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手术中，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了一颗红珠子

”
我知道他在防我。
可那七份记录里的信息我已经拍在手机里了。
七个女人，同一间病房，同一个签字医生，时间跨度五年。
第三份记录的页角有一个油印戳——仁和医院院办专用章。那种章只有一个地方会用。
院长办公室。
实习的最后一个月，医院来了一位访问学者。
沈教授，五十多岁，从北京过来，据说是做法医病理的。他在学术报告厅讲了一堂公开课，题目很长，我只记住了一句话。
“法医看的不是死因，是死因背后那个不想被看见的人。”
公开课结束后，我去还投影遥控器。沈教授还没走，正在收拾笔记本电脑。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
“沈教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他抬头看我，没说请讲也没说不行，就等着。
“如果术后组织里发现了异常植入物，不是常规手术材料，但主刀医生选择不在报告里写——这种情况，在法医鉴定上有意义吗？”
沈教授合上电脑。
“什么样的植入物？”
“一颗珠子。红色的。嵌在宫腔组织里。”
他看了我几秒。
“你见过？”
“我只是假设。”
他拿起包，走到门口，经过我的时候停了一步。
“这种东西在鉴定报告里叫非医源性异物。如果是**发现，归临床管。如果是尸检发现——”
他顿了一下。
“那就归我们管了。”
他走了。我站在报告厅空荡荡的灯光下，手机里那七张照片好像隔着屏幕在发烫。
实习结束那天，我收拾柜子的时候在最底层找到一张名片。
不是我的。
名片上印着：周越，江城市刑侦支队，重案组。
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如果你还记得812，打这个电话。”
我记得。
我把名片装进口袋。
实习结束后我没有按原计划去临床轮转。
我转了方向，申请了法医病理学的研究生，导师是沈教授。
面试那天，沈教授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转法医？”
“因为有些东西，临床的报告不会写。”
他没再问第二个。
读研的头两年，我几乎没有碰过妇科的任何资料。沈教授带我做尸检、做组织切片、做毒物分析，系统训练。我像一块被丢进模具的原料，咬着牙学每一个步骤。
解剖课上我从来不发抖。
因为我见过比解剖台更让人发抖的东西。
研二上学期，我以笔名G.W.在国内法医学核心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关于宫腔异物的法医鉴定方法。
那篇论文引用了一个虚构的案例。
数据不是虚构的。
论文发表后第三天，我收到一封邮件。
发件人没有名字，邮箱是一串乱码。
正文只有一句话：“你论文里那个案例不是虚构的，对吗？”
附件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间病房。蓝白条纹的窗帘，棕色的床头柜。
812。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打开手机，翻出那张已经揉皱的名片，拨了上面的号码。
响了两声就接了。
“周越。”
“我叫顾晚，两年前在仁和医院妇科实习。你给我留过一张名片。”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我等了你两年。顾晚，出来见一面。”
我们约在刑侦支队对面的一家馄饨店。
周越比我想象得年轻，三十出头，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剃得很短。
他面前摆了两碗馄饨，一碗推给我。
“吃完说。”
我没动筷子。
“为什么给我留名片？”
他咬了一个馄饨，慢慢嚼完。
“2018年我接过一个案子，女性，二十六岁，死在仁和医院VIP病房。法医做尸检的时候在**组织里发现了一颗红色珠子。我们以为是遗留手术材料，调了厂商信息，没查到。”
“然后呢？”
“然后家属撤案了。院方出了一份死因说明，心脏骤停，家属签字同意火化。我把那颗珠子留了一份样本送去做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样本丢了。”
他喝了口汤。
“我去仁和调监控，VIP楼八层的监控正好在那段时间出了故障。我申请延长调查，被上面驳了。理由是家属已经撤案，没有犯罪事实。”
“所以你把名片留给了我。”
“我留给了每一个在仁和妇科实习的新人。