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眉山------------------------------------------。，不是指它的城墙矮、街道窄，而是指它的一切都是缓慢的、安详的、自足的。城外的岷江水流了千百年，不急不慢，像一条墨绿色的绸带，把这座小城轻轻地裹在怀里。城里的老榕树比所有的房子都高，垂下的枝条像老人的胡须，在风里慢慢地摇晃。街上的人走路也慢，说话也慢，连卖豆腐脑的吆喝声都拖得长长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母亲程氏教他们兄弟读书的时候，苏轼总是坐不住，读不了几行就要站起来，要么去院子里捉虫子，要么趴在窗台上看天上的云，要么就转过头来对着苏辙做鬼脸。苏辙不理他，低着头一页一页地读，读完了还要翻回去再读一遍，直到确定自己真正懂了为止。“同叔，”苏轼有一次趴在桌子上，歪着头看他，“你怎么能坐这么久？你不觉得**疼吗？不觉得。你骗人。你看你的眉毛都皱成一条虫了。”。苏轼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你上当了！你上当了！”他拍着桌子喊，“根本没有虫，我就是想看你摸眉毛的样子！”，嘴角却忍不住微微翘起来。。他总是这样，永远在动，永远在笑，永远在想方设法地把这个世界变得有趣一点。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把光和热带到哪里。而苏辙，更像是水。火是热烈的、张扬的、不可遏制的；水是沉静的、内敛的、深不可测的。他们兄弟俩，一个是火，一个是水，水火不相容——可偏偏在他们身上，火与水找到了某种奇异的平衡。。“和仲像他父亲，”她有一次对苏辙说，“性急，好动，心思活泛。你像我，沉得住气。”。他知道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隐隐的担忧。父亲苏洵年轻时也是个性急的人，好游历，好交游，好议论天下大事，二十五岁之前“不知书”——这是他自己后来在墓志铭里写的，虽然苏辙觉得这多少有些夸张。后来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忽然发了狠读书，读得昏天黑地，读得一肚子学问，读得两个儿子都跟上了他的脚步。但那种性急的脾气，多少还是留了下来。。
不是担心他不成才——恰恰相反，母亲比谁都清楚苏轼的才华。她担心的是，这团火烧得太旺了，总有一天会烧到自己。
苏辙那时候还不完全明白母亲的意思。但他记住了。
苏轼七岁那年开始读书，先生是个姓刘的老头儿，教的是《诗经》和《论语》。刘先生教书的法子很老派：先让学生把文章背下来，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讲解。苏轼背书的速度快得惊人，一篇文章读三五遍就能背，背完了就开始在下面搞小动作。刘先生拿他没办法，罚他站墙角，他就站在墙角里继续搞小动作——这次是在墙上画画，用指甲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鸡。
“苏轼！”刘先生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你在干什么？”
“先生，我在刻鸡。”
“刻鸡？我让你背的《关雎》你背了吗？”
“背了呀。关关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苏轼摇头晃脑地背完，笑嘻嘻地说，“先生，窈窕淑女长什么样？”
刘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
苏辙坐在旁边，低着头，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但他的耳朵竖得高高的，嘴角又忍不住翘了起来。
后来刘先生走了，换了一个姓王的先生。王先生比刘先生严厉得多，也古板得多。他讲课的时候不许学生有任何动静，连咳嗽都不行。苏轼这下可遭了罪，每天坐得腰酸背痛，回来就跟苏辙抱怨。
“同叔，你说读书为什么要坐着？站着不行吗？躺着不行吗？倒立着不行吗？”
“倒立着怎么读书？”
“怎么不行？我试过，字是倒过来的，但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苏辙无语地看着他。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苏轼说，“好像我疯了一样。”
“你不是疯，你是不安分。”
“不安分有什么不好？这世界太安分了，安分得像一潭死水。总要有人往里面扔一块石头吧？”
苏辙想了想，说：“那你扔吧。我在岸上看着。”
苏轼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一把搂住苏辙的肩膀，说：“好！你在岸上看着！万一我掉进水里了，你得拉我上来。”
“我不会游泳。”
“那你就去找人救我。”
“找谁？”
“找谁都行。反正你不能不管我。”
苏辙被他搂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不会不管你。”
这是他们之间最早的约定。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约定需要用一辈子来兑现。
父亲苏洵在家里的时间不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游历，结交朋友，拜访名师，偶尔回一趟家，带回来一些奇怪的东西——一块形状像山的石头，一幅不知道谁画的字，或者一本破破烂烂的古书。
