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常家容不下一个小丫头------------------------------------------，腊月十七。深夜。，蜿蜒着伸进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北风从旷野上扑过来，把路两旁的枯草吹得伏倒又立起，发出细碎而烦躁的声响。，已经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穿着一件改过的旧棉袄，灰蓝色的布面上打着好几块补丁，袖口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发黄发硬的旧棉絮。裤子短了一大截，两截瘦伶伶的小腿肚子露在外面，冻得青紫。脚上那双布鞋是母亲去年秋天做的，如今鞋底磨穿了一个洞，左脚的大拇指从洞里探出来，指甲盖里全是泥。，步子又小又碎，时不时踩进冻裂的土沟里，整个人往前一栽，又赶紧撑住地面爬起来，不敢出声。，步子很大。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旧棉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左手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黑皮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他走得太快了，快得她几乎要小跑才能跟得上。。，常家在村里原本也算殷实人家。常明爱的父亲常远山，早年间是这一带有名的**，虽说不算什么大户，手底下也管着上百亩地，雇着十几个长工。他这个人精明，又会来事，在公社化之前着实攒下了一份家业。可后来运动一来，一切都不一样了。地分了，房子充了公，一家人被赶到村东头三间破土坯房里，往日的排场像雪崩一样，说塌就塌了。，常远山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差。从前那个端着茶壶在院子里遛弯的常老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整日阴着脸、动不动就摔东西的男人。他不甘心，可又不认命，那些说不出口的愤懑和屈辱全都闷在心里，酿成了一坛苦酒，最后全倒在了家里人身上。，是他当年一眼看中的女人。，村里人没几个说得清。她是个孤女，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爹妈是谁。有人说她是黄河发大水那年被冲到岸边的，有人说她是被逃荒的人丢在路上的。总之她从小就在这一带流浪，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口汤地长大，七八岁上就开始在镇上的饭馆子里洗碗。洗碗没有工钱，管一顿饭吃，冬天水凉得扎骨头，她的手每年冬天都冻得像发面馒头，裂开的口子里露出红通通的嫩肉，看着都疼。——她根本没有本名。镇上的饭馆老板娘看她可怜，见她洗的碗干净，随口说了一句“你这丫头像棵桂花，好养活”，于是她就把这个名字记下了。别人叫她桂花，她就应，应着应着，就是一辈子。，路过那家饭馆，隔着油腻腻的玻璃窗，看见了在后院洗碗的桂花。那年她大约十七岁，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粗布褂子，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手腕。头发用一根筷子胡乱别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腮边，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她低着头洗碗，手指冻得通红，鼻尖也冻得通红，可她做事的动作利落得很，一只碗拿起来，抹布一转，放下，下一只，不紧不慢的，像在干一件顶要紧的事。。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三天也来了。他托人去问，饭馆老板说这丫头没有家没有姓，你要是愿意，领走就是了。常远山给了老板娘两匹布、一袋白面，就把桂花带回了常家。
那年冬天，桂花成了常远山的妻子。
没有人知道桂花自己愿不愿意。她从来不提这件事。后来有人问起，她就笑笑，说：“他给我买了一双棉鞋。”就这一句。
她给常远山生了三个孩子。老大常明清，那年七岁，已经开始跟着村里的孩子去割草喂牛，沉默寡言，像个大人似的。老二常明松六岁，性子比哥哥活泛些，总爱捧着一本翻到卷边的小人书，坐在院子里的石碾子上看得入迷。老三就是常明爱，五岁，也是唯一的女儿。
桂花疼这个女儿，疼得小心翼翼。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没有根，没有娘家可回，没有靠山可依。常远山当年把她领回来，给了她一个姓——常桂花，可那终究是冠了夫姓，不是她自己的。她对自己从哪儿来的、往哪儿去的，一概不知。她唯一确信的，是女儿身上流着她的血，女儿是她在世上最亲的人。
所以那天下午，当常远山从外面回来，阴沉着脸把她拉到灶房里，压低声音说出那个决定的时候，桂花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明爱跟我走，明天就动身。”常远山说，“我去外头寻个活路，两个小子留在家里你带着。”
