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阿芳的一面之缘
一
那年夏天，我二十二岁，刚从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家乡隔壁的一个小镇中学教书。
说是小镇，其实就是一条街从东头走到西头，中间经过一个邮局、两个杂货铺、三个早点摊子。学校的围墙灰扑扑的，操场上的草长得比学生还高。校长姓钱，五十多岁，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着我的派遣证，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初一语文没人带，就你了。”
我点点头，心想只要有个安稳工作就成。
从学校后门出去，沿着一条土路走上十分钟，就是我的住处。那是学校给外地老师安排的宿舍，其实是一户农家院子里腾出来的一间偏房，月租三十块，从工资里扣。院子里住着三户人家，正房住的是李婶一家，东厢房住着卖豆腐的老周两口子，我的偏房紧挨着牲口棚，偶尔会闻到一股牛粪味。
我不在意这些，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周末回一趟家，日子过得简单而寡淡。
认识阿芳，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
那天我去邮局寄信，推门进去时看到柜台前站着一个人。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领口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用一根黑色橡皮筋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碎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上。脚上是一双沾了泥的解放鞋，鞋面上还有一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是自己缝的。她正跟邮局的刘大姐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真的没有吗？你再帮我找找。”
刘大姐翻了一下柜台上那叠厚厚的信件，摇摇头，说：“没有，都在这儿了。”
那个女人的肩膀明显地塌了一下，像是一座勉强撑着的茅草屋顶终于被雨压弯了。她站了几秒钟，把手里的东西往兜里一揣，转身要走。恰好我跟她打了个照面，那是一个说不上好看、但让人过目难忘的脸。颧骨有点高，皮肤黝黑粗糙，像是常年在地里风吹日晒留下的印记。眼角已经有了细纹，看上去三十岁出头，但眼神却像个孩子一样，带着一种脆生生的、不易察觉的期盼——那是一种明知希望渺茫、却还是忍不住要期盼的眼神。
她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不刺鼻，反而有种田野里才有的清冽。
我把信递给刘大姐，随口问了一句：“刚才那位大姐，看着面生，不是镇上的人吧？”
刘大姐撕着邮票，叹了一声气：“谁说不是呢。她是从隔壁县山里嫁过来的，姓什么来着……姓权，叫阿芳，对，就叫阿芳。男人是个泥瓦匠，叫孙德胜，早几年跟人去广东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她三天两头跑来问有没有信，哪有信啊，人家一去不复返的，谁还会写信回来。”
“那她还一直等？”
“不等能咋的？”刘大姐把邮票压平，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惯了人间悲欢的麻木，“一个人带着个闺女，自个儿种两亩地，男人走的时候孩子才一岁，现在都五岁多了。你说她不等，她还能怎么着？改嫁？带着个拖油瓶谁要？把娃扔了？她又不是那种人。”
我把信投进邮筒，走出了邮局。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飘雨，细细密密的，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粗盐。我站在台阶上犹豫要不要冲回去，抬头看到一个身影蹲在邮局的墙根底下。是阿芳，她没有走。她蹲在那里，也不管地上的泥水洇湿了裤腿，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展开来细细地看着。雨丝落在她那张纸上，她赶紧用手遮住，往怀里护了护，那个动作小心得像在护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离她三四米远，看不清纸上是什么。但我猜，大概是一封信，或者是照片之类的东西。雨水顺着她的碎发往下淌，她把那张纸贴在胸口，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个被全世界遗弃了的孩子。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局促也没有羞涩，只是平静地、坦然地让我知道——她在等人，她等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再来信了，但她还是要等。那种平静比哭喊更让人心里发紧。
我想跟她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是冲她
那年夏天，我二十二岁，刚从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家乡隔壁的一个小镇中学教书。
说是小镇，其实就是一条街从东头走到西头，中间经过一个邮局、两个杂货铺、三个早点摊子。学校的围墙灰扑扑的，操场上的草长得比学生还高。校长姓钱，五十多岁，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着我的派遣证，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初一语文没人带，就你了。”
我点点头，心想只要有个安稳工作就成。
从学校后门出去，沿着一条土路走上十分钟，就是我的住处。那是学校给外地老师安排的宿舍，其实是一户农家院子里腾出来的一间偏房，月租三十块，从工资里扣。院子里住着三户人家，正房住的是李婶一家，东厢房住着卖豆腐的老周两口子，我的偏房紧挨着牲口棚，偶尔会闻到一股牛粪味。
我不在意这些，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周末回一趟家，日子过得简单而寡淡。
认识阿芳，是在一个雨天的午后。
那天我去邮局寄信，推门进去时看到柜台前站着一个人。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领口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用一根黑色橡皮筋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碎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上。脚上是一双沾了泥的解放鞋，鞋面上还有一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像是自己缝的。她正跟邮局的刘大姐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真的没有吗？你再帮我找找。”
刘大姐翻了一下柜台上那叠厚厚的信件，摇摇头，说：“没有，都在这儿了。”
那个女人的肩膀明显地塌了一下，像是一座勉强撑着的茅草屋顶终于被雨压弯了。她站了几秒钟，把手里的东西往兜里一揣，转身要走。恰好我跟她打了个照面，那是一个说不上好看、但让人过目难忘的脸。颧骨有点高，皮肤黝黑粗糙，像是常年在地里风吹日晒留下的印记。眼角已经有了细纹，看上去三十岁出头，但眼神却像个孩子一样，带着一种脆生生的、不易察觉的期盼——那是一种明知希望渺茫、却还是忍不住要期盼的眼神。
她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不刺鼻，反而有种田野里才有的清冽。
我把信递给刘大姐，随口问了一句：“刚才那位大姐，看着面生，不是镇上的人吧？”
刘大姐撕着邮票，叹了一声气：“谁说不是呢。她是从隔壁县山里嫁过来的，姓什么来着……姓权，叫阿芳，对，就叫阿芳。男人是个泥瓦匠，叫孙德胜，早几年跟人去广东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她三天两头跑来问有没有信，哪有信啊，人家一去不复返的，谁还会写信回来。”
“那她还一直等？”
“不等能咋的？”刘大姐把邮票压平，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惯了人间悲欢的麻木，“一个人带着个闺女，自个儿种两亩地，男人走的时候孩子才一岁，现在都五岁多了。你说她不等，她还能怎么着？改嫁？带着个拖油瓶谁要？把娃扔了？她又不是那种人。”
我把信投进邮筒，走出了邮局。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飘雨，细细密密的，像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粗盐。我站在台阶上犹豫要不要冲回去，抬头看到一个身影蹲在邮局的墙根底下。是阿芳，她没有走。她蹲在那里，也不管地上的泥水洇湿了裤腿，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展开来细细地看着。雨丝落在她那张纸上，她赶紧用手遮住，往怀里护了护，那个动作小心得像在护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离她三四米远，看不清纸上是什么。但我猜，大概是一封信，或者是照片之类的东西。雨水顺着她的碎发往下淌，她把那张纸贴在胸口，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个被全世界遗弃了的孩子。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局促也没有羞涩，只是平静地、坦然地让我知道——她在等人，她等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再来信了，但她还是要等。那种平静比哭喊更让人心里发紧。
我想跟她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是冲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