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底饼干盒里的三岁生日
…你确定和你完全无关？”
“我确定。我小时候的照片都在老家，我爸去世后被我姑收着。而且照片上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对男女我也不认识。”
“信上的‘阿默’呢？有人这么叫过你吗？”
“从来没有。”我说，“从小我爸就叫我全名，同学朋友都叫我陈默。连我妈……连我妈都没这么叫过我。”
周律师盯着我看了几秒，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陈先生。”他缓缓开口，“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完全陌生的人，却拥有和你近乎一模一样的人生轨迹？”
我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周律师合上笔记本，“也许那些信和照片，真的是你的。只是你不记得了。”
我被这个假设惊得说不出话。
“失忆？你是说我失忆了？”我几乎要笑出来，“周律师，我二十七岁的人生清清楚楚。小学在哪儿读，初中在哪儿，高中大学，每一段经历我都记得。我没有失忆。”
“不是失忆。”周律师摇头，“是替换。”
询问室的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空调还在吹，但我却觉得闷热。
“替换什么？”
“记忆。”周律师说得很慢，像在斟酌每个字，“或者说，身份。”
他告诉我，三年前他接过一个类似的案子。一个建筑工人被指控**工地材料，警方在他租的平房里搜出一包金饰和几张合影。工人坚称那不是他的东西，可照片上的人分明就是他——只是**、衣着、身边的人都和他记忆中的完全不同。最后查出来，那个工人有个双胞胎兄弟，出生时就被送养，两人长到三十岁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被送养的那个欠了赌债，伪造了身份混进工地，把赃物藏在兄弟床下，打算等风头过了再拿走。
“最后呢？”我问。
“最后真凶抓到了，但那个工人因为包庇罪也判了半年。”周律师说，“血缘关系有时候很麻烦，警方会认为你们串通。”
我消化着这个故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是说，我可能有个双胞胎兄弟？”
“不一定非是双胞胎。”周律师说，“长得像的人很多。现在化妆技术、甚至……整容技术，都能做到以假乱真。”
“可动机呢？他为什么要冒充我？”
“为了你的身份。”周律师指了指我，“云科科技高级算法工程师，年薪四十万，有完整的社保公积金记录，信用良好。这个身份在黑市上能卖不少钱。更不用说，他还能用你的账号**商业机密，再把赃款转走。”
我的后背开始冒冷汗。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现在在哪儿？”
“这就是问题。”周律师站起身，“他既然能伪装成你进入公司作案，说明他对你的行为习惯、工作内容都很了解。可能观察你很久了。现在他得手了，很可能已经离开这座城市，用另一个身份开始新生活。”
“那我怎么办？”我也站起来，“我要怎么证明那些事不是我干的？”
“找到他。”周律师说，“或者，找到能证明你们是两个人的证据。”
警方给了我取保候审的机会，条件是不得离开本市，随时配合调查。从分局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十点，街上行人稀疏。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流划过一道道光的轨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陌生得可怕。
回到公寓时，家里还被翻得一团糟。我蹲在地上，开始一件件收拾。衣服挂回衣柜，书插回书架，地板上的灰尘用抹布擦干净。最后，我坐到沙发上，盯着那个从床底搜出来的纸箱。
饼干盒摆在茶几上。我打开它，再次拿出那沓信。
一共十二封，时间跨度从2008年4月到2009年3月。每封信都不长，内容大同小异：妈妈寄钱了，嘱咐“阿默”好好读书，说自己一切都好。字迹从一开始的工整，到后面越来越潦草。最后一封信里，她写道：“阿默，妈妈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钱放在老地方，你记得去取。别来找我。”
信里提到的“老地方”是哪里？她没有说。
我又拿起那张照片。三岁的孩子，年轻的父母，破旧的院子。我把照
“我确定。我小时候的照片都在老家，我爸去世后被我姑收着。而且照片上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对男女我也不认识。”
“信上的‘阿默’呢？有人这么叫过你吗？”
“从来没有。”我说，“从小我爸就叫我全名，同学朋友都叫我陈默。连我妈……连我妈都没这么叫过我。”
周律师盯着我看了几秒，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陈先生。”他缓缓开口，“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完全陌生的人，却拥有和你近乎一模一样的人生轨迹？”
我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周律师合上笔记本，“也许那些信和照片，真的是你的。只是你不记得了。”
我被这个假设惊得说不出话。
“失忆？你是说我失忆了？”我几乎要笑出来，“周律师，我二十七岁的人生清清楚楚。小学在哪儿读，初中在哪儿，高中大学，每一段经历我都记得。我没有失忆。”
“不是失忆。”周律师摇头，“是替换。”
询问室的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空调还在吹，但我却觉得闷热。
“替换什么？”
“记忆。”周律师说得很慢，像在斟酌每个字，“或者说，身份。”
他告诉我，三年前他接过一个类似的案子。一个建筑工人被指控**工地材料，警方在他租的平房里搜出一包金饰和几张合影。工人坚称那不是他的东西，可照片上的人分明就是他——只是**、衣着、身边的人都和他记忆中的完全不同。最后查出来，那个工人有个双胞胎兄弟，出生时就被送养，两人长到三十岁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被送养的那个欠了赌债，伪造了身份混进工地，把赃物藏在兄弟床下，打算等风头过了再拿走。
“最后呢？”我问。
“最后真凶抓到了，但那个工人因为包庇罪也判了半年。”周律师说，“血缘关系有时候很麻烦，警方会认为你们串通。”
我消化着这个故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是说，我可能有个双胞胎兄弟？”
“不一定非是双胞胎。”周律师说，“长得像的人很多。现在化妆技术、甚至……整容技术，都能做到以假乱真。”
“可动机呢？他为什么要冒充我？”
“为了你的身份。”周律师指了指我，“云科科技高级算法工程师，年薪四十万，有完整的社保公积金记录，信用良好。这个身份在黑市上能卖不少钱。更不用说，他还能用你的账号**商业机密，再把赃款转走。”
我的后背开始冒冷汗。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现在在哪儿？”
“这就是问题。”周律师站起身，“他既然能伪装成你进入公司作案，说明他对你的行为习惯、工作内容都很了解。可能观察你很久了。现在他得手了，很可能已经离开这座城市，用另一个身份开始新生活。”
“那我怎么办？”我也站起来，“我要怎么证明那些事不是我干的？”
“找到他。”周律师说，“或者，找到能证明你们是两个人的证据。”
警方给了我取保候审的机会，条件是不得离开本市，随时配合调查。从分局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十点，街上行人稀疏。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流划过一道道光的轨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陌生得可怕。
回到公寓时，家里还被翻得一团糟。我蹲在地上，开始一件件收拾。衣服挂回衣柜，书插回书架，地板上的灰尘用抹布擦干净。最后，我坐到沙发上，盯着那个从床底搜出来的纸箱。
饼干盒摆在茶几上。我打开它，再次拿出那沓信。
一共十二封，时间跨度从2008年4月到2009年3月。每封信都不长，内容大同小异：妈妈寄钱了，嘱咐“阿默”好好读书，说自己一切都好。字迹从一开始的工整，到后面越来越潦草。最后一封信里，她写道：“阿默，妈妈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钱放在老地方，你记得去取。别来找我。”
信里提到的“老地方”是哪里？她没有说。
我又拿起那张照片。三岁的孩子，年轻的父母，破旧的院子。我把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