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出一沓现金。
“五万。”他数了数，“藏得挺隐蔽。”
“这不是我的钱。”我说。
“那怎么会出现在你床底下？”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间公寓我租了两年，床底除了灰尘什么都没有。上周大扫除我还趴下去看过，空空如也。
年长的警员戴上手套，开始翻看那些信件。信封已经泛黄，邮戳是十五年前的，寄件地址是某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县城。他抽出一封信，展开信纸。
“亲爱的阿默。”他念出声，“妈妈这个月工资发了，给你寄了五百块钱。你在学校要好好吃饭，别总省钱。妈妈一切都好，别担心。”
信纸的落款是“妈妈”，日期2008年4月。
我站在原地，像被冻住了。
“***不是早就去世了吗？”年轻警员抬头看我，“档案上写的是，你十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后去了外地，从此失联。父亲在你十八岁那年病故。”
档案没错。但我从没见过这封信，也从没听任何人叫过我“阿默”。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叫我陈默，连名带姓。
年长的警员继续翻找。饼干盒底层还有东西——一张黑白照片，巴掌大小，边缘已经磨损。照片上是三个人：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旁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是个简陋的院子，土坯墙，地上晒着玉米。
他把照片递到我面前：“认识吗？”
照片上的女人很瘦，穿着九十年代常见的碎花衬衫，笑容有些拘谨。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白衬衫的领子洗得发白。而那个孩子——我盯着那双眼睛，脊背窜上一股寒意。
那是我。
至少，很像小时候的我。但照片里的院子，那对男女，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不是我的照片。”我说，“我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照片。”
“那怎么解释？”年轻警员指着照片背面的一行小字，“‘阿默三岁生日，1998年秋’。你的出生日期是1995年11月，1998年秋天，你正好三岁。”
字迹娟秀，用的是蓝色圆珠笔。我接过照片，指尖在发抖。照片上的孩子对着镜头笑，手里抓着一个粗糙的木头玩具。那个女人看着孩子，眼神温柔得像要溢出水来。
可我的母亲……我记忆中的母亲，是个烫着卷发、涂着口红、总是匆匆忙忙的女人。她离开那天，往我手里塞了五十块钱，说“妈妈过阵子回来接你”，然后就再也没回来。十年后我听说她再婚生了孩子，过得不错，只是从来没联系过我。
这不是她。
“我需要时间想清楚。”我把照片放回饼干盒，“但这些钱和信，真的不是我的。有人放进来的。”
“谁会往你床底下放五万现金和一沓十五年前的信？”年轻警员显然不信，“陈默，你最好说实话。**商业机密已经够严重了，如果再加上来历不明的巨额现金……”
“我要见律师。”我重复道，“现在。”
律师是公司帮忙找的，姓周，四十多岁，西装笔挺，说话慢条斯理。他在分局的会面室里听完我的陈述，眉头皱得能夹死**。
“情况不太妙。”周律师说，“警方掌握的证据很充分。服务器日志、监控、指纹锁记录，再加上在你住处搜出的现金——这些已经足够构成完整证据链。”
“可我是被陷害的！”我压低声音，“那些信和照片根本不是我的！我甚至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
“问题是谁会陷害你？动机是什么？”周律师摊开笔记本，“你在公司有仇人吗？和谁有过利益冲突？”
我仔细回想。云科科技是个中型互联网公司，我所在的算法组一共八个人。组长老张脾气有点急，但人不错；同事小王爱贪**宜，但技术还行；小**毕业两年，总跟在我后面问问题。没有深仇大恨，顶多就是项目分工时有点小摩擦。
“没有。”我说，“我就是个普通程序员，每天上班下班写代码，不参与办公室**，不抢功劳。谁会费这么大劲陷害我？”
周律师沉默了片刻，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还有一个问题。”他抬起头，“那些信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