桂花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什么“寻个活路”，什么“带着”——他根本没打算带两个儿子。他在盘算，用最小的代价，给这个家留一条后路。而那条后路上，没有女儿的位置。
“她才五岁。”桂花说。
常远山没有说话，转身出了灶房。他蹲在院子里抽了三根烟，一根接一根，抽得很猛，呛得直咳嗽。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堂屋，拉起正在地上画格子玩的常明爱的手。
“走，爹带你出门。”
桂花站在灶房的门槛里面，一只手扶着门框。她想说点什么，可嗓子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都说不出来。她的手捂着嘴，生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的，照得那双眼睛格外亮——是泪光，但没有落下来。
她的眼泪从来不当着人的面落。
在她还是那个洗碗的孤女时就是这样。冬天洗碗洗到手失去知觉，她不哭；被人指指点点说“没爹没**野丫头”，她不哭；被常远山带进常家的那晚，她不哭。她的眼泪是留给自己一个人的，在深夜，在被窝里，无声地流到枕头上，第二天太阳出来就干了。
她看着女儿被丈夫牵着手，走出了院门。那扇单薄的木门被风带上，“咣”的一声，像一个句号。
常明清蹲在灶房门口劈柴，斧头落下去，一块木头裂成两半，声音沉闷而干脆。他听见了那声门响，手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目光追着妹妹的背影，嘴唇翕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常明松从石碾子上跳下来，往前跑了两步，喊了一声：“爹！”
没有回应。那扇门已经关上了。
这个傍晚，常家村没有人听见一个五岁女孩的脚步声。那些脚步踏在冻硬的土路上，细碎、急促，跟着前面那个越来越远的背影，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未知的深夜。
——现在，深夜里。
常明爱已经跟着父亲走了好几个时辰。
她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只觉得很晚很晚了，天上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风比白天更大了，吹在脸上像刀子刮。她的腿已经不像自己的了，下午出门时新磨出的水泡早就破了，袜子和伤处黏在一起，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她不敢说疼，因为她看出来父亲心情不好。
可她毕竟只有五岁。
她的步子越来越慢，从一开始的落后两三步，到后来落后了十几步。父亲终于停下来，回过头，皱着眉头看她。
“走快点。”他说。声音不大，却沉得像压了块石头。
常明爱赶紧小跑着赶上去。跑了没几步，脚底一滑，整个人摔在了地上。膝盖磕在一块冻硬的土坷垃上，疼得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
父亲站在几步开外，看了她几秒钟，没有弯腰去扶她，只说了一句：“起来。”
她撑着地面爬起来，手掌擦破了皮，黏了土，**辣地疼。她把另一只手里攥着的东西往怀里藏了藏——那是一块干饼，出发时母亲偷偷塞给她的，粗粮的，硬得像石头，她一直没舍得吃。她把饼揣好，低着头，一瘸一拐地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不知多久。常明爱实在撑不住了，困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她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又流了下来，这次她控制不住了，开始小声地、断断续续地抽泣。
哭声很小，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压抑着，憋在喉咙里。但在这寂静的深夜旷野上，这一点点声音被放大了无数倍。
父亲的脚步越来越快。她几乎是在跑了，跑几步摔一跤，摔了爬起来再跑，哭着跑，跑着哭。她喊了一声“爹爹”，声音又细又尖，被风一下子吹散了。
父亲猛地站住了。
常明爱心中一喜，以为父亲要等她，要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跑过去，跑到父亲跟前，仰起头来看他。
月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一线，照在父亲的脸上。
那张脸上的表情，她从来没有见过。不是心疼，不是责备，甚至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她从没见过的、陌生的、带着某种决绝的烦躁。
“你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走了这一路，你就知道哭！哭能顶什么用！”
常明爱被这声音吓得浑身一抖，眼泪反倒憋回去了，张着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父亲深吸了一口气，把皮包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来，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那块饼——她揣在怀里的那块，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出来，被父亲捡起来了。饼已经碎成了两三块，他用纸包着，往常明爱怀里一塞。
