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我在诸暨从野狗开始的发财史

我像条野狗------------------------------------------。。，我身上一共还剩四块钱。四块钱什么概念？在大唐镇上，一碗最便宜的青菜面要两块五。我买了一个五毛钱的馒头，掰成三份，早中晚各吃一份。。天刚擦黑，我蹲在田埂上等了半小时，等种菜的老头挑着担子走远了，才猫着腰摸进去。萝卜缨子攥在手里，使劲一拔，带出一截还没长成的青萝卜，比我大拇指粗不了多少。，张嘴就咬。。发苦。萝卜皮上的泥硌在牙齿缝里，沙沙响。，吞下去了。。十九岁，贵州毕节人，在大唐一家袜厂做挡车工学徒。说是挡车工，其实就是杂工，上料、搬货、扫地，机器坏了还得钻进去掏废棉。十二个小时两班倒，白班早八点到晚八点，夜班反过来。半个月倒一次班，倒班那天等于连上十八个小时。，压两个月才发。。。累我认了。贵州出来的娃，什么苦没吃过？家里五亩旱地，从小学开始我就背苞谷，一背篓七八十斤，从山脚背到山顶，一天三趟。。，比我大两岁，也是贵州人。大方的。我们在来诸暨的大巴车上认识的。她坐我旁边，晕车，吐了一路，我把仅剩的半瓶水给她漱口。就这样认识了。，我们一起进了同一家袜厂。她长得不好看。脸盘子宽，鼻梁塌，皮肤黑，额头上还有一片青春痘落下的疤。但她的手很巧，上机三天就能独立挡四台袜机，不像我，笨手笨脚，老是出错。，叫阿珍，跟她一起来的。阿珍是那种你一眼就会记住的姑娘，眼睛大，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说话声音软软的，跟山泉水一样。车间的男人都爱跟她搭话。我也偷偷看过她很多次。很多次。但从没敢跟她说过一句话。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看一眼她的眼睛，喉咙就发干，耳朵根就烧。如果她主动跟我说话，我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何小琴就是那时候开始接近我的。
她给我带早饭，自己蒸的馒头夹咸菜。她帮我洗工服，被机油和汗渍浸透的衣服，被她洗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在我床头。她晚上下了夜班，还跑到白班车间来等我，说要跟我一起走回出租屋。
其实就十分钟的路。
我不傻。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但我就是……装不知道。有时候她靠得近了，我会不动声色地挪开半步。她抬头看我的时候，我会把目光转开。
“你是不是嫌我丑？”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
路灯坏了，巷子里很黑。看不清她的表情。
“没有没有。”我赶紧说。
“那你为啥都不看我？”
“我……我累得很。”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一声，说：“那你早点睡。”
那是我们之间唯一一次差点捅破窗户纸。但被我躲过去了。
我现在想起来，如果那天晚上我拉住她，如果我说一句“没有，你不丑”，后来的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但没有如果。
那一年的大唐，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人。安徽的、***、四川的、贵州的。大家操着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在袜机的轰鸣声里拼命挣钱。袜机一响，黄金万两——这话是大唐本地老板们挂在嘴边的。
但对我们这些打工仔来说，袜机一响，只是汗水和双脚的赌注。
挡车工的活，外人看着好像不累，不就是走来走去翻翻袜子吗？你站十二个小时试试。一个班十二个小时，脚底板先是疼，疼到后来就麻了，麻到后来连麻都感觉不到了，好像那两只脚不是自己的，是两根木头棍子戳在地上。袜子从机器里出来，你要不停地翻看有没有漏针、有没有跳线，眼睛一直盯着，盯久了又干又涩，感觉眼珠子都不会转了。换针的时候手要快，慢了机器就停久了，组长过来就骂人。最要命的是胃。吃饭从来没个准点，机器不停人不歇，永远在车间里随便扒几口了事。那车间里的棉絮飘得到处都是，落在饭盒里，吃进去也不知道。胃里老是隐隐作痛，一阵一阵地抽，像有人拿手在拧你的胃。
就是这样，你也得走。不停地走。在两排袜机之间来回走。走到脚底板起泡，起茧，茧子磨破了再长新的。
车间里只有几个摇头扇，扇出来的风是热的，裹着棉絮和机油的味道。干一天下来，鼻子里全是黑乎乎的。
但你得忍。
到处都得忍。
但有些人不用忍。
那个人姓钟，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都叫他钟老板。他开一个小破五金作坊，就在我们袜厂隔壁，专门做袜机配件。他大概五十出头，秃顶，肚子大得像是怀了六个月。一口诸暨本地话，抽烟永远只抽大红鹰，最便宜那种。
他那辆破面包车比他还老，发动的时候整个车身都在抖，冒黑烟。
可他每次开到厂门口，那些本地老板还是会递烟给他，叫他一声“钟总”。
就因为他有个作坊。就因为他是个“老板”。
哪怕那个作坊只有两个工人。哪怕他穷得连烟都快抽不起了。
我第一次看见何小琴上他车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天下小雨，我刚下班，站在厂门口屋檐下避雨。那辆破面包车“突突突”地开过来，停下来。副驾驶的门开了，何小琴钻了进去。
我以为她是搭便车去买东西。
我喊了一声：“小琴！”
车窗摇下来，她探出头，表情很平静：“我去街上买点东西，你先回吧。”
