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对岸的灯火

饭馆，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吃我做的菜”。母亲又笑着说“好”。沈渡在旁边听着，觉得哥哥的梦想好大，大到他的小脑袋装不下。他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大，不知道饭馆有多大，不知道哥哥以后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他只知道哥哥做的鱼汤很好喝，他还要喝很多次。
那是他最后一次喝哥哥做的鱼汤。
三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沈津走了以后，沈渡的家就变了。母亲不再笑了，她的脸上失去了所有表情，像一张被擦干净了的白纸，你在上面看不到任何喜怒哀乐的痕迹。她每天照常做饭、洗衣、扫地、喂鸡，做所有她应该做的事。但她不说话，不跟任何人说话。父亲跟她说话，她不回答。邻居跟她说话，她不理。沈渡跟她说话，她看着沈渡，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做她正在做的事，好像沈渡说的话没有被她的耳朵接收到，或者被接收到了但被大脑过滤掉了，没有产生任何需要回应的信号。
父亲在那几年老得很快。他四十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像六十多岁。他的头发全白了，腰弯了，步子慢了，说话的声音也小了。他不再骂沈津了，以前他经常骂沈津——不好好学习，整天在外面野，以后能有什么出息。沈津走后的那些天，他开始骂自己。骂自己不该骂沈津，不该对沈津那么凶，不该在沈津说要当厨师的时候只是说了一个“好”而没有说“我支持你”，不该在那个秋天的晚上没有发现沈津不在家，不该在发现以后没有立刻去找他，不该在找不到以后没有报警，不该在报警以后没有继续找。他把所有的“不该”都背在了自己身上，背了很久，背到他的脊柱变形、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每到阴天就疼得直不起腰。但他没有放下，因为他觉得那是他应该扛的，是他欠沈津的，是他欠这个家的。他必须扛，扛到死。他扛了二十多年，在沈渡三十一岁那年，他扛不住了。他死的那天，沈渡从工作的城市赶回来，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母亲坐在病床边，握着父亲的手，脸上还是那张没有表情的白纸。她没有哭，没有说“你怎么走得这么早”，没有说“你等等我”。她只是坐着，握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