“你在这儿等着，别乱跑，我去前面看看路，一会儿就回来。”
他说完这话，没有再看她，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了。
常明爱抱着那包碎饼，站在路边，一动不动。父亲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夜色吞没了。她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她开始沿着父亲离开的方向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小声地喊：“爹爹……爹爹……”
没有人应。
她忽然慌了。那种慌不是因为没有灯、没有吃的、没有火烤的害怕，而是一种更深处的、整个身体都在叫喊的恐惧——她被丢下了。
这个念头在五岁的脑海里炸开的时候，她所有的理智和忍耐全部崩塌了。
常明爱站在空旷的路中央，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次，她没有压抑自己，没有把哭声憋在喉咙里，而是张大了嘴，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哭。哭声尖锐刺耳，穿透了夜色，在荒野上传出去很远很远。她哭得浑身发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到后来开始剧烈地咳嗽，咳得弯下了腰，可还是在哭。她一边哭一边往前走，走两步摔一跤，摔倒了就趴在地上哭，哭够了再爬起来，再走，再摔。
不知道走了多久，路边的地形变了一个斜坡，她没有看清，脚下一空，整个人滚了下去。斜坡不高，大约两米多的落差，但坡面上全是干枯的荆棘和碎石，她的棉袄被刮破了好几处，脸上也被荆棘划出了一道浅浅的血痕。她滚到了坡底，仰面躺在一片枯草地上，一动不动。
天上的云层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开了一些，露出几颗星星，冷冰冰地亮着。
常明爱已经不哭了。或者说，她哭不出来了。嗓子已经哑了，干得像塞了一团棉絮，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眼泪流干了，只剩下无声的、一下一下的抽噎。浑身都在疼，但疼得太多了，反倒分不清哪里疼了，只剩下一种麻木的、沉重的感觉，像有人往她身上填了土，一点一点地把她埋进去。
她的眼皮重得撑不住了。意识像一盏快要熬干的油灯，最后跳动了几下，然后灭了。
她昏了过去。
五岁的常明爱就这样躺在土坡下面的枯草丛里，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寒霜，呼吸若有若无，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
而此刻，在三十多里外的常家村，土坯房里点着一盏煤油灯。
桂花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灶膛里的火早就熄了，灰烬还是红的，一明一暗地闪着。她手里攥着一只布鞋——是明爱的鞋，太小了，穿不下了，她本来打算拆了打袼褙用的。她把那只鞋贴在胸口，没有哭，眼睛却红得像灶膛里的炭火。
她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镇上要饭，一个老婆婆给了她一碗热粥。那碗粥是红薯稀的，稀得能照见人影，可她端着那碗粥，眼泪啪嗒啪嗒掉进了碗里，把那点稀粥都浇咸了。她是没有家的人，所以她发誓，等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永远不会被丢掉。
可她还是没能做到。
东屋里，两个男孩子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常明清睁着眼睛，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网。他什么都懂，他知道妹妹被带走了，知道父亲做了什么决定。他把拳头攥得咯咯响，指甲掐进掌心里，没有松开。常明松侧躺着，面朝墙壁，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里传出极轻极低的吸鼻子的声音。
没有人说话。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沈桂兰是被狗叫声吵醒的。她家住在村子最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子没有围墙，只用玉米秸扎了一圈篱笆。篱笆外头是一条沟，沟沿上长着一排老榆树。她养的那条黄狗大清早趴在篱笆边上冲着外面的土沟汪汪地叫，叫得又急又凶。
沈桂兰披着棉袄出了屋，冷风一激，打了个寒颤。她走到篱笆边，朝黄狗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顺着黄狗看的方向，绕过那丛枯玉米秸，朝土沟里看了一眼。
沟底的枯草丛里，蜷着一个小小的身体。
她顾不上穿鞋，只穿着一双袜子就踩进了冻得硬邦邦的土沟里。那孩子侧躺着，缩成小小的一团，身上全是泥土和枯草，棉袄破了好几个洞，露出来的棉絮被霜水浸透了，结着细碎的冰碴。脸上脏得看不出模样，被泪水冲出的白道子上沾了灰，嘴唇发紫，眼眶下面一片青黑。