但每次回来，他都会检查两个儿子的功课。
苏洵检查功课的方式很特别。他不要求他们背书，也不要求他们写文章，而是让他们站在面前，随便讲一个道理。
“讲什么都行，”他说，“但要讲清楚。”
苏轼总是第一个开口。他讲起来滔滔不绝，从《诗经》里的鸟讲到《易经》里的龙，从周公的礼乐讲到孔子的仁义，讲得天花乱坠，讲得满屋子都是他的声音。苏洵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听，偶尔点一下头，偶尔皱一下眉。
轮到苏辙的时候，他讲得简短得多。他不太会像哥哥那样把一件事铺展开来，翻来覆去地说，他更习惯于把道理浓缩成几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苏洵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
“和仲的文章，将来必在天上。同叔的文章，将来必在地上。”
苏辙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看了看苏轼，苏轼也看了看他。
“父亲，”苏轼问，“天上的文章好，还是地上的文章好？”
苏洵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了笑，那笑容里有骄傲，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很多年以后，苏辙才明白父亲那句话的意思。天上的文章，是飞的，是自由的，是不受任何束缚的，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多高就多高。地上的文章，是稳的，是扎实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它不会飞，但永远不会坠落。
苏轼是天上的。
他是地上的。
他们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地上走。天上的人看得远，但容易摔下来；地上的人走得慢，但从不跌倒。
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母亲程氏教他们读书的时间比父亲更长。她教的是《后汉书》，尤其是《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末年的人，正直敢言，得罪了宦官，被下狱处死。临刑前，他告别母亲，说：“母亲，儿子不能尽孝了，请母亲不要太过悲伤。”
他的母亲说：“你如今能够与李膺、杜密这样的忠臣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憾呢？既有清名，又想长寿，哪能两全？”
每次读到这一段，程氏都会停下来，看着两个儿子。
“你们将来要是做了官，也要像范滂一样，做一个正直的人。”
苏轼站起来，认真地说：“母亲，我要是做了范滂，您愿意做范滂的母亲吗？”
程氏笑了笑，说：“你要能做范滂，我怎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
苏辙坐在旁边，看着母亲和哥哥的对话，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觉得母亲的笑容里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不是刚强的、激烈的，而是柔韧的、绵长的，像岷江的水，表面上波澜不惊，底下却深不可测。
很多年以后，当他回想起这个场景，他才真正理解了那种力量。
那是母亲留给他们的遗产。
---
嘉祐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苏辙在院子里看书，苏轼从外面跑进来，满脸兴奋。
“子由！子由！你快来！”
“怎么了？”
“江边来了一个人！一个很奇怪的人！”
“什么奇怪的人？”
“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苏轼拉着苏辙的手就往外跑。苏辙被他拽得踉踉跄跄，手里的书都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苏轼已经把他拖出了院门。
他们跑过纱縠行的老街，跑过城门洞，跑过江边的石阶，一直跑到岷江边上。
江边停着一艘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中年人。那人身材不高，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袍子，头发有些散乱，手里拿着一根竹竿，正在钓鱼。
但他钓鱼的方式很奇怪。他不看水面，而是仰着头看天，嘴里还念念有词，像是在跟什么人说话。
“看到了吧？”苏轼压低声音说，“奇怪吧？”
苏辙没有说话。他打量着那个人，觉得他确实有些古怪，但那种古怪并不让人害怕，反而让人好奇。
那个人忽然转过头来，看见了他们。
“你们两个小鬼，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他的声音很大，像打雷一样，但语气里没有恶意。苏轼一点也不怕，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
“先生，您在钓鱼吗？”
“废话，手里拿着鱼竿，不是在钓鱼是在干什么？”
