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替人“说和”的，被告了

挂了电话，看都不看我，“三天，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办事。”
人群散了。
我走回家，路过村口小卖部，老板娘探出头：“小江，没事吧？”
我摆摆手，没说话。
回到家，我换了身干衣服，从堂屋柜子里翻出那个旧木箱。
父亲留下的十三本账本，最早的一本是1990年的，泛黄的牛皮纸封面，里面全是手写的土地分配记录。我翻到1998年那一本，第18页，有一条红笔标注的记录。
手机震了一下。
镇司法所长发来消息：“小江，这事别闹大，影响考核。”
我没回。
把账本摊在桌上，一本一本翻，翻到2003年那本，又看到一处红笔标注。
父亲当年做调解员，凡是有问题的审批，都会用红笔做记号。
我数了数，十三本账本里，红笔标注一共七处。
其中三处，都跟贺满堂有关。
2
镇司法所在镇**三楼，我上楼的时候，楼道里都是烟味。
所长姓周，五十多岁，见我进来，起身倒茶：“小江，身体怎么样？”
“不太好。”我坐下，“想暂停调解工作。”
周所长愣了一下，茶水倒出来，洒在桌上。
“你这——”他拿纸巾擦桌子，“是不是昨天那事，满堂冲动了点，我跟他说说。”
我从包里掏出手写的报告，放在桌上：“身体不适，申请暂停。”
周所长看了看报告，又看看我。
“行，你先休息。”他把报告收起来，“等村里自己协商好了再说。”
我站起来：“那我先走了。”
出门的时候，周所长在后面叫我：“小江，年轻人，别太较真。”
我没回头。
下楼的时候，碰到贺满堂他叔——贺建国。
他穿着白衬衫，夹着公文包，看到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错身下楼。
第二天下午，村里传开了，贺满堂在村口老槐树下摆了五桌席。
我在家里听得清清楚楚，鞭炮响了一挂又一挂。
田厚生晚上九点多敲我家门。
“小江，真不管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瓶酒。
我让他进来，接过酒，没开。
“等着看。”
“看什么？”
“看他三天能不能办成。”
田厚生叹气：“他叔在镇上，这事悬。”
我没接话。
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