沈桂兰伸出手，在那孩子鼻尖下探了探。
有呼吸。
她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了起来，裹进自己的棉袄里，转身快步往屋里走。黄狗跟在后面，摇着尾巴。
进了屋，沈桂兰把孩子放在炕上，灶膛里添了柴，烧了半锅热水，用热毛巾给孩子擦了脸和手脚。孩子的脚冻得像两根冰棍，脚趾红肿发亮，有几处已经起了水泡。沈桂兰一边擦一边掉眼泪。她男人三年前死在矿上，她以为自己已经不会为别人掉眼泪了。
热水敷了好一阵子，孩子的身体慢慢暖和过来。沈桂兰给她灌了一个暖水袋塞在脚边，又从柜子里翻出一件自己的旧布衫，撕开改了一下，给孩子换上。做完这些，天已经大亮了。
太阳出来了，冬天的太阳白惨惨的，但光照在窗户纸上，把整间屋子映得亮堂堂的。
沈桂兰就坐在炕沿上，守着那个孩子。
大约到了上午九点钟，常明爱醒了。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木头房梁，土墙，炕沿上坐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女人。屋子里的空气是暖的，带着柴火燃烧后的烟火气，还有干净的、淡淡的皂角味。
她愣了几秒钟，然后那些破碎的、混乱的记忆涌了回来。嘴唇开始发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
沈桂兰看她醒了，忙往前凑了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孩子，你叫啥名字？家在哪儿？”
常明爱张了张嘴，嗓子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发出的声音又哑又小：“常……常明爱。”
“常明爱。”沈桂兰把这名字念了一遍，点了点头，又把一碗温水端过来，“来，先喝点水。”
常明爱喝了两口，忽然停住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沈桂兰手里那只碗。那是一只有缺口的粗瓷碗，碗沿上印着一朵褪了色的蓝花。她盯着那朵花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抬起头，声音发抖地问：
“我爹爹呢？”
沈桂兰端碗的手顿了一下。她想了想，没有说“我不知道”，也没有说“你爹爹不要你了”，只是轻轻地说：“你先养好身体，不着急。”
常明爱没有再问。她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被包扎过的手掌上，纱布缠得很整齐，打着一个小小的蝴蝶结。她看着那只蝴蝶结，安静了很久，然后一滴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砸在纱布上，洇开了一小块。
沈桂兰把碗放下，伸手把她揽进怀里，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没事了，孩子，”她说，声音很轻很轻，“以后有你桂兰婶呢。”
常明爱没有应声，她把脸埋进这个陌生女人的衣襟里。灶膛里的火还没有熄，噼噼啪啪地响着。窗外的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日光从糊着旧报纸的窗棂缝隙里挤进来，斜斜地落在炕上，落在常明爱露在被子外面的那一小截手肘上，金灿灿的。
那一年，常明爱五岁。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昏睡不醒的那几个小时里，她的父亲曾沿着那条土路来回找了她好几遍。从深夜找到天快亮，喊哑了嗓子，最终瘫坐在路边的土坎上，把脸埋进手掌里，嚎啕大哭。
但天亮以后，他还是走了。回了常家村。
他推开家门的时候，桂花正坐在灶台前，怀里抱着常明爱的那双破布鞋。常明清站在灶房门口，常明松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三个人六只眼睛一齐看向他。
没有人说话。锅里的粥早就凉了，凝成了一坨。
父亲在门槛上坐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吃饭吧。”
那是他在这个家里最后一次提起常明爱。
此后的很多年里，谁也不敢再提这个名字。
而在三十多里外的那个村子里，在那个只有三间土坯房的小院子里，沈桂兰正在给常明爱梳头。五岁的小姑娘头发又细又黄，打了好几个死结，沈桂兰蘸了水，一点一点地帮她解开，边解边跟她说话。
常明爱坐在小板凳上，一言不发地听着。她的小手里攥着一块沈桂兰塞给她的红薯干，攥得很紧，却不吃。
过了很久，她用很小的声音问了一句：
“桂兰婶，我能不能……在你家住几天？”
沈桂兰梳头的手停了一瞬，随即又动了起来。她把那段打了死结的黄头发轻轻地、耐心地、一根一根地理顺了，然后说了一个字。
“能。”
常明爱的手终于松开了，红薯干掉在地上。肩膀塌下去，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脊背却挺得直直的。
门外的日头越升越高。冬天的阳光虽然淡，照在这间土坯房的木门槛上，照在那盆还没来得及倒掉的洗脸上，照在那个低头梳头的女人和那个默默流泪的孩子身上，到底还是有了一点暖意。
鸡又叫了一遍。
又是一个寻常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