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陈桂香的理发店------------------------------------------，去陈桂香的店里理了个发。。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路过巷子中段，看见那块白底红字的招牌——“桂香理发”，红字褪成了粉色，招牌的边角被雨水洇出了一圈黄渍。门口挂着一串塑料珠子编的门帘，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有人在小声鼓掌。门帘后面隐约能看到一个胖胖的身影正仰着头往嘴里倒什么，大约是茶。，摸了摸自己快遮住耳朵的头发，掀开帘子走了进去。，十来个平方的样子，只摆得下一张理发椅和一个洗头池。理发椅是那种老式的铸铁椅子，扶手磨得发亮，坐垫上铺了一条毛巾，毛巾洗得起了毛边。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镜面有几道划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样不深不浅地刻在那里。镜子旁边贴着一张过塑的价目表，上面的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字迹圆滚滚的——“单剪十五，洗剪二十，染发五十起。哟！新来的！”陈桂香从理发椅上弹起来，动作快得跟她的体型完全不符，“来来来，坐坐坐！”，从挂钩上扯下一条围布，啪地一抖，围在我脖子上。围布是深蓝色的，有一股洗衣皂的气味，干干净净的，让人觉得安心。“怎么剪？”她站在我身后，对着镜子里的我问。“短一点就行。短一点是多短？就……看着办吧。”，那眼神分明在说“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但她没有追问，拿起梳子和剪刀，开始在我头上动工。，碎头发从耳边落下来，掉在围布上，再滑到地上。陈桂香干活的时候嘴是不停的，这跟她在蔡爹摊前聊天是一个风格，区别只在于此刻她手里多了一把剪刀，所以说到激动处剪刀就会在空中停顿一下，然后再继续咔嚓。“你这头发多久没剪了？发尾都开叉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一个个都不讲究，我们年轻那会儿，进趟城理个发那是多大的事，得穿的确良衬衫，还得抹点头油。”她一边剪一边说，声音就在我头顶上方，嗡嗡的，像一只热情的蜜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画画。”
“画画？”她的剪刀停了一下，“画什么画？油画？国画？”
“以前在游戏公司画人物。”
“游戏公司！”她的声调拔高了半度，“那挣得不少吧？怎么搬到这儿来了？”
我没有立刻回答。
镜子里的我围着蓝色的围布，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额头上落了几根碎发，看起来有点滑稽。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了想，说：“辞职了。”
陈桂香的手没停，但她的语气变了，从八卦变成了某种更温和的东西：“哦，辞了啊。”
她没有追问为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年轻人不要冲动”之类的屁话。她就那么“哦”了一声，然后继续咔嚓咔嚓地剪。那个“哦”里面有一种奇异的理解，好像“辞职”这件事在她看来跟“今天下雨了”一样，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评价，只需要知道就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陈桂香的儿子——不对，是她妹妹的儿子，她养大的那个男孩——去年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干了三个月就辞职了，说要回桐花巷开奶茶店。陈桂香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男孩还是走了，去了成都，在一家青旅当前台，偶尔发几张照片回来，照片里永远笑得很灿烂，但陈桂香说那都是装的。
“你们这些年轻人，”她忽然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辞职就辞职吧，又不是天塌了。”
我不知道她在对我说还是在对另一个不在场的人说。
剪刀继续在我头上走，我觉得她剪得很慢，不像外面那些连锁理发店里的小哥小妹，十五分钟一个头，流水线一样的节奏。她剪得仔细，时不时退后一步歪着头端详一下，像在打量一件正在成型的作品。阳光从门口斜进来，落在满地碎发上，泛出一种微微的金色。塑料门帘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哗啦，哗啦，像时间的节拍器。
“你是哪儿人？”她问。
“本地的。”
“本地哪儿的？”
“城北。”
“城北啊，”她的语气里多了一丝我分辨不出的意味，“城北这几年拆得厉害吧？我们这边也说要拆，说了好几年了。巷口那个吴老二，就是卖烟的，他家墙上写了个‘拆’字写了三年了，到现在也没拆成。倒是他老婆因为这个事跟他离了婚——说他不趁着拆迁款下来之前买房，错过了时机。你说这算什么理由？”
她的话跳跃性极大，从城北跳到拆迁，从拆迁跳到吴老二离婚，中间毫无过渡，像一条在乱石滩上弹跳的溪流。但我并不觉得费劲，反而觉得挺有意思——这个人说话不需要你回应，她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只需要坐在那里听就行了。
“吴老二他老婆叫周美凤，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我跟你说，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就嫌桐花巷穷，回娘家都不好意思说婆家在哪儿。后来一听说要拆迁，立马变了个嘴脸，到处跟人说自己要成***了，请客请了好几桌。结果三年了没拆成，她脸往哪搁？就离了。”
陈桂香说到“就离了”三个字的时候，剪刀在空中猛地一合，发出清脆的“咔嚓”一声，像是给这个故事判了个句号。
“不过话说回来，”她弯下腰，开始修剪我后脑勺的碎发，声音凑得近了，带着一股浓茶的味道，“这巷子到拆拆不拆，谁也不知道。开发商来过好几拨了，测量也测了好几回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有人说是因为巷口那棵梧桐树，说是古树，不能砍，开发商嫌碍事就拖着。也有人说是因为蔡爹——”
她忽然停住了。
剪刀悬在半空中，像一只突然收住翅膀的鸟。
“蔡爹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把剪刀换到另一只手上，语气恢复了常态，“我瞎说的。反正拆不拆的也不是我们说了算，过一天算一天呗。”
她转移了话题，开始跟我讲巷子里哪家饭店便宜又好吃，哪家超市的鸡蛋比外面便宜两毛，哪家的狗半夜老叫唤扰民。她说得事无巨细，像在给我做一份桐花巷生存指南。我听着，偶尔应一声，大多数时候只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点一点变得清爽利落。
理完发，她拿一块海绵在我脖子上蹭了蹭，蹭掉那些扎人的碎发。海绵是湿的，凉凉的，贴着皮肤的那一下让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她哈哈笑起来，说我一个大男人还怕*。
“多少钱？”我掏出手机准备扫码。
“十五。”
我扫了墙上贴的二维码，付了钱。出门的时候她追出来喊了一句：“哎！你头发长得快，一个月就得剪一次，别等长成野人了再来！”
我回头应了一声好。她就站在门口，一手叉着腰，一手举着那把剪刀，碎花的上衣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身后那块褪了色的招牌在风中轻轻晃了一下，发出细微的铁皮摩擦声。
走出去几步之后，我忽然想起她刚才没说完的那半句话——“也有人说是因为蔡爹”。
蔡爹跟拆迁有什么关系？
一个在巷口修鞋的老人，能影响到一条巷子的拆迁？
我回头看了一眼巷口的方向。梧桐树还在，蔡爹还在，他坐在树下，背对着我，蓝布褂子的肩头被午后的阳光照得发白。他的身影在巨大的树冠下显得很小，像一个被时间缩了水的人。
我摇了摇头，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