面包车突突突地开走了。尾灯在雨雾里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很快消失了。
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我跟自己说，别多想，就是顺路。
后来，她又上了几次。
后来，车间里开始有人嚼舌根了。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老乡……跟隔壁钟老板……”
“别瞎说。”我打断他。
“啥瞎说？我都亲眼看见了。”
我转身走开，不听了。
但我开始留意她。
她开始化妆了。眉毛画得歪歪扭扭的，嘴上涂了十块钱一支的口红。她开始在电话里说诸暨话的腔调，虽然是刻意学的那种。她的工位上开始出现一些以前不会有的东西——一包话梅，一瓶可乐，一双新的塑料凉鞋。
都是小东西。
但我都知道。
我们住得不远。她那间出租屋的窗户，对着巷子。
有一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那条巷子里。我在她的窗户下面站了很久。窗帘是拉上的，橘**的灯光透出来。电视的声音很响，是本地的戏曲频道。
我站了可能有半个小时。蚊子咬了我一腿的包。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站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想看到什么，或者不想看到什么。
第二天上班，她照常给我带了早饭。
“吃了吗？”她把馒头递过来。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怎么了？”她看我。
“没怎么。”我把馒头掰开，里面夹的是炒鸡蛋。鸡蛋贵，她平时只夹咸菜的。
那天晚上下班，我在厂门口堵住了她。
“你是不是跟那个姓钟的……”
话说一半，我卡住了。我不知道怎么问。
她看着我的眼睛，很平静：“他对我挺好的。”
“他都可以当**了。”我说。声音干巴巴的，像砂纸磨在木头上。
她笑了一下。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意思的笑。
“他给我买衣服。”她说，“带我去吃饭。带我去KTV唱歌。”
KTV？那种地方，我一直觉得离我特别远。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她忽然问我。
“我没有。”
“你就有。你一直都看不起我。你觉得我丑，我不要脸。”
她说得又快又急，嘴唇有点发抖。
“我没……”
“你有！”她声音突然拔高了，然后又落下来，“算了。”
她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脚像钉在地上一样。
那几天，袜机的声音特别刺耳。每一台机器都在嗡嗡地响，震得太阳穴突突地跳。我在机器之间走来走去，脚底板疼得像踩在钉板上，走一步疼一下。胃也开始疼，一阵一阵地抽，不知道是饿的还是气的。眼前的一排排袜机，忽然变得特别远，怎么走都走不到头。
后来就是那个早晨。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晨。
大概是五点多，天还没亮透，我的手机响了。摩托罗拉998，二手市场三百块买的，平时基本没人给我打电话。
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路远。”
是她的声音。软塌塌的，像刚睡醒。
“咋了？”
沉默了几秒。
“我……我昨晚在他家过的夜。”
她家。
哪个他。
我心里其实已经知道了。但脑子就是不愿意承认。
“你在谁家？”
“钟老板。”
那三个字像三颗钉子，一颗一颗钉进我的耳膜里。
我握着手机，说不出话。
电话那头有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她的声音，又轻又飘：“他对我挺好的，真的。”
还是那句话。
“他有没有……”我终于开口，“他对你做啥了吗？”
“没有。”她很快回答，“他就是摸了摸我。”
就是摸了摸。
天刚蒙蒙亮，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单独在一个房间待了一晚上。他说只是摸了摸。
我应该信吗？
我不信。
“你信不信我？”她问。
我没回答。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你从来都没信过我。”
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床边，把手机攥得手心全是汗。窗外，大唐镇开始醒了。有人在楼下生炉子，煤烟味飘进来。远处隐约能听到袜机的轰鸣声，一天都没有停过。
我坐了整整两个小时。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找了那个姓钟的。
不是去打他。不是去骂他。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去找他。也许就是想看看他。
他的五金作坊就在隔壁。我走到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他正蹲在地上点货，秃顶的脑袋油光发亮。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背心，肚子从背心下沿露出来。地上散落着一些铁疙瘩。他嘴里叼着烟，眯着眼，哼着越剧。
一个穷老板。
一个开破面包车、抽大红鹰、作坊里只有两个工人的穷老板。
但他是个“老板”。
就这一个头衔，就够了。
他抬头看见我，叼着烟问：“做啥？”
