那张报纸放进抽屉的时候，手指在上面多停留了一瞬。
像一次无声的、轻微的、不留痕迹的触碰。
五
秋天的时候，方穆静做了一件大事。
她用攒了大半年的工资和瞿桦的补贴，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不是给她的，是给瞿桦的。瞿桦那辆半旧的永久已经骑了不知道多少年了，车闸不灵了，车铃不响了，链条一骑就掉，脚踏板上的橡胶垫磨得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铁皮。方穆静好几次看见他在路上停下来修链条，蹲在路边，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机油，眉头皱成一个深深的“川”字。
她趁瞿桦值班的时候，一个人去了西单商场。自行车柜台在商场一楼，摆满了各种牌子的新车，永久、凤凰、飞鸽，车架锃亮，车铃清脆，方穆静挑了一辆黑色的永久，六八八大杠，二十六寸，结实耐骑，最适合他这样的高个子。
她把新车骑回家的时候，**楼里的邻居们都出来看。李参谋围着新车转了一圈，啧啧称奇：“凤凰十八型的？小方，这车可不便宜，得一百多块吧？”
“一百六。”方穆静说。
李参谋的嘴张成了一个O型。
方穆静把新车推进屋里，靠墙放着，又把瞿桦那辆旧车推到走廊里，靠在墙角。她站在两辆车之间看了看，一辆锃亮，一辆破烂，像两个不同年代的人并排站在一起，一个穿着新衣服，一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
瞿桦那天晚上回来得很晚。方穆静已经睡了，但没睡踏实，听见钥匙转了两圈的声音之后就睁开了眼。她看见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从走廊里捡回来的那根自行车钥匙——他大概是先在走廊里看见了那辆新车，愣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进来。
“买了辆新车。”方穆静说，从床上坐起来，裹着被子，声音还带着睡意，“你那辆太破了，没法骑了。”
瞿桦在门口站了三秒钟，走进来，蹲下身子，用手摸了摸那辆新车的车架。他的手指从车把摸到车座，从车座摸到后座，从后座摸到挡泥板，像是在检查一件需要他签收的贵重物品。
“多少钱？”他问。
“你不用管。”
“方穆静。”他叫了她的全名，语气不重，但很认真。
方穆静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一百六。”
瞿桦沉默了几秒钟，站起来，走到床边，弯下腰，在她额头上落了一个吻。那个吻很轻，很短暂，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还没看清它的形状就被风吹走了。
方穆静愣了一下。
三年了，这是瞿桦第一次吻她的额头。
以前他们之间的亲密接触都是在黑暗里的、含蓄的、不宣之于口的——他的手握住她的脚，她的脸贴在他的背上，他们在被子底下无声地靠近对方又无声地分开。但额头上的这个吻不一样，它发生在灯光下，发生在他看着她的眼睛的时候，发生在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正在做的时候。
方穆静的眼眶又有了那种湿漉漉的感觉。她飞快地低下头，用手背在眼睛上蹭了一下，假装是刚睡醒揉眼睛。
“睡觉吧。”她说，躺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瞿桦关了灯，窸窸窣窣地脱了衣服，躺到她身边。他的手在黑暗里准确地找到了她的脚，一如既往地覆上去，一扣既往地握紧，一如既往地沉默着不说话。
方穆静把脚在他手心里蜷了一下，像是回应，又像是在问一个问题。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她的手也握住了。
两只手，一只脚，在黑暗里交握在一起，像一些散落的、但终于找到了彼此归属的碎片。
方穆静闭上眼睛，感觉到他的手掌还是温热的，和第一次在新婚夜里握住她的时候一模一样，是一九八七年的温度，也是一九九〇年的温度，大概也会是以后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夜晚的温度。
她忽然觉得，这个温度，她这辈子大概忘不了了。
就像她忘不了父亲搪瓷缸子上那行褪色的红字，忘不了母亲在北大荒的寒夜里脱下来盖在她身上的棉袄，忘不了瞿安第一次喊“妈妈”时整条街都听见的那声嘹亮的呼唤。
这些温度都不一样，但都是暖的。
而方穆静这辈子，就是被这些暖的、温热的、滚烫的东西，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的。
窗外有风，吹得梧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一九九〇年的秋天，北京的梧桐还是绿的。
方穆静把这天晚上的一切都记住了——新车的气味，瞿桦手指的温度，那个落在她额头的、像叶子落在水面上的吻，以及黑暗中交握的手。
她不知道这些记忆会在多少年之后成为她回望这段岁月时的坐标，但她隐约觉得，它们很重要。
重要到她愿意用一生去记住。
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片，在夜风里打着旋儿，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
方穆静在瞿桦的呼吸声里慢慢睡着了。
她的嘴角，挂着一个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浅浅的、安心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