“可是您都不看水面，怎么知道鱼上钩了？”
“鱼上钩了鱼竿会动，用眼睛看什么？”
苏轼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又问：“那您刚才仰着头在看什么？”
“看天。”
“天有什么好看的？”
“天不好看吗？”那人反问道，“你看看这天，多蓝。再看看这云，多白。再看看这江水，多绿。你小小年纪，怎么连好看的东西都看不出来？”
苏轼被他说得一愣，然后笑了起来。
“先生说得对。天确实好看。”
那人看了苏轼一眼，目光忽然变得认真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苏轼，字子瞻。”
“苏洵的儿子？”
“您认识我父亲？”
“听说过。”那人把鱼竿放下，上下打量着苏轼，又看了看站在后面的苏辙，“这是你弟弟？”
“是，我弟弟苏辙，字子由。”
“苏辙，子由……”那人念叨了两遍，忽然笑了，“好名字。轼是车上的扶手，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扶手在前，痕迹在后。你父亲给你们取这两个名字，是有用意的。”
苏辙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自己和哥哥的名字。
“先生，”他忍不住开口了，“您能说得更明白些吗？”
那人看了看他，目光里多了几分审视。
“你倒是个爱问的。”他说，“轼是车子上最显眼的东西，没有它，车子就不完整，但它的作用只是装饰。辙就不同了，辙是车轮碾过之后留下的痕迹，车翻了，辙还在。车毁人亡，辙也不会受牵连。”
他顿了顿，又说：“你父亲希望你的哥哥做个有用的人，但不要太显眼。希望你做个低调的人，平平安安一辈子。”
苏辙听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个人说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但一经说出，又觉得确实如此。父亲给他们取名字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想过这些？还是这个人随口编出来的？
“先生，”苏轼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那人笑了笑，“我叫张易简。”
“张先生，”苏轼说，“您是不是很有学问？”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您说话的样子很有学问。”
张易简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孩子，嘴倒是甜。好，我告诉你，我的学问不大，但我认识一个人，学问很大。”
“谁？”
“姓范，名仲淹。”
苏辙和苏轼对视了一眼。他们听说过这个名字。范仲淹，那是当朝的名臣，因为直言进谏被贬了官，但天下人都敬重他。
“你们想不想将来去见见这个人？”张易简问。
“想！”苏轼毫不犹豫地说。
苏辙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张易简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看不透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狡黠，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更辽远的东西，像岷江尽头的海。
“先生，”苏辙慢慢地说，“您是从汴京来的吗？”
张易简的笑容停了一瞬。
“你猜到了？”
“您说话的口音不像本地人，而且您提到了范仲淹。眉山的人很少提范仲淹。”
张易简认真地看着苏辙，目光里的审视变成了欣赏。
“你比你哥哥还细心。”他说，“不错，我从汴京来。但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我是来找人的。”
“找谁？”
“找你们父亲。”
“找我父亲？”苏轼惊讶地问，“为什么？”
张易简没有回答。他重新拿起鱼竿，把鱼线甩进水里，然后仰起头，看着天。
“你们回去吧，”他说，“告诉你们父亲，说有个姓张的故人，在江边等他。”
苏辙和苏轼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苏洵。苏洵听了，脸色变了一变——那种变化很微妙，如果不是苏辙一直在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
“他说他姓张？”苏洵问。
“是，张易简。”
苏洵沉默了很久。
“父亲，”苏轼忍不住问，“他是什么人？”
“他……”苏洵犹豫了一下，“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很多年没见了。”
“那您去见他吗？”
“见。”苏洵站起来，整了整衣冠，“你们在家里等着。”
那天晚上，苏洵很晚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种苏辙从未见过的光——那是一种被点燃的光，像是黑暗中忽然亮起的一盏灯。
“父亲，”苏辙小心翼翼地问，“张先生跟您说了什么？”
苏洵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苏辙终生难忘的话。
“他说，天下将变。你们兄弟，生在了对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