我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我找到车间主任，说我不干了。
“工资不要了？再干半个月就能结了。”
“不要了。”
我把东西收进一个蛇皮袋，离开了那家工厂。
我没有目的。我就是想走。想离开那里。
我去了一家小旅馆，大通铺，四块钱一晚。一个房间里挤了十几张床，住的都是找活干的农民工。脚臭味、烟味、劣质白酒的味道混在一起。床单上印着不知名的污渍，枕头里的棉絮结成硬块。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每天只吃一顿饭，一碗素面，一块五。其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那些发黄的污渍和剥落的墙皮。看久了，污渍会变成各种形状。有时候像狗，有时候像树，有时候像一个人的脸。
她的脸。
那个长得不好看的、额头有疤的姑娘。
我回忆起很多关于她的事。她给我洗衣服的时候，会把扣子重新缝一遍，怕掉了。她给我带的馒头，永远用干净的纱布包着。她下了夜班，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要绕到白班车间等我一起走。
她问我是不是嫌她丑的时候，我转了头。
我转了头。
这个画面在我脑子里反复地放。一遍又一遍。
一个月后，钱花完了。
我被旅馆赶了出来。
无处可去。真的无处可去。那时候的大唐，我谁也不认识。能联系的人只有何小琴和阿珍。但阿珍换厂了，手机号也换了。何小琴……我不可能去找她。
我睡过桥洞。
大唐镇边上有条河，河上有座老桥。桥下面有一块干的地方，铺着别人丢弃的硬纸板。我把蛇皮袋垫在底下，裹着外套躺下去。头上的桥板不断有车压过，轰隆隆地响，震得耳膜发麻。
秋天的后半夜冷得要命。风从桥洞里灌过去，冰碴子一样刮在脸上。我蜷成一团，把能穿的衣服全穿在身上，还是止不住地打哆嗦。牙齿磕得咯咯响。
睡不着。
睡不着就想。
想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想何小琴。想那个姓钟的秃顶胖子。
他凭什么？
他长得比我好看吗？没有。他比我有钱吗？也许，但肯定不多。他比我更懂女人吗？也许。但他能给的，无非就是一台VCD、几件新衣服、一顿饭店的饭。
就这些东西，就能让一个人上他的车。在他家**。
我躺在桥洞里，把手伸进衣服最里层，摸出那张***。里面还有四十二块钱。那是我的全部。四十二块钱和一颗被反复扎了又扎的心。
那几天，我又偷过东西。
萝卜。还是那片菜地。这次我偷了两个，一大一小。大的当时吃，小的留着明天吃。
我没洗。泥土混着萝卜皮的涩味，吃得我满嘴泥腥味。萝卜茎叶扎在喉咙里，扎得我想吐。但我硬吞了下去。
我不能吐。吐了就白吃了。
我像条野狗一样，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啃着从地里偷来的东西。
三天后，桥洞里也待不下去了。
不是被赶走。是身体受不了了。那三天下来，我感觉自己的骨头缝里都灌进了寒气。关节疼。腰疼。浑身僵硬。再待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站起来。
**天早上，我从桥洞里爬出来。
在河边的公共厕所洗了把脸。水**的水冰得刺骨，我把脸浸在里面，直到整张脸都麻木了才抬起来。
镜子里的人，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脸颊陷进去了，颧骨高高凸起。嘴唇干裂，起了白皮。眼睛凹在眼眶里，浑浊，没有光。
十九岁。
一个十九岁的人，看起来像个四十岁的流浪汉。
我扶着洗手池站了很久。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对自己说：陈路远，从今天开始，你什么都不想了。不去想她，不去想那个姓钟的，不去想你多穷、多没用、多窝囊。
你就做一件事。
活下去。
我找了一家新袜厂，规模大一点的那种，包吃包住。这次我没挑活，什么都干。打包、装车、搬运、扫地。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有时候加班到十四个小时。但我再也不说累了。
因为我知道，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外面劳务市场等着活干的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
身体上的苦，能解心里的毒。
两个月后，快过年了。
我没有回家。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厂里过年赶工，工资翻倍，走不开。我妈在电话那头说“要注意身体”，声音有点哑。我说“嗯”，就挂了。
年三十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宿舍。
宿舍的人都**了。八个床位，就我一个人。外面在放鞭炮，烟花把窗户炸得一亮一亮的。我买了一瓶三块钱的白酒，一包花生米，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窗户外面被烟花染成彩色的天空。
喝第一口酒的时候，我眼泪就下来了。
不是难过。是那酒太辣。
我把酒吞下去，又灌了一口。喉咙烧起来，胸口烧起来，烧着烧着，整个人就暖和了。
我对着空气举起酒瓶。
“新年快乐，陈路远。”
没有人回答我。
烟花炸开的声音像打雷，灌满了整间空荡荡的宿舍。
我又灌了一口酒。然后躺下来，闭上眼睛。
明天是新的一年。
明天，我会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